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2日訊】為改變現有制度而鬥爭是中國知識份子良心的事情。在不許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實現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動踐行它。

最近一段時間，大陸的體制內異見者不斷向中共的言論管制發挑戰，北大新聞系焦國標副教授聲討中宣部的檄文的之餘響還在回蕩，《中國青年報》的著名記者盧躍剛又致信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讓中共的喉舌制度的醜陋和小官僚的霸道無知，接受公共輿論陽光之烘烤。緊接著，7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公開挑戰中共禁書制度，就他的新著被禁發表公開聲明：

我的著作（由何宗思編輯）《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一書在2003年5月於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8300本，銷售良好，又於2004年1月第二次印刷2065本，並且臺灣未來書城出版社又在臺灣出版．近日文聯出版社得到有關當局電話通知，不得繼續印刷，已經印刷尚未出庫的不得出庫銷售．使得出版合同無法繼續執行。我對於這種違反憲法，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做法深表遺憾。希望有關當局要學習憲法，懂得依法行政，即刻糾正這種違憲的行為。

茅於軾 ２００４．７．１６

茅先生的公開聲明，像他一貫的敦厚寬容的文風一樣，注重法律、措辭溫和，但其首開體制內人士公開抗議禁書的先河，不僅是對言禁制度的尖銳挑戰，對有憲法而無憲政的法制現狀的批判，而且對於其他的被禁作者也是一種感召（如被禁的《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潛規則》、《血酬定律》和《犁與鐵》等）。

茅先生，不但一直為自由主義價值進行辯護，而且屢次以行動扞衛國民的自由；他不但敢於起而扞衛自己的言論自由，而且當別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之時，他也能起而扞衛，多次參與敏感的政治性維權活動，表現出言行合一的知識良知：論證自由，固然重要，但自由不是坐而論道論出來的，而是身體力行地做出來的。特別是，茅先生曾毅然加入對杜導斌的聲援，曾令晚輩肅然起敬。因為，就在導斌被捕的前不久，導斌曾撰文批駁茅老的《已見曙光、待見朝陽》一文，其文風之激烈，筆走偏鋒，在所難免。茅先生沒有著文回應，卻在導斌被捕時加入聲援的行列，以其實際行動踐行著自由主義的鐵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某個觀點，但我要以生命扞衛你說出這個觀點的權利。

茅先生一直關心農民和農民工，在幫助弱勢群體上，他也做到了言行一致。他為爭取農民地位的改善而撰文，為身陷冤獄的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而呼籲；他在貧困鄉村建立民間的“農村小額貸款”，幫助當地農民解決融資難的問題；他在北京創辦“保姆培訓學校”，為打工妹們更好地就業提供幫助。

去年，我曾在《聲援杜導斌的茅于軾先生》一文中說：“自由主義是一套價值觀念，也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生存方式，只有當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自由主義得到普及之時，自由才不僅開了花，而且紮了根。在當下大陸，自由主義的書齋言說已經進入‘准自由’的盛境，但在制度安排上和日常踐行上則極端匱乏。這種匱乏，不僅表現在獨裁制度的扼殺自由上，也表現在日常行為的拒絕自由上：人們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罪惡裝作視而不見，在公共發言中公開說謊並為說假話辯護……”

其實，在對中國當下現實的判斷上，知識人之間的觀點衝突並不重要，重要是知識人能否說出真相，因為真相是判斷的前提！特別是，中國早已進入了祛魅的時代，知識人已經跳出了迷醉於“毛澤東巨手”的中魔狀態，不大可能還愚昧地被“僞先知”和“大救星”所欺騙。反而，革命唯物主義的領袖拜物教轉變為逐利唯物主義的金錢拜物教之後，知識界已經變得“太人性”和“太世俗”了。以至於，為了既得利益而不擇手段的技巧，已經達到了“以無厚入有間”化境，可以卸下任何道德負擔和知識誠實，明明知道“指鹿為馬”，還偏要“指鹿為馬”。

或者說，當權威主義一再證明當下的獨裁權威的合理性而反對自由主義時，也當新左派反復言說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的衝突時，當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把毛澤東奉為中國憲政道路的奠基者時，現實中發生的卻是強大的言禁與弱小的反言禁的不對稱，也就是“獨裁和反獨裁”之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誰都明白，毛之後的中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當權者一不高興，想封那本書就封那本書，想抓誰就是誰。甚至，有人可以神秘地失蹤，如同“人間蒸發”一樣。所以，大陸知識界時刻面臨著對恐怖秩序的“順從還是反抗”的抉擇。正如極權時期的波蘭著名異見人士米奇尼克所言：“為改變現有制度而鬥爭成了所有波蘭知識份子良心的事情。”

遺憾的是，在當下中國，選擇關乎知識良心的事情的知識份子不多，而選擇昧於良心的功名利祿的知識份子太多，與極權下的當年東歐大同小異。所以，哈維爾痛切地指出：“沈默的大多數”才是權力蠻橫得以暢通無阻的深層原因。波蘭的著名異見知識份子的米奇尼克，才會在當年激憤地說：“你必須知道，知識份子受一種複雜的情緒所折磨，這也就是他們在1970年12月工人流血時保持沈默的原因。如果我能夠大聲說出這一點，是因為我當時不是一名知識份子，而是一名‘工人－持異議者’的雜交品種。”他接著敍述說：“我記得1976年參加一次關於烏爾蘇斯的審判；我聽到了不公正的判決。我看見妻子們在哭泣，感到巨大震驚。我意識到丟下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許的。我很快寫了一封關於知識份子角色的抗議信。”

頭腦是複雜的，有知識的頭腦就更複雜；良心是天真的，有知識的良心就更天真。問題是，面對近在眼前的迫害，複雜的頭腦因左顧右盼而失去了知識的力量，而天真的良心卻顯示出知識的力量。與那些喜歡對現實進行複雜化解釋的知識份子相比，茅先生的公開抗議就顯得有些戳穿皇帝新衣的孩童般的天真。

今年上半年，體制內異見者的一連串列動，使2004年的民間維權出現了一種新氣象：對言論自由的信念，在越來越多的體制內知識人身上變成公開扞衛言論自由的行動，民間維權勇氣正在由體制外向體制內的擴張。而一旦越來越多的社會名流自覺加入到踐行自由的行列，中國的自由前景就會如茅先生所預言的那樣：“已見曙光、待見朝陽”。

在不許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實現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動踐行它；在泯滅真理的地方，如果相信真理不滅，就要用行動見證它。

2004年8月15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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