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中共建政後的中日關係，可以粗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到一九七一年中日建交，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以中國走的是「民間外交」路線，與民間人士關係熱絡，「感謝皇軍侵略中國幫助中共奪權」之類的話，就是毛澤東拉攏日本民族感情而對日本在野黨說的，但是日本政府卻是中國一再指責的「軍國主義」的化身。

　第二階段是中日建交後到現在。中國方面因為建交，日本軍國主義基本上就自動消失，同日本民間的關係也逐漸冷卻；日本方面則忙於同中國發展經濟關係而在政治上一再遷就中國，例如無視中國惡劣的人權、犧牲同台灣的友好關係等等，而中國的逐漸「強大」也使日本產生畏懼之心，在政治上更加不願得罪中國。

　但是進入本世紀以來，中日關係逐漸有了變化，去年以來變化更大。從中國方面來看，它成了「世界工廠」，不再像以前那樣繼續重視日本的資金與技術（日本對中國的危機感也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而最不願意向中國轉讓技術），甚至越來越看不起經濟衰退十幾年的這個「小日本」；而中國為了煽動民族主義來加強內部團結，當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成了最佳內容。日本方面因為中國越來越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壓力，引起日本民族主義的反彈；日本年輕一代減少了歷史包袱，也加強了這種反彈。這一、兩年來的一系列事件，促使中日關係發生蛻變。

　一，中國軍力發展迫使日本檢討政策。中國這十幾年來擴張軍備，中國的核試驗與發射太空飛船都刺激日本的神經。日本輿論認為他們給中國數額很大的長期低息貸款，無疑是協助中國拿來發展軍備，等於養虎貽患。在不斷檢討政策以後，縮小了貸款規模，當然這也激怒中國。此外，日本也檢討禁止日本重新武裝的戰後憲法，因此現在正不斷調整政策，制定一些可以應變的法源，並且開始了和平目的的對外出兵。這些細微的變化也在為以後的劇變做準備。

　二，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引起日本的不安。去年的珠海買春事件，完全是中國政府和輿論的政治操作，公開允許保釣團體從事反日活動也是中國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除了對日本減少經濟援助的不滿，也是胡錦濤一派對江澤民隱瞞據說曾經在胡蘭成手下充當「漢奸」的父親及江澤民本人歷史問題所施加的壓力。

　被煽動出來的民族主義很難收回，中國「憤青」在網上對日本的粗野言論，自然引起日本民眾的不安。政府對中國的低聲下氣受到輿論的壓力，對靖國神社的參拜更不能停止了。

　最近中日關係更加緊張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除了對釣魚台的爭執外，中國不斷派測量船在東海接近日本海域，表明要同日本爭奪海底油田，也是為了探測潛艦的海底資料，以致出現兩船對峙的緊繃局面。另外就是在中國進行的亞洲杯足球賽，中國球迷的反日情緒與行動到了幾乎失控的程度，即使日本政府要向本國民眾隱瞞也隱瞞不住了，逼使政府走向強硬。

　這些情況對中日兩國將出現以下的結果：一，日本將加快重整軍備的速度，也會促進美台日的軍事合作；二，日本外務省的親中政策愈來愈受到批判，從而加強日台關係；三，日本要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將被中國阻擋；四，民族主義的氾濫將使世界質疑中國舉辦奧運的能力與誠意。

　中日關係的惡化，不但關係到台海的政局，也關係到遠東的和平與穩定，美國肯定不會坐視。

──轉自《自由時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