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來自網上的消息，6月29日，北京大學教授黃宗良在給位居中共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政治局委員“講課”時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和立憲的用意都在此。爲了避免“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權力就必須有制衡和監督。同時，他還肯定了西方民主普選的意義，認爲西方的政黨和民衆是結合在一起的，議員任期內常與選民見面，互相溝通，這樣的關係值得重視和參考。據說這些講課內容已下發到省部級單位，要求各單位的“一把手”一同學習。海外媒體甚至不無樂觀地推斷此舉“顯示中共最高層認同黃的觀點”。實際上，即使這些報道都可靠，黃宗良教授也無非是普及了一點政治常識，並無什麽令人吃驚之處，更沒有任何迹象表明高居塔尖的人有意按這些常識行事，會主動排除各種障礙，選擇民主的道路，通過普選來重新確立自身的合法性。

此前不久，康曉光在《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發表長文《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直截了當地指出：“時至今日，改革以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並未得到有效解決。這種危機首先來自理論的貧乏。如今馬克思主義已經邊緣化，政府又明確拒絕競爭性選舉，傳統和宗教也被摧殘殆盡，結果中國政府既不能憑藉歷史必然性證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選舉程式獲得合法性，也沒有傳統和神明來授予合法性。”“建立合法性理論”已成爲“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大也是最緊迫的任務”，這篇文章就是康曉光本人千方百計爲現政權尋找“合法性理論”的一次重大努力，最後他找到了“經過損益的儒家學說——現代仁政理論”，他認爲這是“最適合於中國的現實”的一種“合法性理論”，因爲“仁政”不關心當政者的權力是如何獲得的，無論是通過選舉獲得，還是前任授予，或者武力奪取，而只關心當政者如何運用權力（是“王道”還是“霸道”、“仁政”還是“暴政”），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當政者的“主觀動機”。

嘗到過無限權力滋味的人，選擇黃宗良說的普世常識不易，選擇康曉光的回到傳統卻是輕車熟路。康曉光此刻提出以“主觀動機”爲本的“合法性理論”，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是權謀策略，是一種實利主義的精心計算。他深知在這個轉型時期，當政權面臨合法性危機之際，也正是策士幕僚進身之時，從“三個代表”到“新三民主義”他似乎已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迹。他提出這樣一套迎合“上意”的理論，一旦被採納、賞識、器重，朝廷之門就將爲他大開，等待他的將是頂戴花翎、黃馬褂，和鋪滿鮮花與紅地毯的閃著金光的大道。什麽學格、人格都可以統統不管了，與現世的榮華富貴、恩寵風光相比，這些又算得了什麽呢？遺憾的是，金字塔頂尖傳達出來的信號從來是模糊的、混亂的、不確定的，試圖靠揣摸、猜測塔尖上的人內心深處到底在盤算什麽，到底準備向何處去，從而確立自己的理論選擇，注定了會終日惶惶，心神不定。高處不勝寒，即使所有的算計得逞，憑什麽就能保證你自身的最大利益？何況對當政者而言，有些事是只做不說的，而康曉光把一切都說破了。對一個一心尋求利益最大化的聰明人而言，這條路實在也是風險莫測、前途茫茫。人生苦短，光陰易逝，何不堂堂正正，活得像樣一點，作爲一個讀書人，提出一些獨立的見解，做一些真正有益於文明進步、民生疾苦的學問，豈不是更有價值，何必日日夜夜仰望朝廷，和那一級級猩紅的臺階。畢竟在世俗的生死榮辱之外，我們頭上還有迢遙的星空。

如何化解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金字塔尖上的當政者也確實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選擇黃宗良還是康曉光，這是一個問題。

2004年8月3日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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