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1﹒“利益取向模型”概述
從控制原理上講﹐一個控制系統有幾大要素﹕“控制變量”﹐“狀態變量”﹐“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控制變量”是決策者可以操控的變量﹔“狀態變量”是系統內部狀態的測定指標﹔“目標函數”是決策者期望行為的度量﹔“約束條件”包括初始條件和描述這個系統物理行為的狀態方程。系統控制的目的就是在“約束條件”允許的範圍之內﹐尋找合適的“控制變量”的值(求解)﹐使得“目標函數”達到最小或最大。
對於管理國家的執政黨來說﹐“國家政策”就是政府用來操縱國家的“控制變量”﹐執政黨尋求的“最大化利益”是它的“目標函數”﹐政府制定政策面臨的國際國內黨內黨外的“各種制約”就是其“約束條件”。
執政黨的利益如何來確定呢﹖
執政黨的利益按角色可分為“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國家利益﹑普世利益”。政黨是由黨員組成﹐每個黨員作為個人﹐有其“個人利益”﹔作為一個政黨團體﹐必然又有其“集團利益”﹔作為一個執政黨﹐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國家又生活在世界環境中﹐又避免不了尊重“普世利益”。執政黨的目標函數就以下各種利益的加權總和﹕
個人利益 ——權力欲﹐成就感﹐名聲﹐威望﹐歷史貢獻﹐財產收入﹐家人子女親戚朋友得到好處等﹔
集團利益——執政機會﹐黨的人數多少﹐黨的威望﹐黨控制的財力﹐控制媒體的程度﹐控制軍隊的程度等﹔
國家利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綜合經濟實力﹐國防力量﹐人民安居樂業的程度﹐環境保護﹐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等﹔
普世利益——人權﹐自由﹐民主﹐宗教信仰﹐道德水平等﹔
執政黨制定什麼樣的國家政策﹐籠統地講﹐就是由上述四大利益的取舍來決定的。不同的執政黨會在各個利益之間有不同的取舍﹐有的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有的把“個人利益”放在前面﹐我們用一個權重(W)來衡量這個利益的分配取向﹐這個系統可用以下模型來表示﹕
1) 執政黨總體利益目標函數 L(p) = 個人利益 * W1 + 集團利益 * W2 + 國家利益 * W3 + 普世利益 * W4
這裡﹐
「p 」是政策變量 (系統中的控制變量) ﹐
「W1,W2,W3,W4 」是權重變量﹐代表四種利益的「取向」﹐
各種利益(L)和權重(W)又取決于政策變量(p)。
2) 執政黨的目標就是追求使它的總體利益最大化的國家政策﹕max L(p)
3) 決策制定過程中的約束條件﹕
(I)﹒W1 + W2 + W3 + W4 = 1 (權重分配)
權重的大小反映政府在各個利益的重要性上的分配﹐這是政府利益取向的直接指標。
(II)﹒有形約束﹕政治制度﹐言論﹑新聞自由程度﹐社會矛盾衝突大小﹐外部環境壓力多少等。
(III)﹒無形約束﹕道德基礎﹐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信用程度﹐人民對政府的期望﹐民意訴求等。
(IV)﹒幾大利益相互之間的制約關係﹕“國家利益”同“普世利益”之間互相衝突的關係﹐“個人利益”同“集團利益”之間互相強化的關係等等。
以上模型只是象征性地描述一個執政黨在利益驅動下的決策行為。
一般來說﹐任何政黨在都會將追求“個人”和“政黨”的集團利益作為最大目的﹐但是由于“有形約束”和“無形約束”的制約﹐在利益取向上的取舍就不能隨心所欲。
對于民主國家來說﹐“有形約束”顯示出更大的約束力。投票選舉﹐政黨輪替﹐新聞自由﹐使得執政黨和人民之間有一個利益制約的互動關係。在對于“個人利益”和政黨“集團利益”的追求中﹐如果對“國家利益”的損害超出了人民的容忍程度﹐這個政黨就會通過選舉﹑彈劾等方式付出代價﹐所以﹐從總體和長期來看﹐使政黨利益最優化的“國家政策”會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合理的範圍﹔對于極權國家來說﹐政黨操縱國家暴力機器的能力大﹐使得政府和人民之間較少互動﹐“有形約束”作用也就很小。
制度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道德基礎之上的﹐所以“無形約束”對于規範一個政黨的行為也起著很大的作用。
2﹒什麼時候政策將對人民最有利呢﹖
如果國家政策使得“個人利益”和政黨“集團利益”最優化的同時﹐“國家利益”和“普世利益”也同時最優化﹐各種利益都得到最佳滿足﹐這時執政黨的政策將對人民最有利。
拿中共來說﹐在建國初期的1949-1956年和改革開放早期的1977-1985年這個階段﹐四大利益相對比較一致﹐領導人個人得到威望﹐政黨得到威信﹐人民得到實惠﹐這時社會發展就相對比較協調﹔
最差的情形是﹐政策非常有利于“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有損于“國家利益”﹐違背“普世利益”﹐這時執政黨的政策將對人民最不利。每次中共領導人為了個人目的發動政治運動期間﹐就是四大利益非常不一致的時候﹐這時社會矛盾就會多﹐人民生活也就受到嚴重影響。在中共歷史上﹐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的事例也比比皆是﹐特別是在領土問題上﹐上世紀未江澤民簽署的承認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條約而出賣達幾十個台灣的黑龍江以北的土地﹐就是典型事例。中共高調統一台灣﹐只是因為這是國共之爭留下的有關黨的威信的問題﹐才被中共一炒再炒﹐當作民族主義的煙幕彈。
可以看出﹐「利益取向」(W值) 是衡量一個政黨長期走向的綜合指標﹐這也是我們在文章中用來分析中共未來走向的基本依據。
3﹒中共患上了晚期“利益取向癌變”症
對中共而言﹐利益取向嚴重偏向“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用符號表示也就是﹕
(W1 + W2) >> (W3 + W4) (“>>” 意思是“遠大于”)
如前所說﹐任何執政黨都有追求“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最大的本能﹐但是﹐由于各種約束﹐使得執政黨必須在四大利益的取向上保持一定的合理性﹐而中共並沒有這種有效的約束。
相反﹐在最近十幾年來﹐中共 (W1 + W2 >> W3 + W4)的“利益取向” 出現了幾個具有“癌變”的典型特征﹕
1) 癌細胞的一個特點就是 “擴散”
一是執政黨利益集團擴大化。通過利益分享﹐從過去單純“政治精英”擴大到把“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也拉入利益集團﹐讓社會失去了聲音和良心。
利益集團 = 政黨核心 + 政治精英 + 經濟精英 + 文化精英
二是執政黨的利益驅動模式滲透到社會階層的各個角落。上樑不正下樑歪。嚴重偏向“個人和集團”的“利益取向” (W1 + W2 >> W3 + W4) 擴散到全國上下﹐從官到民﹔而國家政策和社會風氣又反過來強化這種癌細胞﹐使得越來越多的機構和人們染上這種“利益取向”。從上到下﹐人們在利益追求行為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個人利益”成為全民追逐的對象﹐地方和幫派的“集團利益”成為維護“個人利益”的強力工具﹐“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削弱﹐“普世利益”被忽視﹐甚至不被認同。
2) 癌細胞的另一個特點就是 “沒有自我恢復能力”
中共沒有制約機製來制衡嚴重偏向“個人和集團”的“利益取向”的癌變過程。模型中提到的“有形約束”和“無形約束”在中共的決策行為中基本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部門已經得了這種“癌症”的情況下﹐他們又不可能“自發”“自覺”地制定出“制約機製”來恢復正常的“利益取向”。
3。如何從“利益取向模型”來解讀中國走向
人們在評價中共時﹐中國這二十幾年的經濟成就和在人權﹑言論自由上的相對寬松的感覺﹐同世界日益頻繁的交往﹐中共頻頻出台的改革措施釋放的善意﹐“為民所系”的宣傳﹐對新一代領導人將逐漸開明化﹐甚至民主化的期望﹐都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方面。
而人民厭倦政治動亂﹐希望中共自己改良的自然心理﹐也使得人們總是原諒中共﹐而給予中共一次又一次機會。
要分析中國的長遠走向和危機﹐就不能忽略大眾的這種對中共的感受﹐片面的去爭論“主義”“政體”﹐是沒有意義的。真正決定中國問題的﹐不是那些可塑性很強的制度和政策問題﹐而是人們的價值觀的改變﹐利益取向的改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把制度和政策看做“木”﹐“價值觀”和“利益取向”看做“人”的話﹐人們就能明白“利益取向”的癌變才是根本的和難以康復的。這種癌變﹐會讓“未來的中共領導人會逐漸變好”這樣的預期成為一種空想﹐因為已經積累了無數“原罪”的中共“集團利益”就如同一架淘汰好人的機器﹐會將任何試圖傷筋動骨的人撕得粉碎。
在下面的篇幅中﹐我們將論述中共“利益取向癌變”的發生發展過程﹐分析中共的各種改革措施能不能解救它自己﹐進而分析老百姓應該如何作為來保證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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