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李登輝的人生歷程中，曾艱難地探索個人的信仰問題，終於在三十而立時期，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信仰的力量使他度過政壇上一個個難關，並以強烈的使命感促成台灣的民主化。

　　由於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是我決定寫這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關注的問題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甚麼作用。他對這個題目的興致似乎和我一樣，並不亞於對台灣政治。他這樣說過：

　　「我年輕的時候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克服自我。我小時深受祖父和母親疼愛，為了使自己不太嬌慣，上中學的時候就每天早晨第一個跑到學校去洗廁所，以鍛煉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熱烈，所以十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輝的母親也認為他「個性太熱情、太衝動。最好能稍微理性一點。」所以當時李登輝最熱衷閱讀的書是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佛教哲學家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他不僅很認真地坐禪修煉，掃廁所，而且在嚴冬游泳，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個是死的問題。我大概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發問，人為甚麼會死？人死了之後究竟會到哪裡去？我剛上京都帝國大學一年多的時候被徵兵，體檢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們問我要做什麼兵，我說要做步兵。我當時想，我和死亡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個賭博。結果由於我是學生兵，不夠資格做衝鋒陷陣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試圖用和死亡較量的方式，來戰勝對死的困惑和恐懼。

當了一年多共產黨員
　　但是，對佛教的修煉似乎沒有解決李登輝的「克服自我」和「對死亡的困惑」這兩個重大問題。於是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由於戰後台灣社會一片混亂，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加重，共產黨的宣傳開始生效。於是和戰後很多年輕人一樣，李登輝開始對馬列主義感興趣，認為台灣要振興，或許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環境，這大概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唯心主義則是要解決內在的人心問題。

他開始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著作，並加入了共產黨。但僅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黨了，因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產黨的做法沒有人性。當時他只有二十四歲。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二十剛出頭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看出了共產黨的沒人性，不能不說是相當有智慧的。反觀中國今天許多自認為是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人，在今天人類對共產主義有了無數深刻的剖析之後，卻還在強調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產黨以後，李登輝就逐漸開始開始懷疑唯物論了。在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又面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動盪不安，三十歲的時候，李登輝意識到「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先明確了必須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麼。佛教他已經嘗試過了，對唯物論也不相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妻子的影響，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親在五十七歲的時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愛母親，面對這個意外的打擊，頓時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讀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這時信了基督。當時雖然也對耶穌把兩條魚分給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懷疑，但還是選擇了這個信仰。

花了五年時間找到上帝
　　但李登輝畢竟是個理性很強的知識人，不可能說信一下子就閉上眼睛信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決定信仰以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和妻子到處去聽牧師講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個教會。「能找到和我共鳴的牧師就打算相信。」他說。

　　「打算信」是一個人的理性決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猶豫不決。信耶穌基督是基於「靈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論的結果；但「決定信」則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理性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靈性」才能開始顯靈。所以一般來說，決定信，打算信，基本就註定了最後一定會信。但李登輝還是經過了相當的內心掙扎。「開始也很難信，」他說。「聖女瑪麗亞不用男人就懷胎，耶穌又從死裡復活，可能嗎？這些都是理性常識所不能解釋的。」但他最後遇到一個牧師強調「先信再說。」他說，「你要相信，單單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輝被這位牧師的熱情所感動，很欽佩他，於是就去這個教會受洗了。

　　從三十到三十五歲，他花了五年的時間，除了聽牧師講道，還讀了康德的《純理性批判》等許多哲學著作，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極限和「為了要讓道德與幸福一致，必須強調靈魂的不滅與神。」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決不了的，是心的問題。要用心來感覺世界，而不是單純靠頭腦。」我十分欽佩他的認真，同時更感歎：「你才花了五年時間，可我花了十五年。」

　　雖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輝還是有所疑惑，但是隨著生活和閱讀《聖經》，他的信仰越來越堅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沒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們能夠平穩地活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得到信仰的支撐，」李夫人曾表示，「我們多次遇到挫折和沮喪時，總是打開《聖經》才重新站起來度過難關。」

「上帝賜給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輝夫婦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姻緣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中年喪子。就在李登輝剛剛升任台灣省主席不久，三十二歲的長子李憲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只有七個月大的女兒。在《虎口的總統》這本書裡，讀到了李憲文去世前幾年寫的散文《我的母親》，《父親與我》。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文筆之好超過了我讀過的大多數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關父母的愛情、父子之情的細膩描繪，簡直催人淚下；字裡行間表現出，他是一個非常正向、上進，更充滿感情的小伙子。難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輝夫婦痛苦萬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兒子的遺體被用擔架推走，李登輝親手抱著憲文送到太平間。獨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輝痛苦到考慮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教。但教會的人士勸他說，他只能是個平凡的傳教士，而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偉大的政治領導人。於是李登輝聽從了教會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聖經》來安慰心靈，渡過了最痛苦的時光；並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從此之後，夫妻倆信仰更加虔誠。

　　但政壇不僅遠比教堂複雜，更危機四伏。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按照憲法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內部那些元老、大老們自然不服，千方百計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煩。在那些艱難日子裡，柔弱的李夫人不斷地祈禱：「上帝，您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我們背不動。請賜給我們力量和智慧。」上帝應允了李夫人的禱告，幫助李登輝度過了難關，穩住了失去政治強人後驚惶失措的台灣政局。

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一九九零年，李登輝接替蔣經國的總統位置屆滿，下屆總統將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無意當上兩年總統的李登輝，雖然此時已有意一搏，競選總統，但黨內鬥爭激烈，國民黨元老李煥、郝柏村等緊鑼密鼓地研究對付李登輝的策略。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李登輝的精神壓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無法安下心來睡覺，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隨手翻開《聖經》的一頁，就照著那頁的經文祈禱，以此尋求神對他的啟示。《聖經》幫助他增加了戰勝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總統任職內，李登輝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幫助，衝破國民黨半個多世紀板結起來的專制官僚機構，帶領台灣完成了從獨裁政權走向民主體制的本質性變化。一九九六年，通過全民直選，李登輝成為第一個民選的台灣總統，他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信心更強了。但中共的打壓、國內舊勢力的阻礙、國際環境的不利，使台灣的進一步突破困難重重，但李登輝依舊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繼續疾步地往前邁進。

　　一九九七年他去巴拿馬參加一個會議，並做了演講。當他走下講台要離開時，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處告訴他：「回到房間後，讀一讀『以賽亞書』第四十五章第二、三節。」回到房間後，李登輝夫婦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聖經》中這段話：「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閘。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秘的財寶賜給你 …… 」李登輝感覺這是「一道明光」，預示著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來的困境中，李登輝多次想起這「一道明光」。

長老教會推動台灣獨立
　　在李登輝剛當上副總統的那一年，他從原來做禮拜的教堂轉到了屬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一八六五年從英國傳到台灣的。台灣民主運動最早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長老教會的主要聚會點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輝同年出生，他們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幾代人的歷史。他的曾祖父是台灣最早成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還是台灣基督徒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長老教會不主張超越塵世的純信仰，而主張入世，參與現實中爭取人權的奮鬥。長老教會不僅一直明確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而且其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更是有目共睹。該教會在一九七一年就發表政治宣言，主張把台灣的主權交給台灣人民。

　　一九七五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長老教會更是發表《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當時人口）決定 …… 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所以長老教會被認為是台獨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而李登輝剛當上蔣經國的副總統，就不僅轉入這個教會做禮拜，還請這個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做「家庭牧師」到家裡來講道；而上述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權宣言》就是翁牧師一手操盤的，他被認為是台獨的先鋒人物。李登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當時不僅不忌諱長老教會和台獨人物，而且賦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與當時的黨外人士溝通。同是基督徒的蔣經國，對此不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輝這樣做的。

　　長老教會也對李登輝寄予厚望。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後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輝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聖經》做台灣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為他們相信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讓他完成一種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給自己的使命。耶穌就是背負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並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國的基督徒領袖中，林肯從年輕的時候，就清晰地意識到要結束奴隸制的使命，最後終於在完成這個使命之後，榮歸天國。美國當代總統里根，在上任二個月後即遭暗殺襲擊，但沒有致命，不僅他自己堅信上帝還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羅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樣告訴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戰勝蘇聯共產帝國、結束冷戰。

　　李登輝也是這樣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人。許多人形容李登輝帶領台灣人民所走的路，就像《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個上帝給予的新的國家。李登輝本人也這樣激勵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說上帝把台灣這片土地給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應該感謝上帝的恩賜和祝福，並熱愛這片土地。

　　對於台灣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認同台灣，李登輝表示很遺憾，說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從埃及到西奈半島的過程；他們因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慣了奴隸，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終走不進迦南地；有人寧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隸，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艱難。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還有認同的問題。經過四十年的尋找自我、重新建立認同之後，才進入迦南美地。
李登輝說許多台灣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長期被外人統治，做慣了奴隸，缺乏站起來做主人的勇氣和建立新的國家的決心。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給了他謙卑
　　但深感背負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輝卻不僅有決心，更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這次台灣大選關係重大，對藍營，尤其是對國民黨來說，幾乎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對綠營來說，它不僅影響到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還影響到二零零六年的修憲以及二零零八年前台灣定位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也是至關重要。因而選前氣氛非常緊張，於是我問李先生：「如果綠色這次輸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們二零零八年再來嘛。」他的口氣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綠色的朋友都輕鬆，「我不看這個（指贏或輸），我是看輸了以後要做些什麼，贏了以後要做些什麼。」

　　今天回頭來看，他的確具有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風範，如果這次民進黨真的輸了，他也一定會用同樣的口氣對綠營說，「沒有關係，我們二零零八年再來嘛。」而絕不會像連宋那樣，大鬧天宮。性格激情、熱烈的李登輝，在緊張關頭卻平靜而輕鬆；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現實政治的情況下，他卻一直能不斷地跳出去，埋頭讀書，遠離塵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這是他和東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們極大不同的一點。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又給了他謙卑。一個人只要跪下來向上帝禱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權力無邊，可以為所欲為。「當了十二年總統，還是不習慣權力，」李登輝說，「我並沒有想過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這只能說是老天站在我這一邊。再追溯遠一點，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踏入政治的世界。現在不做總統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輝，更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李登輝去年曾做過一個題為「國家領導人的藝術」的演講，他提出，要做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條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條就是，為國著想，不惜放棄權力。「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他說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棄參選，不僅可以對海內外展示台灣真正實現了民主，也是對打壓台灣的獨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

　　在和李登輝的交談和對他的觀察中，我從未感覺到他對自己曾做過台灣的總統有甚麼自豪感，更無自傲感。倒是他那種強烈的使命感，給人一種推你往前衝的氣流般的感染和衝擊力。現在，沒有了任何權力的李登輝，就是用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推動台灣人民站起來。

　　他說，「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做奴隸，做長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聲。你給他說話的機會，他也不敢說話。現在要刺激他們站起來發聲。」這就是李登輝正在繼續著的使命。

　　李登輝當總統可以如他自己所說，是個偶然。但我毫不懷疑這裡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護佑台灣，揀選了李登輝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讓他把台灣從專制的軌道中扭轉出來，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對岸獨裁專制的陰影，走進世界民主自由價值的洪流中，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

《開放》2004年9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