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4日訊】3、在理論上對共產党非法的證明
前言
將士們，朋友們：
我們以上的全部敘述都只是一种邏列，它只是指出共產党
（1）、在來源上不具有中國民族的本土性；
（2）、在在野的條件下及（3）、在執掌政權的條件下都沒做過好事，其歷史記錄全是罪惡。這樣一些舉例充其量只是共產党行為非法的證据而非共產党非法的證明。我們所列舉的這些事實，只是因為我們（一般意義的人）能被世界事物所剌激，引發經驗，這些都只是經驗事實。
但說共產党決不會變好。這卻是一個判斷，列舉多少它的有罪事件都不足以保證判斷的普遍有效：因為經驗是外在事實，而判斷是就它做為一個道理的本身，做出是真是假的求證。只有道理才有真有假，經驗無所為真假。只有對道理自身是相容還是相悖的不疑證明才算是真理。真理才必然合法。
所以我們列舉的這些事實只能支持起共產党的以往史而不能肯定它的未來史—只能使人看清它從創立到今天沒干好事，但不能肯定它今后還不干好事。
在這一意義上提出打倒它，只是懲罰意義而非證明意義的，那是說：因其前有罪行，行為在得到相應的回報時，拿來回報罪惡的當然應是制裁。這樣一种關系是應然的，不是必然的。
判定共產党以后也不會變善，這是一個證明。證明命題必須符合下述規則：
只要提供了前件，只憑對前件的分析，就得保證得出結論。那結論雖是被運算所推出，但它在被運算之前早已在前件里，結論是前件本原含有的，是前件的构成成份。只是不能被直觀，證明就是用分析法把它呈顯出來，使之被直觀。
所以證明所解決的是：那是什么東西—-因為它是某某种東西，才必有某某种表現，這种關系是必然的。不變的。
證明類的例子包恬最簡單的算術，數學，物理、天文……如果提供的前件是“1+1”，無論是最“反動”的地主婆，還是最“革命”的江賊民，都只能得到“2”。前件含些什么与證明者的身份、立場無關。
證明就是關于前件和結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只能是包含与被包含的關系。違犯了這一點，那就不是證明。
我們毫不妥脅地提出必須打倒共產党，不是因為仇恨它（雖然我是非常仇恨它的），不是因為它的全部歷史都是罪惡，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具體的理性，是個道理，我們是說它在做為一個道理上就是非法的，在道理上非法的東西只能唾棄而不能修補。我們通過嚴格而可靠的證明，發現它內部的要素之間含著不可克服的矛盾，這不是人從外部加給它的，它是天然如此，這是我們的力量所無法摘除的，只有唾棄這一個選擇。
解放軍將士們，朋友們：我請求你們与我們一道來理解：
共產党在說“堅持共產党的領導”這個憲法原則的同時，就已經把證明的前件提了出來，把證明的必須性交給了每一個中國人。這個前件就是—-
“共產”；或“共產党”。
共產主義合法非法，共產党合法非法，并不看共產党都干了些什么，怎么去干的，而就研究“共產”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都說了些什么，它所說的這些相互矛盾不矛盾，就是它的非法与合法。所以說共產党的非法性就在“共產党”過三個字里。在這個名詞的形容成分—-“共產”里。
這不是出于我反共的堅定性而別出心裁地要求，這是因為人是“理性存在物”這個根本的事實，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是人不論什么人，只要他在活動，就是由意志來支配，凡陷實踐于持久危机的指導原理，都是因指導實踐的那原則自身所包的含矛盾必然導致。如果是人犯的錯誤，是可以通過認識來改正的，即使是惡劣的領袖也可以通過更換而獲得調整。共產党從創立到今天換了几十茬領袖了，且各個領袖并立的狀況也出現過，為什么這些條件都沒有扭轉共產党的殘酷性，攻擊性？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只有一种不變的因素在發生作用，才能在其他因素發生變化的條件下繼續保持原有的質量（即党的性質），八十多年來，在在野与執政的不同條件下，在毛澤東換成鄧小平、鄧小平換成江澤民的條件下，保證了共產党的攻擊性不變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能肯定地告訴你，它就是—-“共產党”這三個字！
當然其中的“党”字不起作用—-因所有的政党都是這同一個党字，人家為什么不殘苦、不改擊呢？能區別開不同政党党性的不是党字，是党字前的限制成份—-“共產”這個形客詞。
這一立論能說得通嗎？—-在挑戰這一立論的是：共產党各時期的方針、政策是由人制定的，那些罪惡也是由人用行為干出來的，可是我們一上手就列出了根据—-人是理性存在物：人有意志，只有有了意識，即成為理性的，才能產生意志，所以人是照著理才行為的。而“共產”就是一個理性！共產党能擁有6000万眾，它通過什么？無論是宣傳、欺騙、利誘……總至，它必須讓人知道它，懂了它才成，只要讓人知，讓人懂的，就統統是理性的運用，理性活動。
毛澤東也好，鄧小平、江澤民也好，他們是服從著“共產”這個原則來思考，來為共產党构建方針、政策的。他們所构建的方針、政策得以滿足“共產”、促進“共產”為先決，這樣他們才能成為共產党所需要，所能容納的領袖。有兩位做了好事的領袖：胡躍邦、趙紫陽，可他們的方針、政策，行為所滿足的不是“共產”，而是自然界里的生靈，雖然他們自已還未自覺到，但其所做所為已經是叛逆共產党的党性而投入人性的怀抱了，如果他們有机會繼續地執掌下去，要嘛他們滅共產—-我們的思想先驅者戈爾巴喬夫老人，要么，共產滅他們！事實正是這樣，共產滅了胡公和趙公。
反正決不會是共產与他們的并存。
“共產”，以及“共產主義”為最高目標的集團，這都直接就是些道理，是道理就可以充做理性證明的前件，因為它自身既包含著构成它的必須要素，又包含著要素之間的聯系，還包含著它是人類理性背景內的，以及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其中，那怕極少的環節存在著矛盾，那也必導致實踐的危机。我們就可以把它拆卸開來，一一加以識別，就能直觀這些要素之間是相容還是矛盾，它与人類的總理性是相容還是矛盾。我這些闡述的真理性根据是—-人類是先有判斷后有概念，而任何一個概念，那怕最簡單的，也是由判斷得來的。只有我們的祖先把某一特定的對象加給某一代碼，這代碼才成為概念。
所以人類理性，形成人類理性的環境，理性的形成過程，還有理性所借助的代碼形式—-概念，對每一個成員都是絕對一致的，不問你是黑几類，也不管你是不是根紅苗正。不管你造了几個代表，還是敵對分子。任何一個概念所含的意思對任何人都是同一些，那樣一种构成法，不因江賊民還魏京生而有所不同。
任何人只要有起碼的誠意，對有效性的證明都不會排斥—-因為證明讓人清楚的直觀到了各要素之間的關系。
我們前五題的敘述即是万分真實，為什么不足以有普遍效力呢？因為那只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實踐史是由人用行為完成的，同一個人，既可以去干傷天害理的事，也可以做有助他人，增進周圍福祉的事。我們看到的最坏最惡的毛澤東，罵彭德怀是反革命，可六三年他派彭德怀去西南，卻又對彭說“也許歷史會證明你是對的”，這證明他仍是党性与人性并存的兩面人，只是人性處在很弱的地位，占很次要的比例罷了。
陳公博在性格上不是不善良，也不是沒有學養，不是不正派，不是不恨日本鬼子，他不是恨透了汪精衛才跑越南的一座竹樓上生悶气嗎？這些都不足以保證他不在陳璧君的放聲一哭里喪失理智，跟上陳壁君北上南京，赴罪湯蹈孽火。
再有：打家劫舍的土匪是坏的，惡的，可抓了張大千的那伙土匪中就有一個人良心發現，偷偷放了他，要不這世界上到哪去找這位大宗師去？可是這位放了張大千的前土匪某年某日從大隆潛逃，碾轉到台灣，手拎一幅張氏早年坑人騙人的原作敲了大宗師一筆錢；這事又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張大師也荒唐過，行騙過—-這些例子可證：無論一個凡人，一個領袖，還是思想宗師，或是一個政党，從其所做所為里都不必然能推他出未來依然還如此。
我們以上的列舉全是關于“怎么樣去做人”的，而“如何去做、做什么”全是選擇，選擇是既可如此也可如彼。所以說“怎么樣去做、做什么”不具有必然性。真理并不在“怎么樣做和做什么”里—-
無論真理歪理都是理，所以真理只能存在在道理里，不在道理外。前五節的所舉是事實，事實可能含道理，但并不直接就是道理。事實是人的行為所造成，人的行為服從意志，意志雖然是遵理而成，但并不必然是真理，它也常常服從只對需要的滿足。—-以上所舉全部都只是經驗事實，并不直接地就是道理。
而“共產”直接就是個道理，“党”也是按照一定道理才形成的集團，所以“共產党”這個名詞就給出一組道理。這道理的是真是假就在這個詞內，不在其外。
對共產党有擁護有反對，但“共產党”這三個字無論對擁護者還是反時者都是一個寫法，同一個涵義。“共產”，“党”做為道理并不是共產党一家的專利，共產党并沒有獨攬“共產党”解釋權的合法性資格。“共產党”做為一個具體道理是全人類理性內的，它成立不成立，是看它的涵義矛盾不矛盾，并不問憲法上規定不規定。
分析所得的結果對誰都是而分毫不差的。因分析受被分析前件的限制，只能澄請“那東西是什么”，如果肯定了那東西是瓜，就別指望它結豆；如果澄明了它是鴆，那就別指望它沒有毒。
這段交待算是本節的概述或前引，闡明了求證与選擇的區別；只有求證才事關真理，只有按正确的求證所做的選擇才在實踐上具存有效性。
其實本節的設立是回答我們曾在以前提出過的—-什么是共產党？
因為我們的責任就是如何為中華民族找到擺脫危机的道路，我們就必須确定造成災難的原因。并不只是我們在找，那阿濤、阿寶也在找，而且他們為民族擺脫危机的愿望不會比我們弱，心也末必不誠，可他們肩上的負擔不僅將使他們的努力化為灰燼，還很可能引發更強烈的后果。就因他們不懂得什么是共產党，當然更談不上對政党所必需的背景條件的把握，如果确證共產党与政党得以成立的背景處在尖銳的對抗中，那么走出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消滅共產党，這至少在目前他們還不能与我們共識。因為他們參加了共產党，并在其中活動，在他們的閱歷之路上，不可能碰上這個問題的挑戰，他們的救國之策里就還含著對共產党的拯救。共產党亂殺亂砍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卻沒有人弄清什么是共產党；我們民族是從上世紀初才開始試著對知行混一型文化做清理的，它并沒成熟到對這個問題的揭示階段，只有在經歷了共產党八十多年的活動，五十余年的共產主義實踐，一再地碰壁，一再地陷于災難，現實歷史才必然地逼著我們触到這個問題：不回答“什么是共產党”，我們就走不出這個困境—-君不見：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共產党做了清算，在最初几年的好轉背后就包藏了整個民族文明的衰退，全社會的倫理淪喪，整個政權的腐敗推動著民族的墮落。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共產党的最基本性質是攻擊，這個“特色”盤据在共產党人心靈最深處，他們卻覺察不出，他們只能覺察自己的需要，因而所有共產党人的所做所為都是為自我滿足。它就圍著“對我具有滿足性”來使用力量和智慧，并不識別自己是在對別人發動攻擊，因為“攻擊”做為方法論被目的、利益、事件所掩蓋，誰心里都沒上升到明朗位置。可在共產主義之前呢？國人行為已有一個牢固底線，大字不識的老嫗在教孩子時都會說：“你自己不想的事別推給別人”，這句朴素的世俗之見其實就是：“每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人”，這就是行為所根据的標准，人際聯系的底限，人類价值觀的底限。共產党党性倡導的攻擊性就把這個底線摧毀了，因為它雖為底線卻深藏不露，世俗的生活触不到那么深，而只能触到需要，目標，行為，人在用攻擊追求滿足的同時，攻擊也就成了底線，這一點并不需要知覺到，潛移默化地就完成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話的深刻寓意就在這里，它看到人的目的、追求，活動是可清晰經驗的，但人發動目的、追求、活動所据的那個根据卻是無法把握的，人的每一需要都立馬推動出一個努力，可能及時獲得滿足。一個充滿興旺發達的民族所仰仗的活力卻不像滿足需要那樣輕而易舉能造成的，它不是直接的，培育出這种健康的根据需要許多有志之士的特久不懈的努力，得百年時間。
胡錦濤、溫家寶兩個正派（現象上看，不一定可靠）人代替了邪种混刀肉，做了許多努力，但他們這种努力不僅沒扭轉禿勢，相反引發共產党內另一翼的反彈，造成更強烈的反攻。請看：
共產党自己的中央紀委對共產党的貪官污吏都失去了效力，相反紀委開始怕貪官，吳官正無力推動廉正，甚至他說句公布審計報告的話，都立刻遭到來自各地的威脅，政治局內的發難。
事情明擺在那里，任其腐朽下去，共產党不是非垮不可，而可能被走頭無路的人砸死，若認真追究，絕時多數的共党官員都得進大牢，追究可能逼反了他們，所以進不能，退亦不能。政治局里的上海幫們阻撓公告審計，是出于自保，他們那些威脅胡溫的話确也是實情。反了十五年的腐敗，到今天違規金額已達到二万伍千二百多億，這個數目宣告：接近內戰所需要標的了。
再是暴力執法也到了天限無度的水平：暴力征稅，暴力禁止上訪，暴力征地，暴力折遷，暴力鎮壓反對派、暴力扑滅宗教，暴力殘殺法輪動……實際上已超過了暴動警戒線。
共產党已經把抓人當成政權安全須臾不能相离的拐棍：為開個鳥四中全，抓了好几万人了，這哪還是社會，這明明是虎穴狼窩。北京上訪的同胞們都用衣服來表達訴求了，警察不再是狼而個個都是吊睛白額大虫：槍擊、殺人、買凶、報負……已經是共產党最正常的解決問題的手段，街上死了人都不出警；……這一切都揭示什么？—-
揭示共產党党性對人性的抗拒—-
我請將士們明白：共產党的党性与人性是不能同時并存的。所以說在人性取得胜利之前，必然要遭到党性的瘋狂的最頑強最殘酷的反扑。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必須回答：“共產党到底是什么”所繞不過的根据。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明察世界是什么，世界存在的真諦是什么；才能确信在人的世界里除了人就沒有更高原則，才知道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只能人是本，而非党本；才知道社會選擇的唯一標准—-人的尊嚴。
擺脫困境的方法、道路也自然地就在腳下—-
唾棄共產党！
為了閱讀和更方便理解，我們為本節各證明要點和進序列一個目錄：
首先要奠定世界的最高原則，人与党的關系：
A、關于世界
B、世界事實与精神事實
C、什么是共產党？
D、“共產党”是個名詞，它的限制成分“共產”与人的存在是不可克服的矛盾
E、相矛盾的理式也是理性背景所必須的，但不是實踐原則所必須的
G，出路只有一條：打倒共產党！
將士們，朋友們：世界上沒有党，只有人，為什么要做党的訓服工具而不做增進人類福祉的工具呢？站到人民，民族的立場上來吧！
我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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