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而在事實上，他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狂妄，自奉爲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總設計師，而人民不過是受他操控和恩賜的群氓。

1984年中共執政35年大慶時，鄧小平檢閱三軍和接受億萬民衆歡呼時的感覺，從他個人成就的角度講，是他漫長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顛峰體驗——既是他在向全中國和全世界顯示他在黨內具有絕對權威的時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恥辱的時刻；既是他真誠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時刻，也是他底氣十足地自以爲絕對正確的時刻。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達成了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協定；還是這一年的年底，鄧小平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爲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領袖終於得到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認可，又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獨裁者的狂妄。

最受吹捧著們讚揚的“鄧小康”，即到本世紀中葉是國人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如何實現“鄧小康”目標，鄧提出了“三個有利論”。他說：“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改善，使人們在對比鄧的低調實用主義與毛的高調理想主義之時，顯然是褒前者而貶後者。然而，鄧的實用主義政治智慧確實典型的豬哲學，他以豬的智力理解人性，用餵養豬的手法對待人的欲望，“政局穩定”就是要修好“豬圈”，改善生活就喂飽“豬們”，發展生産力就提供足夠的“豬飼料”。換言之，他只許諾給民衆以小康的溫飽，卻認爲中國人愚昧得還沒有資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預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針發展下去，2050年的中國在經濟上能夠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卻無視在不可阻擋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國的另一種未來，人性的另一種不同于豬的生存方式。難道中國人永遠只配像豬一樣靠統治者餵養的方式生存，只配被關在極爲狹小的豬圈式的空間內，過那種吃飽了睡、睡醒了吃的動物生活，而不配爭取到以自由來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嗎？

鄧的小康論，不僅是極端蔑視人性“喂豬論”，還是極爲殘忍的敵視民意的狂妄：只允許吃飽的民意對“總設計師”的感恩戴德和逆來順受，而不允許民意對大家長提出質疑，更不允許民意拒絕家長式恩賜。

鄧蔑視人性和敵視民意的狂妄，集中表現在他製造的六四大屠殺上。他在解釋之所以要鎮壓學生時說：“（學生）鬧事就使我們不能安心建設, 我們已經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這樣一鬧，就會出現新的‘文化大革命’” “學生鬧事，要向他們講清楚危害在哪里，這就不能對他們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

當1984年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時，那些學生娃就是可愛的。而當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表達自由民主的要求時，學生們就是在“鬧事”，就是破壞建設，就有重回“文革”混亂的危險，就要不能“只用拍拍肩膀的辦法”來說服學生，而只能採取坦克、子彈和刺刀來鎮壓。也就是說，對於民意，鄧和毛一樣，先是擺出“大家長”的面孔，把民衆當做他鄧小平的孩子，用“鬧事”來侮辱民意，用“動亂”來訓斥和恫嚇民意。鄧要得是被奴役者的俯首帖耳和感恩戴德，一旦民意不再馴順，不再感恩戴德，或者說，國人一旦達到不僅反暴君、也要反仁主的覺醒，大家長的仁慈就立馬變成“順之者昌而逆之者亡”的屠夫猙獰。

因爲，自奉爲“明君仁主”的獨裁者，最無法忍受民間對其仁慈的拒絕：我已經給了你們溫飽，你們還要怎麽樣？所以，對於想躍出豬圈的豬們，格殺勿論！

無論從六四後中國改革的畸形發展的角度講，還是從中國長遠的未來發展的角度看，鄧所描繪的中等發達的“小康生活”，並不符合現代社會關於“發展和進步”的整體觀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嚴的人性的多樣化欲求；鄧維護社會穩定的喂飽邏輯和屠夫邏輯，更與人類最低的底線文明背道而馳。這種豬哲學對中國人靈魂以及社會倫理基礎的毀滅性破壞，其程度並不比毛的烏托邦的破壞性小多少。特別是對於堅持一黨獨裁的體制來說，與其說鄧理論是對毛思想的修正或顛覆，毋寧說鄧所倡導的豬哲學正是對毛的鬥爭哲學失效後的最好填補，正如中國古代的皇權一直依靠儒道互補一樣。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於創造一個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來說，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藥，而且是致靈魂於癱瘓的劇毒。

2004年8月30日於北京家中

轉載自《議報》161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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