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中國知識份子是世界上最有“生存智慧”的知識份子。這種“文化優勢”一方面要感謝無神論的傳統教育，它從內部根除了終極端焦慮對良心的質問；另一方面要感謝東方專制主義的錘煉，它從外部鈍化了任何尊嚴意識，並以“明智”取而代之，甚至將尊嚴感貶斥到愚人世界。道德自衛是中國心靈千百年來的戰爭，其著名結果就是彎曲真理熱情並不斷降低道德低線。因此，中國知識份子面對強權選擇了三種存在方式：第一，投靠，爲王前驅。第二、在朝跪諫，在野垂釣——站在君往立場上爲王而死是最高理想。第三、以“雜文”方式冷嘲熱諷。幾乎沒有人站真理的立場上直接責備強權，就象以色列先知站在君王面前一樣。當然中國知識份子中不乏“死道”者，但這種英勇往往導致自義，而沒有把這種行爲視爲對真理的跟從，把自己視爲真理的僕人。

中共建政以來，特別是胡風事件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和勇氣逐一被剝奪，道德底線逐漸成爲生存底線——活著，成爲中國人唯一的人生理想。毛死了以後，鄧的改革政策似乎使中國的道德底線有所回升：“委婉地講真話”以及“至少不說假話”成爲新時代的道德底線。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知識精英和體制內改革幕僚基本上是在上述兩個底線上發言的。鄧對這種妥協大部分時間採取了妥協立場，直到1989年民主運動。這場運動之所以遭遇軍隊鎮壓，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它開始向原初底線回歸，這是鄧小平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江澤民吸取鄧小平的教訓，對任何企圖在原初底線上發言的人，他唯一的反應就是派去警察，並將之關進監獄。江澤民時代的言論進步與這位政治丑角的開明沒有任何關係，這種進步一方面是因爲這位熱望獨裁的人已經不具備前任獨裁者的權威，另一方面就是因爲網路自由的突如其來。

值得慶倖的是，中國當代歷史上竟然不乏完全站在原初底線上發言的英雄人物。在毛時代，這個代表人物就是林昭，在鄧時代，這個人是魏京生，而在江時代，這個人就是胡石根——胡石根是江澤民時代的林昭，江澤民時代的魏京生。這三個人不是大思想家，不是顧准，不是陳寅恪，不是李慎之，他們基本上都是行動主義者。這三個人對暴君沒有採取“講政治”的發言方式，他們更不是吳晗、不是胡耀邦，不是任何打算勾引江搞政治改革的開明人士；他們有話直說，他們沒有任何顧慮，他們恢復了語言最基本的功能，並使心靈卸去全部僞裝和負擔。這三個人甚至沒有採取魯迅和王曉波皮裏陽秋式的反抗，他們直立在那裏，使文學智慧變成僞智慧，使“戰士”變成蒼蠅，使“匕首”變成盾牌，使“幽默”露出犬儒。

林昭之死把國家和人民到倒立起來，或者把整個顛倒黑白、顛倒是非、顛倒底線的世界又顛倒過來，她使浪子重返心靈的家園。她的事業沒有完成，暴君和他淫穢兇殘的時代將林昭所顯示出的底線毀滅於群衆的怯懦之中，也粉碎于人民的精明之中。乃至今天，當我們重新發現林昭的時候，我們的心靈在顫慄中不免懷疑：中國真有這樣絕決的人嗎？不僅僅是因爲林昭出類拔萃，也是因爲我們距離原初底線實在太遠了。魏京生是第二個站在暴君面前不打算絲毫妥協的人，他沒有用“比喻”的方法說服鄧小平“開天闢地”，他直接警告說：鄧打算成爲象毛一樣的獨裁者。魏京生正在服刑的時候，“六四”血案發生了，胡石根站在魏京生的位置上，甚至更高的位置上（他已經不在乎江是什麽人了），組織中國的反對派——1989年以前，“自由化思想”面對整肅往往這樣申辯：我們絕不想組織政黨；甚至在被逼迫的時候還打算呼喊“毛主席萬歲”來證明自己的“第二種忠誠”。胡石根不需要爲自己辯護，他就是要組建中國的反對黨，他在法庭上極其簡單地說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打倒共產黨！”這一口號在要求“執政黨”下臺這種政治文明的意義上，可以說完全是原初低線上對政治常識的陳述。但即使“異議人士”似乎也會感到此話“過了”。這是怎麽回事呢？是胡石根太“瘋狂”了，還是我們離底線太遙遠了？

一隻跳蚤被裝進一個瓶子裏，扣上蓋子。跳蚤本來可以跳出瓶子，但每次它都撞在瓶子蓋上。長期以來，它擁有了一個經驗：每次只跳低於瓶子的高度，這樣就不會碰到瓶蓋。最後將瓶蓋打開，這子跳蚤仍然不會跳出來——它已經習慣於瓶子的高度了。另一個故事。一群老鼠開會研究對付貓的辦法，他們想出了給貓挂上鈴鐺的好辦法，這樣貓走近時他們聽見鈴鐺的聲音就可以逃避——這個故事廣爲人知：沒有一隻老鼠敢去給貓挂上鈴鐺，因此他們的政治方案仍然是紙上談兵。

我們的現實是：一群有跳蚤經驗的老鼠研究憲政制度，打算給中共或中國這只貓挂上，但沒有人去實踐。林昭跳出去了，魏京生也跳出去了，然後是胡石根。“人民”躲在“瓶子”裏，“精英”繼續開會。關於那三個人，一個死無葬身之地，一個被“同志”弄髒和遮罩，另一陷入牢獄，生死未蔔。感謝互相聯網，接近原始底線的抵抗已經開始，在虛擬廣場，我們要爲英雄留一個位置。

200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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