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法律產生于情理又維系于情理，把法律條文生搬硬套地輕罪重判或重罪輕罰是違法的。司法机關除暴安良的同時，更需要悲天憫人。
1994年1月31日，國務院前副秘書長、國務院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顧明的秘書、即將升任局級官員的俞梅蓀，被安全部門秘密關押。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由女法官張存英宣判的《刑事判決書》，以“莫須有”的泄露國家机密罪判處俞梅蓀有期徒刑3年。一個星期后，俞梅蓀被押解到位于北京市郊豆各庄的第二監獄服刑。在此后的兩年里，曾經從事過10多年立法組織和立法研究工作的俞梅蓀，見證了許多的冤獄冤案，他和許多輕罪重判、甚至于無罪重判的獄中難友，結下了生死情誼。本文根据俞梅蓀的相關回憶整理而成，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全部屬實，特此說明。
一、李樹森与闞永田
李樹森，1968年生人，一米八的個頭，頭發有些卷，濃眉大眼、皮膚白淨、健美英俊、為人正直。他的父母是企業干部，家中還有哥哥姐姐，家住和平里。80年代末，李樹森畢業于北京一家旅游學校的外語大專班，畢業后在麗都飯店的假日旅游公司工作，由于對公司另一部門的工作更有興趣，已商得該部門同意准備調去工作。本部門的美方經理見他很能干，并且是擅自与其它部門進行聯系的，就不肯放行。李樹森為泄私憤，半夜里把這位經理的皮箱搬走藏在樓下的花房里，次日經理發現失竊報了案。李樹森把此事悄悄告訴給几位同事，警察得到線索后前來破案，他們見其中有包括照相机在內的价值上万元的貴重物品，失主又是一名外國人，就定性為盜竊大案。20歲的李樹森因此被以盜竊罪判刑12年。美方經理主動提出撤案要求，警察反而振振有詞，說什么法律是無情的，李樹森年過18歲，有行為和責任能力，只要東西被移動，就已經构成盜竊罪，因是初犯已經從輕處理，如果上訴還有可能會加重刑罰。
由于當時律師還不普及，李樹森認罪服刑沒有上訴，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也在一家外企工作，起初月月探監，堅持要等他出獄。李樹森在獄中積極表現，年年被評選為勞改積極分子，減掉2年刑后依然要坐10年牢，在第8年時女朋友終于失去耐心离他而去。李樹森刑滿釋放后，只好到哥哥工作的公司里打工，是公司有名的業務骨干和工作狂，干起活來夜以繼日，只是到了32歲依然一貧如洗，獨身一人。
李樹森青春躁動的惡作劇，并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實質性傷害，原本是批評教育就可以解決的私人糾紛，卻因為司法當局的崇洋媚外而加以重罰，讓一個优秀青年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青春代价。按照俞梅蓀的說法：“國家關押一名犯人，每年至少要花費一万元；家庭的付出就更大了。李樹森因為一万元財產的惡作劇，竟然坐了10年牢，一個20歲青年的青春年華，每年只值一千元。以人為本的文明觀念，与被視為專制机器的司法机關，簡直就是格格不入。”
李樹森現象在北京市第二監獄里并不是孤立個案，闞永田的案情和刑期与他如出一轍。闞永田17歲時因為一次玩鬧性質的偷盜行為被判處12年徒刑，他作案時明明只有17歲，依法應從輕處罰，法官卻以判刑時已經年滿18歲為由從重判決。俞梅蓀出獄后曾找到闞永田的父親說：“我和你儿子朝夕相處，他對我幫助很大，他可是個助人為樂的大好人！”一句話竟感動得這位70歲老人渾身打顫。
闞永田的父親抗美援朝時負過傷，后來給周揚當警衛員，复員轉業后在文化部干了一輩子保衛工作，當時已經离休。他因為儿子坐牢長期郁悶，從此以后每年都要打電話給俞梅蓀家拜年。2001年新年，老人從東郊赶到西城，气喘噓噓地告訴俞梅蓀：“我儿子表現好又一次減刑，他坐牢已經快10年，眼看著年底就要刑滿回家了。”
按照俞梅蓀的說法：“我在獄中遇見被判處似是而非的罪名的犯人真是不少，好在這兩個不爭气的小玩鬧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輪流踏上漫漫探監路，常年累月去郊外監獄中探視，幸福家庭的親情關愛，使他們刑滿回家后還能夠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獄中還有許多家破人亡的犯人，他們刑滿出獄后無法正常生活，甚至于無家可歸，很有可能因逆反心理而去報复社會，其后果將不堪設想。法律產生于情理又維系于情理，警察辦案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任何把情理与法理簡單對立、把法律條文生搬硬套的輕罪重判或重罪輕罰都是錯誤的，也是違法的。司法机關在嫉惡如仇、除暴安良的同時，更需要以悲天憫人的情怀，對一時胡涂的犯案者予以寬容，給他們一條繼續生活的出路，進而緩解社會矛盾。在我看來，司法人員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尤為重要。
2000年是北京市政法隊伍的教育培訓年，全市政法干部中的大專以上程度只有30%左右，在全國排位靠后；其中法律專業畢業的只占17%，警界的學歷就更低了，有相當一部分政法干部都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本崗位的知識和能力。這樣的隊伍素質，其司法水平就可想而知的了。號稱是首善之區的北京市如此，全國各地政法隊伍的素質低下和野蠻粗暴就可想而知了！”
二、輕罪重判殃及家人
丰台區王佐鄉的文盲農民康寶，是一個其貌不揚卻又心靈手巧的小矮個，他于1994年撬竊當地某單位的財務室，竊得支票一張。几天后，他拿著支票到附近磚瓦厂買磚時，由于支票挂失而自投羅网，被判刑
13年。實際上，他拿著支票并沒有買到任何東西，依法應判定為未遂盜竊罪從輕處罰。
康寶坐牢后，他的文盲愛人生計難難，只好帶著兩個女儿改嫁他人。這位40歲的農村文盲，在俞梅蓀任教的囚犯掃盲班中努力學習，學會寫家信卻沒有了家庭。妻离女散家庭破碎，令獄中的康寶悲痛欲絕。俞梅蓀出獄前，康寶還有10年的刑期。康寶敬重俞梅蓀，每天苦苦哀求，要把离婚時判給自己的大女儿小偉送給俞梅蓀當女儿。俞梅蓀推辭不掉答應下來，并且把此事寫信告訴給小偉。沒想到信被獄警扣下，俞梅蓀還被叫去訓斥一番，說是坐牢的全都是坏人，這樣做會教坏小偉的。俞梅蓀出獄時被嚴格搜身，禁止攜帶獄友親屬的通訊地址，俞梅蓀還是把小偉的地址記在了心里。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俞梅蓀出獄后不久就專程找到康寶的前妻，她每月打工只有300元，只好把自家的3間房屋以每月100元出租，2個女儿隨她搬到20里以外，一起住在改嫁后的男人家里。因家境貧困，小學沒有畢業的小女儿失學在家，每天上街賣花掙錢。大女儿小偉覺得俞梅蓀不是好人，不愿意理睬他。俞梅蓀無奈，只好留下200元錢离去。俞梅蓀事后專門去監獄向康寶交差，康寶的一片苦心落了空，一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孔深深地印在俞梅蓀的腦海中。
2000年9月1日清晨，俞梅蓀在睡夢中被惊醒，是康寶的前妻打來的電話。她說自己改嫁的那個男人無力負擔母女3人的生活，已經再度离婚，小偉正在讀職業高中的計算机班，今天是第2學年的開學日，2000元學費還沒有著落。俞梅蓀的母親立即拿出錢，讓俞梅蓀騎自行車赶快送去。見面之后，康寶的前妻告訴俞梅蓀，為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小偉的上學，她正在聯系賣房子，大概能賣一万元錢，一旦有了錢就歸還2000元的欠款給俞梅蓀。俞梅蓀勸告她說房子不能賣，不然康寶回家后就沒有了去處，欠別人家的錢也不必急著歸還，他以后可以繼續資助小偉上學。一個月后小偉來信，怯生生地探問能不能再資助1000元錢的計算机机時費，俞梅蓀馬上寄去了匯款，他當時正好在一個研究机构參与法治課題的研究，每月能有一點微薄收入。
又過了一個月，俞梅蓀接到小偉母親的電話，得知小偉的學習成績名列全班前5名，還得了60元獎學金，她不准備賣房了，要等康寶刑滿后复婚。俞梅蓀以微薄之力，挽救了在厄運中沉淪的一個家庭，他覺得很是欣慰：“康寶為防止女儿失學的良苦用心終見成效，這是我沒有料想到的。有報道說，劉青山、張子善的子女都由國家培養成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康寶的小女儿還是失學了，這种現象嚴重違犯了1986年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法》，及1992年國務院批准的《實施細則》，教育是立國之本，《教育法》遠比《刑法》更重要啊！”
三、家破人亡的楊軍
睡在俞梅蓀上鋪的英俊小伙子楊軍，是一個文弱書生，他在獄中堅持自學，已經通過全國高教自學考試几門單科的統考。1988年楊軍只有18歲時，和2名同學結伴旅游，在杭州花光了錢，半夜里便去偷盜商店的錢物，就這樣一路玩耍一路偷竊，周游了一個多月，最后在天津被扭送到公安局。總价值不過2万多元的團伙偷盜案，被定性為流竄作案，情節嚴重，數額巨大，遣送回京后被判處死刑緩期，一場玩鬧竟招來殺身之禍，楊軍于絕望中几次自殺未遂。
楊軍拿出保存多年已破損不堪的判決書向俞梅蓀請教，俞梅蓀仔細閱讀后發現，判決書中對于這樣一個死罪案的犯罪事實的敘述和認定過于簡單，審判長竟然就是以從重從嚴著稱的女法官張存英，她也是俞梅蓀冤案的審判長。俞梅蓀后來又發現，獄中好几位輕罪重罰的重刑犯人，都是由這位女法官張存英審判的，時間跨度長達10多年。這些10年之前的重刑犯和剛入獄的重刑犯被關在一起，經常切磋交流各自的案情，并向俞梅蓀咨詢法律問題。同室中的另一獄友張樹森說到情急之處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俞梅蓀感同身受，卻又只能撫慰勸解：“依法你們确實是量刑不當，不過現在也只好熬滿刑期，等出獄之后才可以找張法官理論。”獄友們同仇敵愾地說：“等到一、二十年后，這位張法官可能已經退休，那時我們一群人只要在她面前一站，不用說一句話就能把她嚇死！！”
楊軍的父親本是一位國企厂長，母親是工人，姐姐已經出嫁，家里還有一個弟弟。父親病故前，曾經把照顧小弟的責任托付給還沒有高中畢業的楊軍，楊軍沒多久卻成了一名死囚犯，想到父親的臨終囑托他總是追悔莫及。俞梅蓀出獄時楊軍坐牢已經8年，家人已經兩年沒有了音訊，他日夜思念，望眼欲穿，覺得自己被家人遺棄了，拜托俞梅蓀幫助聯系。俞梅蓀出獄后按照暗記在心中的地址，找到丰台路北大地3里12號樓，沒有見到楊軍的家人。居委會主任王淑英大媽告訴俞梅蓀說：“楊軍的媽媽已經發瘋，整天在外面亂轉，出門不知道回家，好多次走失后被人送回來。每逢重大節日和全國人大、政協的兩會，為了治安和市容，派出所就把她收容起來。楊軍的弟弟也犯了盜竊罪，被判刑后送到茶淀勞改農場。他的姐姐有些弱智且已下崗，靠當工人的丈夫養活，生活也很困難。楊軍的女友早已出嫁。”王大媽還介紹說，楊軍從小品學兼优，不知怎么竟犯了這么大的罪過。她希望俞梅蓀能夠設法讓楊軍早點回家照顧母親，這樣還可以減輕居委會和派出所的負擔。俞梅蓀听后仰天長嘆：“作為死緩犯，楊軍實際坐牢25年才能刑滿出獄，10年之后才有可能回家。盡管刑法第81、82規定了各种可以假釋的條件，但是只能花錢托關系才能辦得到。按照我在監獄里了解的价碼，每提前一年出獄，需要1万元多元的賄賂費用，要讓楊軍假釋出獄，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是花了錢也沒有十分把握，這對普通百姓來說簡直是難于上青天！”
臨走時，俞梅蓀托王大媽轉給楊軍姐姐100元錢，作為請她去探監的費用。時隔一年后俞梅蓀再次到楊軍家探訪，在王大媽帶領下見到了楊軍的媽媽，只見她蓬頭垢面，臟兮兮的衣服裹著瘦弱的身軀，目光陰冷呆滯，樣子非常嚇人。她顛三倒四地告訴俞梅蓀，她沒有儿子，她的儿子已經死了，并且戰戰兢兢、繪聲繪色地說，有人要抓她，她要躲起來。楊軍家的廚房里只有一碗冷飯，沒有任何的油鹽醬醋和蔬菜，水龍頭大開，嘩嘩流水，楊軍的媽媽不讓關，說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要害死她，所以讓水龍頭常年累月地日夜流淌。為不影響整座樓房的總水表的運行，居委會另給她接了一根專用水管。參照楊軍家的水龍頭流速，俞梅蓀曾把家中的水龍頭打開至中速，每分鐘的流量為7至10公斤，24小時為10至15吨水，一個月為300至450吨，一年為3600至5400吨，相當于3至4個游泳池的水量，每吨水費1.60元加排污費0.40元共2元，一年為7200至1万元。一個分攤下來僅僅偷竊了不足8000元財物的重刑犯，帶給家庭和社會的連帶損失該有多么沉重啊！！
面對楊軍的母親，同病相怜的俞梅蓀熱淚盈眶，心如刀絞。作為一個資深的法律工作者，他又羞愧難言，無地自容：難道這就是司法懲罰与監獄改造的目的嗎？法律的精神与宗旨本不是這樣，本不應該這樣啊！！在王大媽的幫助下，俞梅蓀与楊軍的姐夫通了電話。楊軍的姐夫一年前就收到俞梅蓀留下的100元，他不僅沒有去探監，反而不耐煩地厲聲質問：“你為什么多管閑事，居心何在？！”
楊軍后來被轉到湖北襄樊監獄服刑，俞梅蓀經常和他通信并寄贈錢物，信中從來沒有告知實情，好在楊軍并不追問，把俞梅蓀當成了唯一的親人。据俞梅蓀介紹：“獄中的服刑者喜歡深情地高唱鄭智化的《水手》歌：‘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不要問為什么，因為我們還有夢。’然而楊軍一旦出獄，發現自己家破人亡夢想破滅，絕望后的犯罪必將是極其瘋狂的。他的出獄，對已、對人、對社會都是不利的，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希望他有一天能夠活著走出監獄……”
1998年11月，俞梅蓀在全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听說一位律師說，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張存英法官准備當律師。2002年，俞梅蓀在中國律師网上查到50多歲的張存英在某律師事務所任職。張思之先生听俞梅蓀說起此事大吃一惊，當即要俞梅蓀陪同自己前去會一會這個所謂的“律師”，因為這位國際聞名的大律師多年來屢屢敗在這個惡法官手下。2004年初，俞梅蓀從律師网上查到張存英又換了一家律師事務所，記下其地址和電話卻遲遲未成行。俞梅蓀想，如果見到張存英，必然會与她理論當年《刑事判決書》中的种种違法判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怒火燃燒中極有可能把她打倒在地，甚至于要了她的性命。為避免再惹禍端，他只好委曲求全、忍辱作罷。
迄今為止，俞梅蓀的獄中難友雖然陸續出獄，像康寶、楊軍這樣獄中含冤的受害者還大有人在，俞梅蓀每年都要以親友身份回北京市第二監獄去探監。
200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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