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 (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楊：沒錯，《勞動法》各地的詳細法規有關于“工資”的規定。比如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一個月工資400塊錢的話，那么OK，你這個工厂在工資上就不違法。但是我告訴你，就在我周圍的許多厂，一個月工資才兩三百，持續兩三年了。為什么還是不能按照法律法規實行呢？第一，法律背后的執行能力到底有沒有深入到這里？第二，即便它到了，它管不管？第三，它遇到的對手到底是誰？尤其是政府勞動部門，它遇到了什么對手？有的企業，它有台灣背景，有香港背景。

黃：你是說外資、台資、港資…

楊：對。當然我不是針對台商而提出意見，我只是看到了台商和港商的一部分不好的情況。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真實地了解底層的狀況。可能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也有可能是他們下面的問題，比如經理、財務、主管、工頭、帶班的車間主任等等。可能上層已經把錢發下來了，但是下面的人把錢吃掉了，而民工的工資沒得到、被拖欠、被少給或者不給，整個環節缺乏有力的監督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上層對此可能完全不知情，或者故意忽略乃至于故意縱容這些問題，比較冷血、殘酷。在我調查的范圍內，這种情況比較普遍。

黃：但是如果說，工人可以自己自由地組織工會的話，是不是比較可能避免這樣的情況？

楊：嗯，對！你這一點講得很好。我在調查的時候，問了很多民工這樣的問題，我問：“你們有沒有想過組建獨立工會？”你猜他們第一個回答是什么？——“什么叫獨立工會？”

黃：沒听過？

楊：沒听過。他們只知道工會，不知道什么叫獨立工會。獨立工會和工會是兩回事。獨立工會跟現在我們所稱的官方性質的工會是不一樣的，它是自助、自救，是民間性質的。可是這樣的工會一旦有，那么就是非法結社，抓起來！是這樣一种情況。當然，獨立工會之外，還有獨立農會，近几年這個問題一直在爭論。最早的時候，我記得1999年就有一個農民團結了他家鄉的農民，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會法》——好厲害！

黃：哎呀，真是了不起！

楊：可是被抓了。

黃：啊…

楊：可是——被抓了。這，就是現實。它不允許你有這种民間性質的獨立維權組織！

黃：看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農民工身上的悲劇，我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楊：我在接受你采訪的時候，心里面比較難受的一點，就是我無法從決策上，包括從決策權力、決策能力、決策號召力上，比較宏觀地提出究竟“該怎么辦”。這個問題，不知道還要經過多少年的思索和實踐。可是我想對能夠听到這個聲音的所有听眾呼吁，無論是大陸的、香港的、台灣的，還是美國的，我呼吁他們一點一滴地從實際上的事情腳踏實地去做：你能夠幫一個民工就幫一個民工；你能夠幫他介紹一個政府部門的電話也好，電視台、廣播、報刊雜志的電話也好，你就幫他一下；他沒錢的時候，他在街上露宿的時候，他當乞丐的時候，你幫他一下；他有什么冤屈的時候，你也幫他一下；他要找律師
的時候，你也幫他一下。幫他一下，幫他們一下！一定程度、一小點、一個階段，哪怕就那么一個皮毛，你也幫他一下！哪怕你給他一個同情的眼神，你也幫他一下！必須幫他，必須幫他們！

你不能漠視他們，不能冷漠，不能遠离！不要离開他們，不要隔絕他們！不要把他們當作敵人，不要把他們當作陌生人！不要這樣。這個社會是大家的，社會是全中國人民建立的，不是哪個党派立定的，是大家的，是每一個人的。這是我們的祖國，是我們的國家，是我們的土地，是我們的人民！是這樣的一种情愫。我希望大家有這樣寬闊的胸怀，有一种悲天憫人的情怀。我确實在這几年看到了，很多農民工根本沒有辦法！比如我最近還幫了一個民工，這個民工叫梁如均，44歲了，是從四川瀘州市合江縣過來的，我給了他200塊錢，讓他廣州那邊去找工作。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在這邊被人打了，打斷了三根肋骨，被打之后回家鄉去養傷，醫了8000多塊錢，欠了一屁股債。然后他又辛辛苦苦過來，到哪里住？到老鄉那里。老鄉那里也沒錢，但是可以讓他吃一點飯，但那個老鄉是有老婆，房子又小，到了晚上的話，梁如均還得到外面樹林的水井邊露宿。

那天他找到了我，我說：“好久不見了，你這是怎么回事？”他講起過去的這些事情。我說：“行，你什么都甭說了。你今天從進門到現在，其實我非常清楚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的事情呢，我知道一點。這樣，我留一個電話給你，有什么事情你給我來一個電話。同時，有什么問題，你只要找到我的同鄉或者說找到我，你直接說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認識楊銀波的，你都跟他好好聊聊，他們是你的朋友。”我給了他200塊錢，我說，“車費這里是完全夠的，几十塊錢就到廣州了。在那邊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在這邊再給你想辦法。”可是我又在想，我幫了一個梁如均，可是整個中國又有多少個梁如均呢？有多少個梁如均遭受這樣的情況呢？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不要光是想著——“自己又能救多少？連自己都不能救，又怎么能救別人？”大錯！我不認同這种想法。我認為救不了自己，也仍然能救別人，我就是這樣一种態度。讓我問問自己：我能夠救自己嗎？說不定哪天我還有可能被抓呢。為什么抓我？因為我了解底層社會，我發表跟當局不一樣的意見和現象，把我抓起來。——抓
啊，你可以呀！我自己也自身難保，可是我要盡力救他們，直到我進入牢門之前的一刻。我能幫一個就幫一個，我問心無愧。要做到這樣的一种行動，一种表態。我覺得將來肯定會有更多的人關注中國農民工這個問題，“中國農民工”是個廣大的概念，現在它有1.3億，1.3億的農民工占了整個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10個中國人當中就有1個農民工。當然現在有人提出來，“農民工”這种說法不确切，為什么呢？他們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還叫什么“農民工”？所以有人准備統一地稱呼他們為“外來工”，可是我又在想，如果稱呼為“外來工”，這個“外”！——“見外”了是吧？

黃：哈哈，對。

楊：那不就是另一种歧視？到底怎么稱呼沒有定局，所以還是稱呼他們是農民工。

黃：這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問題。

楊：對。如果有可能的話，請允許今天讓我把這一段話念下去，這段話不是我說的話，這段話是我弟弟說的話。我弟弟楊丰友，他今年17歲，他給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他才16歲，從浙江省宁波市云龍鎮他打工的那個地方給我寫過來的。他給我寫了這么一段非常“淺”的文字，他說：“哥哥，我現在還不知道該怎么辦。在工地上干活太累了，早上天沒亮就出去，晚上天黑了才回來。我的身體也不強壯，才90多斤，而且我的身高不到1米6。我的歲數又小，今年才16歲（出生在1987年腊月初九）。再說在工地上干的話，大工和老板還看不起我，并經常說我，傷到了我的心，一天干到黑，還沒有休息，只拿他一點點工錢都要說我。他可能以為他也是跟別人打工，只是錢多一點，活路輕一些。而進厂呢，我還沒有辦到身份證，再說文化也很低，我才小學畢業，寫兩個字都很丑。我不知道該怎么辦？哥哥，如果我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可能我早就自殺了。我不能讓他們傷心流淚，我要掙錢讓他們過上好的日子。天無絕人之路！”

這是他給我寫信的這么一段話，我經常看我弟弟的這段話。本來他是我的堂弟，是我父親的大哥的孩子。我心里面很難受，一想到這些，心里面很難受，他其實是作為一個少年工，少年的民工，寫了這樣的一封信。這樣吧，黃絹，我覺得我同時作為一個詩人，也是應該有所詩意的，我就贈送你一首吧。這首詩是中國著名的詩人，也是中國著名的政論作家東海一梟先生，也就是余樟法先生寫的一首詩，這首詩的名字叫“一只螞蟻”。他所說的“螞蟻””可以用到“農民工”這個身份上去，當然也是指很多很多中國的“賤民”，他的詩是這樣寫的：“一只螞蟻從我家客廳爬過/一個無業蟻民/身體渺小，面目模糊/來路去向不明/沒人關心他/蟻窩在哪里/离家有多遠/覓食求偶養家有多難/歷盡坎坷之后/還剩下什么夢想。一只無業蟻民/經不起風雨折騰/經不起/隨時都會出現的意外/一只腳輕輕落下/就會讓他完蛋。一只螞蟻從我家客廳爬過/沒人關心他的死活/就像一個氓流/轉眼間/不知所終。”

黃：啊…

楊：說實話，黃絹，我個人覺得我今天談的這個狀態和以往接受采訪的狀態不一樣，因為我今天是比較投入、身臨其境地在說話。我告訴你，實際上我父親這几天的脊椎啊，一直很痛，在這里他一直生病，可是他還是要去干工，搞建筑。實際上沒人逼他，可是他愿意去。我們楊家是由30個人組成的大家族，其中農民和農民工一共21人，占了70%，其他的都是嬰儿、學生，還有理發人員和工人，然后就是一個作家——我。想到這里，想到這几年和農民、農民工打的交道啊，說心里話，我覺得我自己是農民，也是農民工，雖然我沒有進過任何工厂，可是我覺得我的血脈和他們相通。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今天這個采訪動了很多的感情，覺得有點特殊。可能是因為“放眼大陸”這四個字，它說得确實太對人心了：放眼大陸，沒錯！我們都應該放眼大陸，放眼大陸那些底層的苦難，放眼他們的來路，放眼他們的去路，放眼他們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等等。我覺得，大陸民主化，大陸人民生活得好一點，讓他們能夠更加理性一點、明智一點、快活一點、幸福一點，這些不光要靠大陸人民，我也希望台灣人民能夠為此作出這樣的貢獻。

黃：希望借以我們的努力能夠拉進兩岸的距离，讓我們一起共同關注大陸農民工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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