【大紀元10月1日訊】結局：是誰在妥協？
第2天，朱琴芳告訴我胡批金告訴他的話，當地縣委書記曾找過胡批金談話，他告訴批金，說他到北京找了北京正義劍法律諮詢服務中心主任劉柏江談話了，劉博士對五峰村不再關心了。可是，這麼重大的事情，劉博士並沒對我和老鄭說起。但是，縣委書記來北京我和老鄭是知道的。
老鄭曾就次事當面問柏江，老鄭告訴我，柏江表示沉默。我也當面問過柏江，說：「聽浙江方面的農民兄弟說，長興縣委書記找過你，柏江兄，你可不能因為不給農民兄弟辦事了，也用不著反過來整農民兄弟啊？！」他卻有力地開玩笑似地說：「長興縣委如能掏120萬出來，他會考慮。」我不能理解。
第2天，胡批金從杭州打來電話，說他離開村裡了，但是公安已進村捉人了。公檢法教育等部門全出動了，還有長興電視台的攝像記者等，興師動眾。我問朱琴芳是怎樣想的，她不是對上面自己的老總很有信心嗎？我叫他給朱琴芳去電。
過一夥，朱琴芳很驚張地打電話過來了，她說我們能不能過去杭州一趟。我說我們不是政府部門，現在主動權全在對方手裡，我們下去沒用。現在對方先聲奪人，想造成既成事實。唯一可取途徑，就是按照憲法、法律進行堅決地鬥爭。
可是，那些村裡的積極份子被抓了，現在搞簽名授權書也來不及了。事實確實如此。怎麼辦？我忍不住說了朱琴芳，當初叫她準備公民代理法律文書，她聽從領導意志，想看看國務院的處理結果，不能兩手準備。後來，聽說要抓人，就懵懂了，更不趕緊簽民準備公民代理法律文書。
有時，我話到嘴邊，但忌諱不說了，以為自己急於來搞公民代理出這個風頭。畢竟五峰村的農民兄弟最聽她的主意。而她作為一個獨擋一面的法律工作者，應該在聽說抓人的當天晚上，組織民眾完成簽名授權書。也許她害怕了。
捉人的當天下午，我和鄭一劍正接待另一個農民代表，胡批金打來電話，說村裡已經抓了20幾個人了，甚至連一家幾口全不放過，連99歲的老太太都被抓走了。我們聽了確實非常憤怒。怎麼辦？鄭一劍說他給中央政法委去封信。
第2天，胡批金又來電話，說長興縣城路口、車站到處設防，有大量便衣在遊蕩，連杭州也是這樣了，我聽了又是一大驚訝。可見地方指鹿為馬是非顛倒到了甚麼程度？公檢法就是行政長官的私人工具。我叫他趕緊離開杭州，打輛車走。把所有資料寄到北京再定奪。
不久，朱琴芳又來電話，說胡批金想到北京來，我說，那就別像上次那樣住賓館，我給他在海淀區租房才幾百元一月。我開始感覺擔子很沉重，因為一個受追蹤、被迫逃亡的人想戰勝有著一放諸侯為後盾的當地政府，我們能提供甚麼樣的幫助？當天下午我就去給他找房了。
晚上，朱琴芳打來電話說，公安也要來抓她，她和他丈夫準備外出躲避。哎！我仰天長歎。到現在這種局面，我是有責任。我作為總協調人，在北大憲法學博士劉柏江和農民兄弟之間沒有協調好關係，不然，召開一次有國內40家媒體和國外60家媒體的新聞發佈會，他地方政府能不還給農民受侵害的利益嗎？
劉柏江說出每戶掏500元的費用是在和胡批金等農民兄弟的飯桌上說出的，我當時根本來不及阻止，但我馬上就駁斥他的言論，讓他要考慮農民兄弟的心理承受能力，要真心實意給辦事，到時缺少資金，農民兄弟會理解接補的。
可是，當批金將劉博士的話轉給其他農民時，問題就馬上變了。結果就是大家知道的，劉博士自己訂機票回了北京。
我對這個曾經參與罷免福安市委書記的北大著名的劉博士地反覆無常很是納悶，為甚麼會這樣呢？一個經歷豐富的博士，一個不缺乏正義感的異議人士，在這麼簡單的問題背後，要說出這樣的話，作出這樣傷害整個事件的行動，事先也不商量。難道他背後還有甚麼難言之隱？是的，就這麼一個簡單的說話，就全盤推翻了我這次所有的努力。我不得不深思這次維權失敗背後的真正因素。但也許永遠也沒有可以證實的結果。
這以後的每天，我每天給朱琴芳打電話，我擔心他們的安危。一天，朱琴芳告訴胡批金告訴他的話。總是要到凌晨一點或兩點才能接電話。她說她為牽連她丈夫而內疚。我能理解。後來怎麼打電話都沒人接了。到後來，打手機明明通了也不接了。過了幾天，中央電視台就播放浙江省在征地徵用土地上，如何作得好，沒有一點民憤，地方農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了合理補償，並且，在機制上有很大創新，在全國作出了榜樣。甚麼用部份補償款給農民辦理社會保險、落實再就業等。還有公安部長周永康隔日就去了浙江，要求地方放人。
再過幾天，趙巖打來電話，說於建嶸給他去了電話，說朱琴芳給於建嶸一封信，把憲法學博士臭罵了一通，把我狠罵了一通等。
我又是莫名地驚訝了！我想，是朱支使農民兄弟放棄了法律抗爭後，又選擇了向於建嶸青天，這個總書記的智囊緊密靠攏了。至於，是不是她真心願意這樣做的，還是違心的，同樣，也許永遠也沒有可以證實的結果。而我化名鐘灌干去維權，只能濛濛自己了。謹以此文獻給有民間背景走維權之路的同仁們，向浙江湖州市長興縣那無助的農民兄弟們致以深深地歉意。
（本文劉柏江、鄭一劍皆為他們工作使用的真實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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