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說真話的人是可貴的。尤其是說真話的記者，更是可貴的，因爲記者說真話不僅僅是說給一個人聽的，而是以公開透明的方式說給更多更多的人聽的，這樣的記者在這個社會上越多，這個社會就越有希望，這個時代就越真實。
今天，盧躍剛就是這樣一個敢於並堅持說真話的記者，他作爲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將因此而獲得光榮和自豪。
說起中國青年報，這份報紙在1949年至1999年間（除去“文革”停刊）帶給成長在那個時代的青年的是理想、希望、安慰以及精神上的力量。同時，這份報紙的記者也是非常優秀的，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敢於向頂頭上司–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提出不同看法的盧躍剛，就是其中一個。
近20年來，盧躍剛作爲中國青年報記者，寫出了《以人民的名義》、《大國寡民》、《在高層》、《在底層》等震撼時代的報告文學力作。多年記者生涯，他沒有放棄自己的使命，時刻對時代對歷史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昨天他可以說真話，今天他也可以說真話，明天他仍將會說真話，而且在他的影響下，更多更多的記者敢於說出昨天發生的、今天發生的事實真相，以此干預生活，干預社會，推動社會進步。
說真話是中國青年報人的傳統。早在15年前的1989年5月9日，盧躍剛的朋友和同事、《中國青年報》著名記者、現任該報《冰點》欄目主編的李大同先生，就以新聞工作者要求新聞自由請願運動發言人的身份在北京公開呼籲：“實現新聞自由的時候到了。”1989年5月11日，新華社《參考消息》頭版轉載合衆國際社北京５月９日電文消息說，“合衆國際社評述：首都一千多新聞工作者遞交請願書”：“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今天在北京至少六所大學的500名大學生高呼表示支援的口號聲中遞交了有1000多名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書，這是對共產黨的新聞檢查提出的第一個正式挑戰。請願書說：“我們感到，對報導的限制直接違反黨關於‘讓人們瞭解重大事件真相’的基本原則。”請願書要求同黨和政府新聞和宣傳部門官員會談。這份大膽文件是對黨壟斷中國人民所收到的新聞和資訊這一作法的第一個正式挑戰。《中國青年報》的一位元記者說：“在學生運動期間我們對於我們的所作所爲感到難堪。”當李（大同）宣讀有記者在請願書上簽名的那些新聞單位的名字時，參加現場報導的中國記者們興奮地呼喊他們自己報紙的名字，對這個大膽行動給予承認。請願書駁斥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上周所說中國有新聞自由的說法。請願書還要求討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前主編欽本立事件。
2004年6月13日，盧躍剛在網上發表的公開信並不回避這一事實，他寫道：“十五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中國青年報社）六樓大會議室，前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啓立同志代表黨中央來中國青年報就中國新聞體制改革問題與青年報人對話，而且當時無論是代表新聞界與中共中央高層對話，還是廣場現場的報導，後來被定性爲‘政治導向錯誤’，問題嚴不嚴重？那時的團中央領導如果想投機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萬個理由對中國青年報高層和中層幹部‘落井下石’，而且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反彈。團中央沒那麽做。‘六四’開槍以後，團中央一位主管書記來報社看望大家，也是在六樓大會議室發表講話……那次講話後，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報人對團中央的某些疑慮和抵觸情緒，將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報人能在國難當頭又前途難蔔的情況下，與團中央風雨同舟，和衷共濟。……六樓大會議室是見證中國社會和中國青年報歷史的地方，不管是誰，不管怎樣表現，包括撒野的表現，都會被紀錄在案，都會給歷史留下記憶。報社不同于官僚機構，官僚機構官大一級壓死人，“真理”和“真理”的解釋權，誰官大掌握在誰的手裏。”“……僅僅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1989年，如果沒有《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會拱出那麽大的火，導致學生和社會各界持續不斷的大遊行嗎？會有後來的學生絕食和情況不可收拾地惡化嗎？‘四·二六社論’對局勢的判斷，對學生運動性質的判斷，以及那種殺氣騰騰、準備秋後算賬的口氣，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處理社會危機的障礙和難度，匯合各種複雜的因素，導致了至今讓所有中國人傷痛不已的大悲劇。”
與此同時，新華社《參考消息》也對這段歷史“記錄在案”，說明真相：1989年5月31日，該報頭版轉載外電報導北京5月29日的情況：（塔斯社北京5月29日電）記者弗拉基米爾·卡希羅夫和奧列格·馬斯特留科夫發自北京：從這個月月中起，中國首都的全市社會交通第一次正常運行。在天安門的中心廣場，一些地方還垃圾成堆，但是，總的來說，這個具有1000萬人口的城市中央開始具有過去的整潔狀態。青年們在天安門支起的帳篷一夜之間減少了一半。這裏的男女青年，主要是來自中國其他城市的人還在繼續靜坐罷課。首都高校的大部分學生已回到宿舍和家裏。民警們僅負責指揮街道的交通。市內各地區的北京人一小堆一小堆地聚集在一起閱讀青年運動參加者們貼的傳單。但是，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央的、特別是市內的報紙以及電臺和電視臺的廣播，這些報紙、廣播和電視詳細地報導了中國首都和共和國其他大城市的情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其他中央報紙，以及新華社報導了近幾天來全國各地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大量信件和電報。這些來信者–各種職業和階層居民的代表堅持要求還留在天安門的學生停止靜坐示威。信中還建議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認真研究大學生們的合理要求和說服他們離開廣場。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向大學生們堅定地保證要爲他們撤出廣場創造良好條件，而後將通過各種渠道，在各個級別上同高校的大學生和其他階層的代表繼續進行廣泛的對話。已經知道，現在，參加靜坐罷課的人中出現了意見分歧。一部分人主張繼續靜坐，另一部分人主張儘快撤出，使首都中央的形勢完全正常化。
5月29日，法新社北京的電文同樣傳遞了相同的消息：午夜，人群散去，剩下的只是已佔領天安門廣場兩周多的學生和少數旁觀者。他們注視著在天安門廣場裝配和安放在一個平臺上的高達３米的美國自由女神像的複製品。這尊塑像是一所美術學院的一些學生製作的。這一儀式是在學生領導集團的分歧擴大了的時候舉行的。多數北京高校學生說，他們準備回應其領導人的號召，在30日舉行最後一次示威後撤離天安門廣場。
由此可見，不但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直接說真話，外電也在直接說真話，新華社《參考消息》也在間接說真話。中國青年報直接說真話是有歷史傳統的。1988年3月份北京召開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青年報》在七屆人大開幕之前就號召“也要報導反對票數和齊權票數”，並派兩名記者進行了扎扎實實的採訪，他們詳細地報導了代表發表反對意見的情景，甚至刊登了採訪持反對意見的代表的消息。3月31日，《中國青年報》還模仿西方報導模式，對“前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福建省省長王兆國爲什麽沒有出席記者招待會”進行了“追蹤”報導。在版面上刊登了中國報紙歷來從未有過的內容。4月1日，《中國青年報》還報導了甘肅省一家報紙的非正常遭遇。這家報紙在３月中旬曾大膽地報導了武威市地方人民代表的批評意見，接著市長和其他黨的幹部迫使報社收回了賣出的所有報紙並予以銷毀。以此促進新聞媒體“通過增加透明度來達到政治更加公開化”。
支援盧躍剛關於說真話的公開信行爲，在中國青年報的歷史上處處可以找到充足的證據。筆者今天還在一些歷史資料中看到，中國青年報客觀反映社會真相，並非1979年改革開放後初露鋒芒，而是歷史上有太多的可圈可點之處：1957年4月，當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參觀北京農業展覽會時，發生的一次小事，農業部的一位官員同一名新聞攝影員發生了衝突，展覽會管理部門根據這位元官員提出的意見，揚言要把記者們攆出現場。作爲一種抗議，所有在場的記者都退出了展覽會。這一事件–全世界新聞訪問工作每天發生與此類似的事件–就是由有影響的《中國青年報》報導的，該報以強烈的措辭批評了這個官員，並要求改善對報界的態度。
1957年5月11日，《參考消息》頭版引述法新社記者洛甘北京９日電文說，在中囯共產黨報界中，爆發了一個旋風似的運動，反對在他們同政府官員們打交道時仍然妨礙著他們的“限制”。全國的日報現在要求讓他們從政府所宣佈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政策得到好處。這是自從革命以來，中國報紙（中國青年報）第一次公開地和集體地提出激烈抗議，反對他們工作時所碰到的一些困難情況。其他報紙也很快地同聲抗議，中國報界今天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個反對限制和惡劣態度的運動。爲數最多的批評是：中國的官員老是不承認新聞界的存在，只有在他們需要新聞界的時候才是例外。有一家報紙說，官員們“只是想個人出風頭，只是在他們想要對他們的機關或對他們自己打算在今後十五年所作的事情大加宣傳的時候，才把我們叫來。但是當我們想要問爲什麽上星期有人犯了錯誤的時候，除了一位大感吃驚並且通常完全不瞭解情況的小官員以外，沒有任何人出來答復。”
早在1957年，中國青年報就作爲共青團的機關報並沒有回避大學生罷課和遊行示威字眼，而且還正式、友好地勸告中國的大學生們不要罷課和在街上示威遊行。1957年4月28日新華社《參考消息》引述法新社北京4月26日電文說，共青團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刊載了一篇關於最近在四川省舉行的討論的報導。在四川，大學生代表被邀請參加省政治協商會議的討論。報紙說：某些大學生曾經建議採取罷課和舉行公開示威來爭取使他們對於某些過份的官僚主義行爲的意見受到重視。“中國青年報”寫道：儘管憲法並不禁止舉行這樣的遊行，許多人士說服了大學生們，說事實上採取這樣的辦法可能被外國所誤解。這是中國官方報刊第一次提到可以舉行公開的示威，抗議官僚主義行政的過份行爲和濫用職權的行爲。
中國青年報膽量超凡，其當年創下的歷史記錄仍然是今天無法超越的。如1957年6月21日新華社《參考消息》在第三版轉載法新社記者洛甘報導：反動分子在北京醫學院扔爆炸物，這一報導就是《中國青年報》6月20日報導的。1957年6月20日，新華社《參考消息》還引述了香港媒體與《中國青年報》有關的消息：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在五月中旬以前，也曾對“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點提出批評，但從五月下旬以來該報突然不再刊登任何批評文章，正如羅隆基所說，現在在“中國青年報”上“只能看到一片歡呼聲”。雖然當時的中國青年報在政治壓力下有所退縮，但是還有另外一家同樣級別的媒體沖在前面：當時“民主黨派”聯合主辦的“光明日報”，一開始，就以排山倒海之勢出現，它在五月初指責政府限制新聞自由，申訴“光明日報”的社論皆須經審查……“光明日報”就孤軍奮鬥。最突出的例子，表現在文字改革方面。以前，“光明日報”每周有兩天發表“文字改革專頁”，大力鼓吹漢字拉丁化。但到五月下旬，“光明日報”突然翻案，接連發表了幾篇攻擊拉丁化的文章，並聲明以前出版的“文字改革專頁”完全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編纂的，與光明日報無關。到６月１日，該報又躍進了一步，矛頭刺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今天，可以設想，如此作爲的中央級大多數新聞媒體，如此一番景象，在今天有可能發生嗎？1957年5月16日，民國時期揚名的老張友鸞于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中曾慷慨地說：“南京人報學新華日報，新華日報學人民日報，人民日報學真理報，現在除了報紙改橫排像真理報以外，其他一樣也沒有學像。”對此，當時的中國青年報社長、總編輯張黎群獨立思考說：“現在的報紙，實際上擔任了布告牌、留聲機、翻版書和‘惹事生非’的責任，使得新聞工作者的從屬性很大，沒有獨立思考。”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青年報進入一個春天。1979年1月，作爲率先進入香港市場銷售的報紙之一–剛剛復刊的《中國青年報》連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九份中央級報紙在香港出售，同時還出口日本等過。這份報紙上也刊登了類似幹部貪污勒索強姦婦女、城市交通服務欠佳的社會新聞，只是“報導的時間與事發的時間，都有很大的距離”。很多“社會新聞”敍述的是半年乃至一兩年前的事，缺乏那份新聞報導急速的“節奏感”。而新聞不能及時報導，與“新聞配給”以及層層的新聞檢查制度有關。因爲新聞報導缺乏速度的控制，很多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如農民的額外負擔太重），無法很快揭露出來，等到揭露出來了要去糾正，已經太晚了，加重了人民的精神負擔和其他方面的損失。到了1980年10月，中國青年報更進一步，揭露了當時的商業部長“白吃事件”。“豐澤園”是北京一流的飯莊，商業部長王磊經常來此白吃。據《中國青年報》說，這家飯店的經營人員對前往採訪的記者說，“如果登報，現在正在建設的職工宿舍就吹了”。據該店店員揭露，該店從去年夏天以來，無數次找有關部門，讓他們“白吃”好酒好菜，贈送高級煙酒，即使是這樣，宿舍的建設工程還是進展不大。後來，王磊的商業部長職務被拿掉，其本人還寫出深刻檢查。
到了1982年，3月12日是植樹節，《中國青年報》爲了適應時代，適合青年讀者，在植樹節當天套了充滿青春希望的綠色，在形式上是一大進步，在當時也是一種極大的突破。1985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還在第一版上用很長的篇幅報導了記者通過電話採訪出生於臺灣的女歌手鄧麗君的情況，並且附帶刊登了照片。報導中介紹了鄧麗君的近況。在當時的中國，鄧麗君以她特有的甜美歌聲深受年輕人的歡迎。青年中間悄悄地傳放她的錄音帶。但是，此前的1983年春季（也就是全國首次“嚴打”行動之年），鄧麗君演唱的歌受到了批判，她的歌曲錄音帶也被沒收了。《中國青年報》以記者採訪的形式善意地介紹她的情況，這表明鄧麗君在中國已被“恢復名譽”。當時的中國青年報，全國發行最高近200萬份，可謂是重量級的主流媒體。
直至今天，《中國青年報》仍然堅守固有的傳統，用盧躍剛的話說就是：“中國青年報與其他的黨報最大的不同，就是許多青年報人把中國青年報也看作自己的報紙，看作自己的精神家園，看作實現自己價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載體。中國青年報的‘報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生長起來的。爲了生存，我們也妥協，進取中妥協，突圍中妥協，創新中妥協，錘煉出了許多讓新聞界同行稱羨不已的博弈理念、技術和技巧，與理想主義和民主業務空氣一起，構成了中國青年報文化。”
所以說，對於一個正直的普通人來說，他的底線是–堅決不說假話；而對於一個職業報人來說，他的底線是–力求不說假話；最後，盧躍剛列舉對於一家黨報–中國青年報來說，這張報紙的底線是–當被迫說假話時，“只轉述上面強迫說的假話，雖然是從我們的口裏說出的假話”。
——這就是記者盧躍剛的基本立場，2004年6月13的，在他的《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中已經清楚地表達出，作爲盧躍剛的同路人，作爲讀著中國青年報成長起來的青年，我以此文表達我的支援：躍剛，讓我們繼續爲說真話而努力！
2004年7月28日
附：中國青年報，中國共青團中央機關報，屬綜合性報紙，爲中國大陸影響很大的報刊之一；總部設於北京，正式籌組爲1950年12月，1951年4月27日正式創刊，爲周二刊；1956年-1966年爲周六刊；1966年一度改爲周三刊，同年8月改爲日報；1970年-1978年處於停刊狀態，1978年9月19日復刊後出版了四期試刊，同年10月7日正式復刊，復刊後至1981年爲周三刊；1981年-1984年爲周四刊，1985年-1988年爲周六刊，從1989年開始改爲日報至今。
－－轉載自《議報》157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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