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志:中國經改之探原

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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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5日訊】鄧小平搞的改革開放救了瀕臨危亡的中共;朱鎔基上台整頓經濟,也使中共政權吃下續命丹。不過,他們只是治表,而未能治本。正如古話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同門,吉凶同域。所以,江澤民政權以來,中國經濟便步入了一個看似大好,隱憂潛藏的時代。

九零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的確出現帳面上的增長,實質上也吸收了許多外資。不過,中共的貪腐亦是有目共睹;中國生產的商品,品質飽受詬病。中國廠商所獲取的利潤多半是剝削自貧窮的工人,甚至勞教所、監獄的奴工。

可憐的是,許多中國女性,在這一波金錢的浪潮下,到國外或經濟特區出賣靈肉。中國的死刑犯,器官被賣到國外;中國的熊,被養來抽膽汁!

更值得憂心的是,中國的環境遭到了廉價工廠的污染。這些投資中國的工廠,許多都是先進國家的環保法規所不允許的。這些污染源,隨著外資,一股腦的,也都湧進了中國。

中國經濟的成長,犧牲了許多無形的代價。這幾年的經濟增長,我們看到了是中國的悲劇:在脫貧脫困中,中國人幾乎不計後果地耗盡了一切。

然而,所有的錢,又多半進了貪官污吏的口袋。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國的經改,本來就是政治性的權宜,當然下場也不會好。正當人們沈迷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時,這一代中國人的心靈、道德與環境,已經面臨了絕境!

**九零年的經改成就哪裡來的?

領導者常常宣揚「德政」,把一切好的都說成是執政者的功勞。卻不讓人們知道事件的真相。中國經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經濟是誰搞砸的?這是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中國自滿清以來,誠如孫文先生所說的,面臨帝國主義的三大侵略。哪三大?其一為政治;其二為軍事;其三為經濟。

上世紀初以來,中國面臨一連串的內憂外患。國民黨抗日成功後,廢除了滿清以來,列強與中華民族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自此,中華大地上,該是開始好好整頓經濟了!

孰料,中共煽動民族激情,用「抗美援朝」的口號,把無數中國人送上戰場當砲灰,人海戰術下,美國軍方殺到手軟,中共還自我宣揚是勝利。中共的民權更別提了,黨指揮著一切,有何民權,連基本人權都沒有了。

民生方面呢?中共開始鼓動農民造反,搶所謂「地主」;批所謂「資產家」。孫文先生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要畢其功於一役。中共的確是達成了,就是一次性地剝奪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自1949年以來,中國搞過全民大煉鋼、搞過農民公社。人謀不臧的糧食短缺,卻政治性地宣傳成「三年自然災害」。除了創造土高爐的荒繆與「畝產萬斤」的神話,中共經濟可說是乏善可陳。

歷史就是鐵證:中共本身,就是中華經濟的最大殺手。這個政權創造出中華子民貧窮世代的大悲劇。您看台灣,彈丸之地爾,為甚麼如此有錢?同樣是華人,難道是中國人不愛錢;不努力嗎?

政策使然爾!可是,中共何嘗為了民不聊生向百姓道歉?

九零年以來,中國經濟起飛了。許多專家硬是往上套「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經濟成長會促使中國和平的演變。

筆者也希望是這樣!但是,直到2004年八月底,結果並不是這樣。中共不僅沒有和平的變得更好、更民主、更有人權。反而走向了另一種惡性循環:中共的權力因為貪污而收得更緊,人權、環境、生態便更加惡化。

這些惡化,更導致了中國人心裡的不安,貪官污吏巴不得趕快掏光中國的資產,逃到國外去住。中國的難民、非法移民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中國本身的遊民、上訪者,則成了中共背上的芒刺。

這證明了中國經濟成長,有見不得人的一面。中共的經濟在高成長的背後,確有著不尋常的呆帳率、失業率、違法率。甚至,金融詐騙橫生,除了騙外商,中國人也自相欺騙。

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經濟活動一定要有「誠信」。以前中國人,光是口頭承諾便可以做生意,減少了許多「交易成本」與風險。而中國呢?別說口頭承諾,連西方人所說的契約精神,經濟上的法治還不完備。怎麼做生意呢?

筆者認為,中國九零年以來的經濟成長,就是在窮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後,不擇手段的向上反彈。這決不是共產黨的甚麼成就,相反的這是他的悲哀。搞垮了中國的經濟後,再利用改革開放之名,由上而下的貪污,抽乾民族的血脈!

怎麼說呢?我們再回到歷史的現場去看問題。

滿清末年,中國被不平等條約束縛得幾乎沒有喘息的餘地,中國成了次殖民地。光是辛丑條約,清廷得給付諸國償款高達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所有列強侵略所得,哪一分一毫不是由中國人民償還?

再看了,隨後八年對日戰爭,中國死傷無數。有錢的人攜家帶眷,拿著家當跟著中央政府逃難。否則,就得當日本人底下的亡國奴。中國人根本沒有機會發展經濟!連軍火都是外邊的盟國供應的,根本比不上日式的先進武器。

中共建政後,政治革命一波又一波。可是,世界各國正努力從二次大戰的廢墟中站起來,經濟建設是其中的一環。隨著蘇聯的解體,自由民主陣營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共產主義絕對是破產的。遠的不講,光看亞洲四小龍,奉行的市場經濟,使他們一樣的在經濟上創造出奇蹟。

可是,中共內部依然存在路線之爭。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終於走向不回頭的經改之路。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階段是痛苦的,前共產集團國家就是痛苦的例證。而中國,遭遇了何清漣女士所稱的「資本原始累積的過程」。由於中共「經濟開放,政治緊縮」的政策,擁有權力的官員輕而易舉地便把「手上的權力市場化」。

結果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失敗了;圈地運動加深社會不公;尋租行為(錢權交易)猖狂;貧富差異擴大;地方勢力與黑社會的興起。中國的經濟倫理造成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窮了上百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中伴隨著的陣痛是難免的。按照我國傳統的思維,正是與民休息的時候,豈可橫徵暴斂,與民爭利?

回歸前面孫文先生的說法,中共的改革便是把「民生問題」(食衣住行育樂)簡化為「經濟問題」,再把「經濟問題」等同於「賺錢」。其次,中共未能把民族、民權與民生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只是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不公導致的民怨,加深了社會的鴻溝。

是以,執政當局耗費了多少有形與無形的成本,在維持高壓極權。結果是犯罪率不斷升高,經歷五十年共產教育洗腦的土地,出現了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的腐敗現象。金錢至上、商品拜物流行於這個國家。

這就是本文一開頭,筆者所說的:「中國經濟便步入了一個看似大好,隱憂潛藏的時代。」

不過,反過來,這個隱憂深重的國家,畢竟是有著輝煌歷史的民族。正當改革開放以來,人心極度變化的同時,畢竟有人的心態是不願意隨著這股錢權的浪潮而奔逐的。畢竟有許多人,仍然憂心這個國家,不願意沉淪的。

許多人選擇了「修煉」。

**危機裡的生機

清末,中國人歷經一連串侵略後,從「中體西用」論,到後來走向「全盤西化」論。時至今日,除了手上的筷子,筆下的中國字(中國還是簡體字),真不知有多少中國的東西了。

如果說,中國自滿清以來,國學斷絕,文斃道喪。那麼,儒釋道正是中華文明的正宗。

滿清以來,中華民族遭到最大的侵略,並不是經濟、政治與軍事,而是文化。中國人羨慕富國強兵的學說、想要殺人武器-船堅砲利。聖賢之道?越來越沒有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是科學、是民主。

中共建政後,儒釋道成了「封建迷信」。歷史上,雖然有過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有過「毀佛滅道」的時期,不過都比不上十年文革的厲害。因為,毀的不只有形的書、佛像與人,毀掉的是人對神佛之正信。

話說,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同時,西方知識份子已經預見了西方的危機。帝國主義式的國際傾軋,造成的民族矛盾至今還在危害著世界。

其實不奇怪,戰國時期,中原也是這般景象。不同的是,戰國諸雄並沒有「核子彈」,否則何復有中原。

從傳統上來看,中國的盛世絕不是武力和財力造就的,而是文明造就的。是以聖王必使民心歸於正,人心正,安居樂業,國勢自然強盛。

上古夏商周的君王都自承於天命,而法於道。漢武帝時,罷百家,獨尊儒,是以漢代輝煌,光耀後世。唐太宗時,兼容並蓄,儒釋道大行於天下,是以萬國來朝。直到康熙皇帝,他比漢臣都重視儒學。是以康乾時期,為距今最接近的一次盛世!

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裡,根本沒有當今經濟學的思維。我們有的是「王道」思想,是如何使民心善良,安居樂業。

唐太宗論君道:「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

中國經改,如果記著唐太宗的這句話,何嘗有今日的經濟發展的諸多困局。

問題是,我們的思維裡忘記了我們自己的民族智慧了!

**法輪功的無形貢獻

前面引的一句古話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同門,吉凶同域。反過來,正當人們的眼睛看著錢的時候,正當何清漣所說的諸多經濟亂象發生的時候。

許多人走向了另一條路:修煉。

我們用法輪功當例子!

早期,中國官方甚至提倡法輪功。因為:最少是為國家節省了難以估計的醫療費用。其次,法輪功的修煉者,常常因為提升道德,把工廠的面貌帶動起來。一些高知識份子,更因為修煉,在創造、研發上,也突破性的視野。

換成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法輪功提升了中國的勞力素質(健康、品德、智慧);也減少了爾虞我詐,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使人民富有,更使許多修煉者成為心靈上的貴族。

台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先生便說:「修煉法輪功的人哪,他是很平和的。他們遇到一些苦難,譬如說是失業下崗啦!他們不會去爭,反而會去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怎麽樣做的不好了,不會去抗議,反而會去想辦法,用自己的能力,充實自己的能力,再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那麽這對於社會的安定,甚至對社會的生産是有所幫助的。」

可是,正因為打壓,所以中國的發展,便出現了逆轉。因為,九零年以來,外資對中國的投資環境評估,和打壓後的評估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打壓前,人們願意投資中國,有很多是出自於相信中國的前途。打壓後,中國人的道德出現了敗壞(江澤民帶頭說謊,不讓人當好人),貪官污吏爭相把資金匯出國外。

中國政府為了跟隨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不只是內政上花費巨大的人力、財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支出。特別是人權問題上,顯的理屈詞窮,長期而往對中國的現代化只有負面作用。

關於這一點,吳惠林認為:「爲什麼近十年來,西方國家越來越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他的重要點是在這裏。大家怕都投資下去了,到時候都被沒收了,沒了,那投資額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的集權,不重視人權,這一點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或說是永續發展來講是很不利的!」

事實上,中共的經改遭到最大的瓶頸便是中共本身。以法輪功為例,政府部門花那麼多的資源,僅為了不讓人修煉?這個政策怎麼評估都是錯誤的。

根據筆者對法輪功粗淺的理解,法輪功講的是「修煉」、「提昇心性」、「重德」、「不干涉政治」等等。面對改革開放後,道德下滑的社會現象,法輪功正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關於這點,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經驗。

台灣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王慶中指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法輪功對社會至少有三大優點:第一、減緩健保支付;第二、對成人社會化有實際的功效;第三、幫助社區發展有助平等。

王教授指出,建立社區意識,對區域整合有幫助。法輪功不分貧富老少,本省或外省人聚在一起,是一件好事。他們講究給予、辭讓、坦白的溝通,正心修口,是非自然會減少,變成一個社區中的清淨之所,對人心的發展有獨特的社區貢獻。

他還指出,台灣資本主義走向中有欠缺了一點人文主義,法輪功發揮作用,能讓人在常人社會修練,所以不遁世,重心性又具有傳統文化,向內修有唯心論傾向,可以平衡資本主義物質主義向外求。教功本身就是學習活動,聚會練功本身就有良性互動,藉團體之力使人成長。法輪功提供一套價值觀,人們一起聚會練功,也不評論政治是非,有群體生活之益,而無其害,何樂不為!

王教授強調,全民健保後一年耗掉三千六百億,平均一天十億元,如果台灣有一半人練功,我看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費用可再省一半開銷,因為法輪功對病的理解與西醫不同,甚至不鼓勵動不動就去醫院看病。

所以,雖然前面筆者指出:九零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就是在窮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後,不擇手段的向上反彈。不過,各種民間的正面力量卻一直試圖扭轉這個發展態勢。

可以說,法輪功補上了經改時期的道德缺口,使各種矛盾得到緩解與改善。嚴格來說,法輪功對九零年代的中國經濟,起到難以估計的正面作用。唯其難以估計,法輪功的貢獻才被人所忽略。

然後,歷史來到了一個選擇的關鍵點。

中共經改的一個關鍵,其實是九九年的鎮壓法輪功。當時,朱鎔基正大刀闊斧搞改革,要治貪官污吏。如果,當時真把精力用來治貪官污吏,而不是迫害一幫子手無寸鐵,只要當好人的法輪功學員。

中共的經改或許不會淪落至今日難救之地!

可是,國家發展最需要的好人遭到關押、逮捕,而貪官污吏卻可因協同迫害而升官發財!這不只是一個資源錯置的問題,而是國家賴以存在的正義,徹底淪亡!

六四事件差點使中國的改革泡湯;而迫害法輪功卻使「或成、或敗」的中國經濟改革,徹底走向錯誤的一邊。

筆者認為,這是江澤民集團犯下的最大錯誤。

**當代經濟的一帖良藥

其實,西方社會也需要心法。他們中有才智之士也知道向中國取經;有些人走向孔夫子的懷抱、有些人走入西藏尋求解脫。有人發現了,法輪功!

為甚麼東方成了許多西方人心靈的聖山?

讓我們反過來看歷史的現場:

共產主義之興起,必有其背景。工業革命後,資本家興起了,靠著國家的支持,資本家可以無限的累積資本。日本的財閥,就是戰前的延續;德國的民族工業也和兩次大戰的軍火工業高度相關。至於美國,因為是第二次大戰的兵工廠,迅速擴展了強大的工業實力。

這些國家賣一架飛機的錢,中國女工織多少手工才賺得回?

不過,西方知識界也因此步入了危機,檢討科學、民主、甚至是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從來未曾放棄發出警告。他們已經看到了西方社會走向了一個死胡同。

馬克思哲學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地「為富不仁」。不過,他卻扭轉不了人類的道德。

古聖先賢造就了禮義之邦。中國人卻在一連串衰微的國運中,自我揚棄了民族之精神,中華的龍魂。事實上,乾坤倒運是一時的,中華未必無人,五百年自有王者興,這本是中華歷史的鐵則。

可悲的是,中華民族卻走向了兩極。一極是情緒性的「愛國主義」;另一極卻是「外國甚麼都好」。事實上,這矛盾的兩極都是極端。

中華民族最大的悲哀,不在於有形的侵害,而在於這一代中國人的腦海中,很少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了。正當西方無力挽回文化的衰亡時,中華兒女大可以弘揚中國的國魂於世界。

因為,西方資本主義走到了盡頭時,他們也發現了西方在經濟思想上的瓶頸。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思想,行之於西方。各種社會福利、保險、救助、甚至是失業補助,成了許多國家的政策,確也造成了財政負擔與許多懶漢。

西方國家用社會主義,來平衡資本主義的極端。這就是馬克思思想能夠風行的背景。不過,馬克思雖然看到了那一面,卻無法從更高的層面「道德」,來深入分析經濟的本質原理。

因為,他是唯物論者,道德在經濟活動的作用,不是他關心的範疇。他是社會活動者、是社會思想家,他想的不是「治人心」;而是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人。

這個理論被中共用來奪權。奪權成功後,這個理論無能於經世濟民,也是命運使然。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思想上依舊貧乏,不知走回中華經濟的正路,與民休息、講道德、重視農民福祉。

他們把危機重重的市場經濟當成靈丹妙藥!把中原變成世界工廠;把人民變成工奴;把土地圈成經濟特區,中共紅朝下,外商的割據地;把國有銀行,變成高幹的金庫。

其實,道德敗壞後,市場經濟也出現問題了!不只是美國爆出了一連串的金融弊案;日本、南朝鮮、香港、甚至台灣,只要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幾乎都很難避免金融弊案。

資本主義也瀕臨崩潰了嗎?

至少,西方人對於經濟發展發出越來越多反省的聲音。不過,卻少了治療根本的良藥。

從本質上來講,現代經濟的發展,在某個角度上,的確像馬克思所講的,資本家剝削自勞工。這一點,中國的勞工應該感受最深。身為世界工廠,中國工人的待遇卻遠遠不如先進國家,就業率也不斷下滑。

更有甚者,先進工業國對落後國家的剝削,也加深的國際關係的緊張。G7工業國開會時,場外幾乎都湧上抗議群眾。

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共產主義社會(幾乎不存在了),甚至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和前共產集團),在經濟發展的路程上,都面臨了道德敗壞的現象。

美國發生的恩隆案,再一次提醒人們經濟道德的崩潰,將嚴重破壞市場。

其實,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思維。他們共同忽略了「唯心」的作用。其實,十九世紀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便曾論述了「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位調和唯心與唯物之爭的社會學大師強調資本主義的興起,基督教倫理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理論被廣泛用來擴充解釋東亞諸國的經濟奇蹟,乃是儒家文化圈的影響。事實上,儒家思維下的東方民族,的確有著勤儉、樸實、奉獻、犧牲的經濟美德。這和講究調和市場供需的經濟政策,不相違背。

從表層來看,極權政治的穩定,乃是花費巨大的人力與財力,並且造成了人力資源的閒置與制約。可是,只要國家有道,人人約束自己,不僅無須支付龐大的政權維護費,還可使民智民力得其所用。

當我學習法輪功的著作,並親自去修煉時。我知道,法輪功的本旨,就是修煉。可是,他的弘揚卻可使中華的經濟、文化,乃至於全世界面臨的道德危機,得到一帖良藥。

更可貴的是,這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九九年打壓前,全中國就有一億人在修煉。而且,隨著修煉的境界,法輪功的確以其博大精深的法理,造就著對社會有益的人群。

**法輪功與中國經濟

回歸本文的主題,筆者認為,中國本有機會再創開明盛世。不過,江澤民不僅未能著眼於中國大局,反而利用整個國家的精力、財力去迫害這群真正的好人。

這是中華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法輪功洪揚於中原時,中國開始了經濟的高速成長。法輪功受難於中原時,江澤民卻把國力(包括四分之一的經濟力)用來迫害這群經濟成長幕後的無名功臣。

於是,中華經濟遭到的打擊,可謂是空前的。而且,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大的轉折,從高峰開始回落。

有識者預測:中國即將崩潰!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走向敗德的經濟遊戲。不講道德的發展經濟,就是叢林法則;「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賭場經濟」的代名詞。

明明可使百姓民心安定,江山穩固的高德大法,卻受到政治的迫害。人們卻為一己之私,不敢講公道話。這麼重利不重義,金錢財富豈可久常?

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是短暫的假象而已。

實質上,中國的經濟賴以存在的人性、道德、信用、奮發、知識、智慧等等必要條件,早已被一個說謊、殘暴與無能的獨裁者,破壞殆盡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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