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幾年前，我離開加拿大來到中國任教，先到了一個不太知名的大學，第二年到了清華大學，後來到了中國外交學院。外交學院也很有些知名度，但是，我後來發現，卻是一個很邪惡的地方。

我在外交學院講授外交、法律和英語等課程。學生們對我評價很高，許多人在評語中都特地提到我的“嚴格”，還說，他們上我的課感到很“緊張”。我要求他們在90分鐘的課時內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要用心思考，而不是僅僅重復我教給他們的東西。這樣的要求他們好像感到很新鮮。

2000年11月初的某個周末前，我在那裏的日子過得很舒心。學生們很欣賞我的課，感到在我的課上能學到新東西；我也感到講這樣的課很刺激，很有意思。

後來有一天，外交學院外事處的王燕（音）女士通知我到處裏去，開門見山地說，外交與法律系的領導最近轉交給她一些學生們的信件，要求對我授課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採取緊急行動。

嚴重問題？我倒從來沒有聽說過。“是哪些人寫的信呢？”我懷疑地問。

“瞧！”她抽出一遝信紙，舉到我面前憤憤地說。

看樣子，外交與法律班裏所有同學都簽署了對我的投訴信。投訴我什麽呢？

可王燕不願給我談細節。細節不成問題。很顯然是我的態度有問題。她巧言令色地問道，難道說所有的學生都搞錯了？

她不同意我把這些信件複印一份。她說她要保護學生。

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隱隱約約感覺到一點點兆頭。一個學法律的學生不會做考卷，於是給我留了短短一段話，說學生們不喜歡我的課。後來,我就給全班同學發了電子郵件，詢問他們是不是感覺我的課有問題。我收到的回信都是正面的反映。很奇怪，同是一個人，幾天前還在寫信讚揚我，幾天後卻在投訴我的信上簽名。下面，是幾封信的摘錄：

你的課富於挑戰，我們總要高度集中注意力，開動腦筋才能應付。不過我認爲這樣很好，因爲我們可以在你的課上學到很多東西。

可能存在的問題是，由於文化差異，我們的思維方式和你們的不太一樣。不過我認爲這很自然。有時候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問什麽，不過你解釋之後，我就明白了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你要的答案。我感覺現在已經習慣了你的授課方式，我也在盡力培養自己的邏輯思維，擴大我的知識面。

***

說實話，我喜歡你給我們發的材料，也喜歡你對這些材料的分析。那些論題我都感興趣，通過它們我學到了其他文化中的東西。

***

在你的課裏我學到很多有趣的知識。你的課講得好，對文章的解釋很有邏輯性。我喜歡你的課。

究竟出了什麽事情？這些幾天前還主動對我的課大加讚揚的學生，幾天後卻寫信告我？而且是全體上陣告我？

看起來好像突然爆發了一場情感大戰。事情發生之前學生們都很高興看見我，現在卻像一群魚，突然扭頭遊走了。

這原來是集體行動，而且有來自團體的壓力。有一位學生後來告訴我，如果你不簽，簽了的學生就會恨你。爲了表示“支援女生”，男生必須得簽。

這件事只是發生在外交與法律班上，英語班的學生還跟以前一樣，許多人還毫不掩飾地說我的好話。

王燕跟我談話，是希望我能改變態度。要說恢復常態也不是難事。學生們的狂熱很快消退，大家都想忘了這件事，想繼續向前。可是我卻忘不掉。

這些未來的外交家和律師們確實做錯了。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對待這件事和我的原則不符，因爲那樣會傳達給他們一種錯誤資訊。

他們寫信控告老師，那就必須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爲——要麽對自己的指控做出解釋，要麽承認自己的錯誤。不然……我實在沒有心思給他們講別的東西。

我的課叫做“主題英語”。我跟王燕見過面之後，我給了他們一個新論題——討論學生們對我的指控。

學生們不喜歡這個題目，他們講不出什麽道理。甚至說不出他們簽名的那封信的內容。因爲誰也不能留底稿，大家對那封信的回憶全是驢頭不對馬嘴。

但是，要讓他們承認錯誤是不可能的。於是，課堂成了我和學生之間的公開辯論。

一天，課間休息的時候，有人遞給我一封信。我決定朗讀給學生：

親愛的烏列•維登堡先生

你知道我們怎麽想你嗎？你給我們的印象是一個臭不可聞的流氓，敵視我們的國家，還經常騷擾女生。你想象不出我們多討厭你。我們要警告你，如果你再攻擊我們的國家，再騷擾女生，叫你吃不了兜著走。不是吹牛，我們要廢了你，宰了你，比殺一頭豬容易多了。

學生們哄堂大笑——他們感覺很好玩。這是四年級的學生，年底就要拿到外交學位，走上工作崗位，有的還要成爲外交官來代表中國。

離下課還有20分鐘，一個名叫高惠君（音）的學生很客氣地請我別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改成別的題目。我拒絕了，說這是手邊最有意義的題目。

高變了臉。以前的他總是那麽溫和、平靜，現在卻是掩飾不住的憤怒。他給身邊的同學小聲用漢語嘀咕了幾句，然後起身走向後邊的出口。別的學生也開始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教室。

一個叫劉明（音）的男生緊跟著高惠君，剛走出門，就回過頭對我大聲叫道：“滾你的蛋！”然後心滿意足地走了。

別的學生跟著。有的默默不語，滿臉的不愉快。但是，看得出，離開課堂仿佛是一種命令，他們不能不服從。

我把那封威脅要殺我的信拿給王燕。可是她只是想給我談論我的教學。她建議我別再討論控告信的事。學生們不喜歡，而且又寫了一些控告信。

我說：“有個學生今天讓我“滾蛋”。你也可能會感興趣吧。”

“他爲什麽這樣說呢？”她又問。

問完，接著說我的教學，仿佛一點不關心對我的死亡威脅，也不關心學生們的行爲。

“我希望你能認真考慮我面臨的威脅。”我說。

“這不關學校的事。”她說。

我盯著她說：“我認爲這當然是學校的事——因爲它聘請的一位外教受到了死亡威脅。”

“我說的是，我個人沒有責任去做調查。”

可是警方也從來沒有來調查過。我和我的外交與法律班的學生又對峙了一個星期之後，我被解雇了——離合同期滿還有8個月。我還要付“違約金”，要在10天內搬出公寓。我的簽證也被換成了旅遊簽證，20天之後就要過期。

我有標準的外國專家合同，保證在雙方發生糾紛時由外國專家管理局來仲裁，可是當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個人曾經援用過這種權利。

我的兩個同事來自美國，是搞政治學的。他們很同情我的境遇，可是認爲我不要再追下去。一個警告我說，我可能會被“踢出中國”，另一個陰陰沈沈地說：“如果你認爲自己可以和中國的制度較量，那當然很好。不過我認爲那樣做一點好處沒有。”一個英國律師說：“別再找麻煩了。你可能會被押送到機場的。”

我不怕你叫我傻瓜，可是我心中的原則又一次和人們對我的希望發生了衝撞。他們解雇我完全是因爲毫無根據的癔想。我的合同保證給我政府仲裁，我怎麽能不經嘗試就認爲這種保證毫無法律效力呢？我又怎麽能永遠不去瞭解事實真相呢？

後來，他們也沒有把我押送到機場。第二個學期，我在蘭州大學得到了另一份教師工作。（我對在外交學院發生的一切一點不隱諱。中國人，包括教師在內，毫不遲疑的相信在中國無辜受冤的事情很普遍。）可是政府一直對我的仲裁要求不管不問。我堅持了一段時間毫無結果之後，決定把我的經歷仔仔細細地寫下來。讀者可以到//urielw.com/china2/ 閱讀英文原文。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