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和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一樣，瓦茨拉夫·哈維爾也是一九六零年代的產物。但不同於柯林頓的是，他迷戀著那個年代。「這是一段格外有趣、豐富和充滿了靈感的年代，不僅在這裡，在整個世界文化中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七五年時對採訪者伊希·列德萊爾（Jiri Lederer）說道。「就我個人而言，這也是一段相對來說快樂的時光：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當年〕，對我來說，正好是這整個時期自然而然的高峰。」
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波希米亞重新發現了波希米亞，而可以認為它產生了最具有活力的，而為如日中天的共產主義所從來未有予以寬容的藝術成就，光芒集中在米洛什·福爾曼（Milos Forman）和捷克新浪潮電影、小說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斯拉夫民族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魔幻寫實主義、以及草莽的小劇場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哈維爾則在這個時期，把時間都花在深具影響力和激進的巴魯斯特拉德劇院（Theatre of the Balustrade），在那裡，他快速地吸收以及推出屬於荒誕主義典型戲劇的自由創作，如〈通知書〉（The Memorandum）和〈愈來愈難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
雖然有著一百二十萬的居民，布拉格仍是一個出奇小的城市，各類的藝術家會在街上或是酒吧，以及最終地在報紙版面和美術館的牆上彼此撞見。哈維爾，一個資產階級家庭（除了一堆東西以外，還在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擁有一座美侖美奐的盧塞那宮（Lucerna Theatre））裡有著些許害羞的子弟，對於無拘無束的搖滾樂的「真性情文化」（authentic culture），尤其又愛又怕。
這讓人想起更為拘謹的歐威爾對於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迷戀。他喜歡的樂團，有滾石（Rolling Stones）和披頭四（Beatles）。（柯林頓則獨喜愛佛利伍·麥克（Fleetwood Mac）合唱團）他描述深受到搖滾影響的六零年代文化，是「一種性情、一種不墨守成規的精神狀態、一種反體制的傾向、對庸俗的反感、以及對於不幸者與受辱者的關注」。他在一九九一年一篇關於其統治成果的較不受到外界注意的文章〈夏日沈思〉（Summer Meditations）中，特別這樣寫道。
在那一個文化解凍和冒險的時期，哈維爾開始嘗試於專攻政治評論，這種文類形式，使他最終可以運用歐威爾式的權力而一躍側身於廟堂。「他在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的全部評論、演講、和獄中書信，是對於歐洲出身的知識份子道德和政治責任的最為強烈、持久和徹底的探索」，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一位傑出的中歐革命編年史家，在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選集《當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中如此寫道。「事實上，很難想像在當今之世有哪一位人物，比之於瓦茨拉夫·哈維爾在這個議題的發言上，有著更多累積的權威。」
令哈維爾非常憤怒和想要譏諷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思想貧乏的白癡們。他們「漫不經心地」在創造「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他一篇一九六五年的早期評論〈論推託的想法〉（On Evasive Thinking）（收錄於英文文集《公開信》（Open Letters）），便和一位不同於美國同業的報紙評論人槓上，後者試圖去評價而後否定某一起悲劇的更為廣泛的意義，在該一個案中，一個建築物的檯子墜落而打死了一位路人。「公眾」，哈維爾寫道，「再一次地顯示了他們比之於作者更多的智慧和人性，因為他們瞭解，所謂的對人類的期待，不過是一句無聊擾人的空話，如果他們要特別地憂慮誰可能被〔其他人的〕窗檯砸死，或者當有東西砸到路過的一群托兒所小朋友時會發生什麼情況的話。」
在這裡，這個哈維爾被翻譯成英文的早期評論中，你可以發現從頭到尾都存在著四個激勵他從事成人非文學寫作的主題。一個是使世界變得更好的責任。再一個是扭曲靈魂的不誠實人格中最為人所輕忽的部份。（「從我們對我們所不喜歡的其他人作品閉上眼睛的一刻起、從我們自我們內在的規範撤退遠離、以便向其他人推薦我們自己的一刻起，我們就斷絕了與其他人在詩學上的關係，我們將在事實上使我們自己與其他人相對立，……直到有一天，我們將會在可以相互欣賞的朦朧大霧中消失。」
第三個主題是，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治理，勢將注定在實踐的過程中走向敗亡。（「它在防止任何一位理解其將承擔之責任而迴避該一責任之人，擁有解決布拉格門面問題的權力。」）最後，他相信，能夠自由言談和「生活在真實中」的個人，具有革命的潛質。
這些自由化現象的最後下場，則是在一九六八年俄羅斯坦克的輾壓下幾乎走向滅絕。新的統治者帶來了「正常化」的時期，在那期間，成千上萬的人流亡出國，大部份「不服從」的作家（包括哈維爾）則遭到麻煩、查扣，或經常被監禁起來。一九七五年四月，面對一個完全不道德的國家和一個可以想見的阻礙作家發展的狀況，哈維爾志願承擔起一個完全帶種的行動。此一震驚世人的浪潮，在這個鎮壓型國家接下來的三十年後，依舊感動人心。他僅僅坐下，然後，在知道他可能會因此一努力而被執入獄的情形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他的獨裁者，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av Husak），小心翼翼地翔實解釋，極權主義為什麼會和如何地毀滅捷克斯洛伐克。
「迄今為止」，哈維爾指責胡薩克道：「您和您的政府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輕鬆自如、但對社會卻是最為危險的道路：為了外表形象而使內部腐敗的途徑；為了不斷增強統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途徑；為了微不足道地保護你們自己權力的理由，而加深我們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危機，以及無休止地損害人性尊嚴的途徑。」
這是點燃中歐異議運動的大爆炸。對那些幸運能夠讀到非法重製的複本或是收聽到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的播送的人們而言，其效果並非迥異於五千個民眾買到地下絲絨（Underground）樂團的第一個錄音：在這次震撼和最初的愉悅平息之後，還有很多人說，「等一下，我也可以這麼做！」在與體制的對抗當中，會使每個公民被迫必須面對每天無數的妥協，哈維爾則建議了一個全新的戰術：如果讓每個自我尊重的人說真話、不去理會後果，則或許你才將會對這些雜種展開自衛。
「我覺得有需要刺激點什麼」，他曾經告訴過採訪者列德萊爾，「讓其他人也面臨一個轉變，迫使他們去處理我所製造出來的情況。」
邏輯上很清楚地，為了保衛照亮七七憲章運動的搖滾音樂，文論上的龐克搖滾行動乃必須繼踵而上。哈維爾一九九零年於接見地下絲絨樂團前主唱盧·裏德（Lou Reed）時，曾經就此發出驚人之語，「你知道嗎，我成為總統，就是因為你？」
作者簡介：
麥特·威爾契（Matt Welch）是《國家郵報》（The National Post）這份報紙的洛杉磯特派員，他從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間住在中歐，是《預後檢查》（Prognosis）的創辦人之一。《預後檢查》於一九九一年創刊，是捷克在後共產時期的第一份英文報紙。
譯者簡介：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組助理教授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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