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一位著名的法學教授說過，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是不能對法律和司法活動進行評判的。在一些人眼裡，法律不是因為神聖而不可批評，而是因為它是由國家制定的，所以，批評法律以及根據法律作出的司法判決，就意味著對政權不滿。
現在看來，這樣的認識陳腐無比。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已經習慣於對現行法律和司法判決提出批評。有些法律頒布之日，就是公眾批評之時。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有密切關係。但是，在一片喧鬧的背後，也隱藏著一種危機：在人們經常性地對法律橫加指責的時候，法律的尊嚴是否已經受到損害？當年，香港大法官楊鐵梁先生對港英政府的一部法案提出批評，他在文章中不得不反覆強調，作為一個學者，他認為自己應該發表意見；但是，作為一個法官，他會嚴格依照法律辦事。正是這位大法官，在參加香港回歸後的首任行政長官競選時，公開提出了保守的觀念。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不諱，說自己是一個保守的人。
其實，縱觀中國的司法史和學術史，凡是投身法律行業的人，大都有保守的信念。當年陳獨秀被起訴時，其辯護律師嚴格依照當時的法律為其辯護，但陳獨秀當庭反駁，認為律師不能代表自己的觀點，當場將律師炒了魷魚。法律人堅守法律的底線與陳獨秀強烈的反叛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國外，法律人的保守行為不勝枚舉。正是有這樣一批視法律為自己生命的保守者，社會秩序才能夠穩定下來。
在現實生活中，法律人的保守不是表現在畏首畏尾上，而是不簡簡單單的評判法律，更不隨意否定現行法的價值。法律人的保守體現在不輕易地挑戰法律，而是在現有的法律體系框架內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
簡單地說，法律人的保守，就是對現行法的忠誠。這種忠誠不代表他對現行法沒有意見，而是認為在現行法沒有作出修改之前，即使錯誤的法律也應該得到遵守。法律人與革命家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革命家以顛覆法律乃至法律所代表的秩序為自己的神聖使命，而法律人以維護法律和法律所代表的秩序為自己的歷史職責。法律人可以轉變成革命家，革命家也可以變為法律人。這種轉換最大的標誌就是，他們對待現行法律和法律所營造的社會秩序的態度。好的法律人能夠在現有的體制內進行合法的博弈，從而獲得修改法律的權力。而革命家總是千方百計地通過體制外的顛覆行為實現自己的目的。
當前在我國，法律至上的觀念尚未深入人心。遵守法律在有些時候被看作是極端保守的行為。實際上，遵守法律並不是不願意改造法律，在保守的法律人看來，改造法律必須在法律所創製的體制內進行。因此，法律人更願意通過體制內的談判、妥協達到改變規則的目的。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改善，人們將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上層建築領域，希望通過變法獲取更多的利益。事實上，當新的生產關係出現以後，必然要求立法者及時地修改法律或者制定新的法律。但是，無論是法律的修改還是新法律的制定，都需要遵循合法的程序。如果因為對現行規則不滿，而隨意破壞規則，那麼，這是一種公然挑戰國家法律的行為。很可悲地是，在一些地方，這種違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如果在一個國家，每個人都自認為可以獨創規則，並且運用這些規則捍衛自己的尊嚴，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了尊嚴。法律是我們的共同契約，如果法律不被遵守，那麼，我們這個社會就重新回到了水滸時代。
所以，對待法律的態度不僅僅是區分保守與開放的標誌，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只有當這個國家每個公民都能夠自覺地通過合法的途徑實現自己的目的，主動地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不是挑戰法律的權威，那麼，這個國家才有希望。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人的保守是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在社會出現動盪或者大分化的時代，具有保守觀念的法律人往往能夠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法律人的存在不是遲延社會前進的步伐，而是讓社會穩步向前。法律人不是法律簡單的看護者，而是主張通過體制內的合法程序實現法律的更新。法律人的保守，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將最先進的文明理念貫徹到現行的機制中去，並通過現行的體制改造法律。
如今，我們還缺少具有先進思想和保守行為的法律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那些觀念陳舊，但行為大膽的法律人。他們在司法活動中公然戲弄國家現行法律，在公眾心目中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這些人不是現行法律的捍衛者，而是現行法律的顛覆者。他們通過行賄受賄、偽造證據、惡意纏訴等行為嚴重地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只有把這些人徹底清除出法律人隊伍，中國的法治才有希望。
在法律界，我們應該提倡這樣的口號：保守是一種美德。只有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法律，中國才能成為法治的國家。反之，如果把法律僅僅當作謀生的手段，隨意地玩弄法律或者公開對法律作出極不負責的批判，那麼，法律人休想獲得公眾的正面評價。
在有些時侯，法律是非常脆弱的，它會受到社會各方面的擠壓。所以，保守的法律人應該時刻準備著呵護國家的法律，而不是在法律上踏一隻腳，或者任法律棄屍街頭。作為法律人，犧牲自己的激情，捍衛法律的尊嚴，也是一種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