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民最近在《瞭望》週刊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現在特別要防止發生“自由有餘而平等不足”的情形。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社會實現了大面積的平等，以往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現象被消除，大眾教育迅速普及，占人口1/2的婦女獲得了解放。但是計畫經濟體制和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理論，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成員作為個體人的自由，也使平等逐漸喪失了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正是通過基於自由的創造，初步突破了原有身分、地域、行業及所有制方面的人為限制，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但由於平等規則的缺失導致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指定上出現了嚴重問題：一部分人的自由損害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進而使某些居於強勢地位的群體將原本“基於自由的創造”行為變成了“基於自由的為所欲為的擴大”，使市場經濟喪失了起碼的平等性，造成少數人的資源無限制、超常規的大肆擴張，成為社會不公的根源之一。

實際上，改革開放前的那種“大面積的平等”，只是以革命名義強制造成的人為的平均主義，不是吳忠民教授所說的“平等”。正是推行這種貌似平等、實則以更森嚴的等級制支撐起來的平均主義，在根本上斫喪了中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極大地抑制了社會進步，毫無疑問那是一個沒有自由、也沒有平等的時代。改革開放將中國社會從絕對平均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使社會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正常化的軌道。然而，從90年代初以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之所以都是有利於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從而造成極少數人迅速積聚並佔有了大部分的社會資源，首先並不是因為“平等規則的缺失”。不平等是一個結果。恰恰是沒有自由，憲法所規定的作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自由都被剝奪殆盡，中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沒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既沒有選擇政府的自由，也不能公開批評政府，除了私下的議論和發牢騷，面對一切社會不公都只有望洋興嘆。因此，我以為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自由缺席造成的。

長期以來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對本國的認識就有一個誤區，以為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孫中山之所以把中國稱為“一盤散沙”，並提倡為國家爭自由，個人則放棄自由。如果說中國人自古以來有過什麼自由的話，也只有當順民、當臣民、喊萬歲的自由，從來沒有做人、做公民的自由。連自由這個概念本身都是舶來品，難怪嚴複在翻譯密爾的經典《論自由》時，為了怕被誤解，翻譯成了《群己權界論》。自由，就是做一個公民的自由，可以選擇政府、反對一個壞政府的自由，表達的自由，沒有這些自由，一切的一切都無從說起。

今日之中國固然缺乏平等，那是因為缺乏自由的原因。即使在“文革”早期毛澤東煽動愚昧、狂熱的青少年造反之時，造反者本身也是籠罩在毛澤東至高無上的絕對皇權下，沒有什麼自由。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由於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也不是言論自由的表徵，而不過是相互攻擊的一個工具。舉國上下的大串聯和層出不窮的各類造反派組織，因為“奉旨”而生、“奉旨”而滅，同樣不具備結社自由的特徵。在我們這樣一個專制歷史悠久、傳統壓制自由的深厚的國家，到任何時候自由都不會太多而只會太少。吳忠民教授所擔憂的“自由有餘而平等不足”恐怕只是杞人之憂。中國之需要自由，猶如大旱之望甘霖、沙漠之盼綠洲。有了自由的保障，平等問題雖不可能一夜之間得到解決，但隨著自由的到來，離平等也就不會太遙遠了。必須清醒地知道，平等不是平均主義，它不是李自成的“均貧富”，不是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句話，平等不是結果的平等，並不意味著貧富兩極的消失，不是將精英拉回到大眾相同的水準。平等只不過是起點的平等，規則、程式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義上的平等。沒有自由，我們根本不可能指望有這樣的平等出現。中國人只有在意識到自身的權利、自由和尊嚴，實踐“不自由，毋寧死”的信條，理直氣壯地追求真正的個人自由時，平等也才會同時向我們招手。連最基本的自由都沒有，又擔憂什麼“自由有餘而平等不足”！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