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鄧小平搞的改革開放救了瀕臨危亡的中共；朱鎔基上台整頓經濟，也使中共政權吃下續命丹。不過，他們只是治表，而未能治本。正如古話說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同門，吉凶同域。所以，江澤民政權以來，中國經濟便步入了一個看似大好，隱憂潛藏的時代。

九零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的確出現帳面上的增長，實質上也吸收了許多外資。不過，中共的貪腐亦是有目共睹；中國生產的商品，品質飽受詬病。中國廠商所獲取的利潤多半是剝削自貧窮的工人，甚至勞教所、監獄的奴工。

可憐的是，許多中國女性，在這一波金錢的浪潮下，到國外或經濟特區出賣靈肉。中國的死刑犯，器官被賣到國外；中國的熊，被養來抽膽汁！

更值得憂心的是，中國的環境遭到了廉價工廠的污染。這些投資中國的工廠，許多都是先進國家的環保法規所不允許的。這些污染源，隨著外資，一股腦的，也都湧進了中國。

中國經濟的成長，犧牲了許多無形的代價。這幾年的經濟增長，我們看到了是中國的悲劇：在脫貧脫困中，中國人幾乎不計後果地耗盡了一切。

然而，所有的錢，又多半進了貪官污吏的口袋。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國的經改，本來就是政治性的權宜，當然下場也不會好。正當人們沈迷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時，這一代中國人的心靈、道德與環境，已經面臨了絕境！

**九零年的經改成就哪裡來的？

領導者常常宣揚「德政」，把一切好的都說成是執政者的功勞。卻不讓人們知道事件的真相。中國經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經濟是誰搞砸的？這是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中國自滿清以來，誠如孫文先生所說的，面臨帝國主義的三大侵略。哪三大？其一為政治；其二為軍事；其三為經濟。

上世紀初以來，中國面臨一連串的內憂外患。國民黨抗日成功後，廢除了滿清以來，列強與中華民族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自此，中華大地上，該是開始好好整頓經濟了！

孰料，中共煽動民族激情，用「抗美援朝」的口號，把無數中國人送上戰場當砲灰，人海戰術下，美國軍方殺到手軟，中共還自我宣揚是勝利。中共的民權更別提了，黨指揮著一切，有何民權，連基本人權都沒有了。

民生方面呢？中共開始鼓動農民造反，搶所謂「地主」；批所謂「資產家」。孫文先生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要畢其功於一役。中共的確是達成了，就是一次性地剝奪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自1949年以來，中國搞過全民大煉鋼、搞過農民公社。人謀不臧的糧食短缺，卻政治性地宣傳成「三年自然災害」。除了創造土高爐的荒繆與「畝產萬斤」的神話，中共經濟可說是乏善可陳。

歷史就是鐵證：中共本身，就是中華經濟的最大殺手。這個政權創造出中華子民貧窮世代的大悲劇。您看台灣，彈丸之地爾，為甚麼如此有錢？同樣是華人，難道是中國人不愛錢；不努力嗎？

政策使然爾！可是，中共何嘗為了民不聊生向百姓道歉？

九零年以來，中國經濟起飛了。許多專家硬是往上套「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模式」。他們認為，經濟成長會促使中國和平的演變。

筆者也希望是這樣！但是，直到2004年八月底，結果並不是這樣。中共不僅沒有和平的變得更好、更民主、更有人權。反而走向了另一種惡性循環：中共的權力因為貪污而收得更緊，人權、環境、生態便更加惡化。

這些惡化，更導致了中國人心裡的不安，貪官污吏巴不得趕快掏光中國的資產，逃到國外去住。中國的難民、非法移民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中國本身的遊民、上訪者，則成了中共背上的芒刺。

這證明了中國經濟成長，有見不得人的一面。中共的經濟在高成長的背後，確有著不尋常的呆帳率、失業率、違法率。甚至，金融詐騙橫生，除了騙外商，中國人也自相欺騙。

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經濟活動一定要有「誠信」。以前中國人，光是口頭承諾便可以做生意，減少了許多「交易成本」與風險。而中國呢？別說口頭承諾，連西方人所說的契約精神，經濟上的法治還不完備。怎麼做生意呢？

筆者認為，中國九零年以來的經濟成長，就是在窮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後，不擇手段的向上反彈。這決不是共產黨的甚麼成就，相反的這是他的悲哀。搞垮了中國的經濟後，再利用改革開放之名，由上而下的貪污，抽乾民族的血脈！

怎麼說呢？我們再回到歷史的現場去看問題。

滿清末年，中國被不平等條約束縛得幾乎沒有喘息的餘地，中國成了次殖民地。光是辛丑條約，清廷得給付諸國償款高達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所有列強侵略所得，哪一分一毫不是由中國人民償還？

再看了，隨後八年對日戰爭，中國死傷無數。有錢的人攜家帶眷，拿著家當跟著中央政府逃難。否則，就得當日本人底下的亡國奴。中國人根本沒有機會發展經濟！連軍火都是外邊的盟國供應的，根本比不上日式的先進武器。

中共建政後，政治革命一波又一波。可是，世界各國正努力從二次大戰的廢墟中站起來，經濟建設是其中的一環。隨著蘇聯的解體，自由民主陣營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共產主義絕對是破產的。遠的不講，光看亞洲四小龍，奉行的市場經濟，使他們一樣的在經濟上創造出奇蹟。

可是，中共內部依然存在路線之爭。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終於走向不回頭的經改之路。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階段是痛苦的，前共產集團國家就是痛苦的例證。而中國，遭遇了何清漣女士所稱的「資本原始累積的過程」。由於中共「經濟開放，政治緊縮」的政策，擁有權力的官員輕而易舉地便把「手上的權力市場化」。

結果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失敗了；圈地運動加深社會不公；尋租行為（錢權交易）猖狂；貧富差異擴大；地方勢力與黑社會的興起。中國的經濟倫理造成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窮了上百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革中伴隨著的陣痛是難免的。按照我國傳統的思維，正是與民休息的時候，豈可橫徵暴斂，與民爭利？

回歸前面孫文先生的說法，中共的改革便是把「民生問題」（食衣住行育樂）簡化為「經濟問題」，再把「經濟問題」等同於「賺錢」。其次，中共未能把民族、民權與民生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只是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不公導致的民怨，加深了社會的鴻溝。

是以，執政當局耗費了多少有形與無形的成本，在維持高壓極權。結果是犯罪率不斷升高，經歷五十年共產教育洗腦的土地，出現了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的腐敗現象。金錢至上、商品拜物流行於這個國家。

這就是本文一開頭，筆者所說的：「中國經濟便步入了一個看似大好，隱憂潛藏的時代。」

不過，反過來，這個隱憂深重的國家，畢竟是有著輝煌歷史的民族。正當改革開放以來，人心極度變化的同時，畢竟有人的心態是不願意隨著這股錢權的浪潮而奔逐的。畢竟有許多人，仍然憂心這個國家，不願意沉淪的。

許多人選擇了「修煉」。

**危機裡的生機

清末，中國人歷經一連串侵略後，從「中體西用」論，到後來走向「全盤西化」論。時至今日，除了手上的筷子，筆下的中國字（中國還是簡體字），真不知有多少中國的東西了。

如果說，中國自滿清以來，國學斷絕，文斃道喪。那麼，儒釋道正是中華文明的正宗。

滿清以來，中華民族遭到最大的侵略，並不是經濟、政治與軍事，而是文化。中國人羨慕富國強兵的學說、想要殺人武器－船堅砲利。聖賢之道？越來越沒有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是科學、是民主。

中共建政後，儒釋道成了「封建迷信」。歷史上，雖然有過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有過「毀佛滅道」的時期，不過都比不上十年文革的厲害。因為，毀的不只有形的書、佛像與人，毀掉的是人對神佛之正信。

話說，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同時，西方知識份子已經預見了西方的危機。帝國主義式的國際傾軋，造成的民族矛盾至今還在危害著世界。

其實不奇怪，戰國時期，中原也是這般景象。不同的是，戰國諸雄並沒有「核子彈」，否則何復有中原。

從傳統上來看，中國的盛世絕不是武力和財力造就的，而是文明造就的。是以聖王必使民心歸於正，人心正，安居樂業，國勢自然強盛。

上古夏商周的君王都自承於天命，而法於道。漢武帝時，罷百家，獨尊儒，是以漢代輝煌，光耀後世。唐太宗時，兼容並蓄，儒釋道大行於天下，是以萬國來朝。直到康熙皇帝，他比漢臣都重視儒學。是以康乾時期，為距今最接近的一次盛世！

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裡，根本沒有當今經濟學的思維。我們有的是「王道」思想，是如何使民心善良，安居樂業。

唐太宗論君道：「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

中國經改，如果記著唐太宗的這句話，何嘗有今日的經濟發展的諸多困局。

問題是，我們的思維裡忘記了我們自己的民族智慧了！

**法輪功的無形貢獻

前面引的一句古話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同門，吉凶同域。反過來，正當人們的眼睛看著錢的時候，正當何清漣所說的諸多經濟亂象發生的時候。

許多人走向了另一條路：修煉。

我們用法輪功當例子！

早期，中國官方甚至提倡法輪功。因為：最少是為國家節省了難以估計的醫療費用。其次，法輪功的修煉者，常常因為提升道德，把工廠的面貌帶動起來。一些高知識份子，更因為修煉，在創造、研發上，也突破性的視野。

換成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法輪功提升了中國的勞力素質（健康、品德、智慧）；也減少了爾虞我詐，降低了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使人民富有，更使許多修煉者成為心靈上的貴族。

台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先生便說：「修煉法輪功的人哪，他是很平和的。他們遇到一些苦難，譬如說是失業下崗啦！他們不會去爭，反而會去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怎麽樣做的不好了，不會去抗議，反而會去想辦法，用自己的能力，充實自己的能力，再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那麽這對於社會的安定，甚至對社會的生産是有所幫助的。」

可是，正因為打壓，所以中國的發展，便出現了逆轉。因為，九零年以來，外資對中國的投資環境評估，和打壓後的評估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打壓前，人們願意投資中國，有很多是出自於相信中國的前途。打壓後，中國人的道德出現了敗壞（江澤民帶頭說謊，不讓人當好人），貪官污吏爭相把資金匯出國外。

中國政府為了跟隨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不只是內政上花費巨大的人力、財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支出。特別是人權問題上，顯的理屈詞窮，長期而往對中國的現代化只有負面作用。

關於這一點，吳惠林認為：「爲什麼近十年來，西方國家越來越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他的重要點是在這裏。大家怕都投資下去了，到時候都被沒收了，沒了，那投資額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的集權，不重視人權，這一點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或說是永續發展來講是很不利的！」

事實上，中共的經改遭到最大的瓶頸便是中共本身。以法輪功為例，政府部門花那麼多的資源，僅為了不讓人修煉？這個政策怎麼評估都是錯誤的。

根據筆者對法輪功粗淺的理解，法輪功講的是「修煉」、「提昇心性」、「重德」、「不干涉政治」等等。面對改革開放後，道德下滑的社會現象，法輪功正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關於這點，我們來看看台灣的經驗。

台灣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王慶中指出，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法輪功對社會至少有三大優點：第一、減緩健保支付；第二、對成人社會化有實際的功效；第三、幫助社區發展有助平等。

王教授指出，建立社區意識，對區域整合有幫助。法輪功不分貧富老少，本省或外省人聚在一起，是一件好事。他們講究給予、辭讓、坦白的溝通，正心修口，是非自然會減少，變成一個社區中的清淨之所，對人心的發展有獨特的社區貢獻。

他還指出，台灣資本主義走向中有欠缺了一點人文主義，法輪功發揮作用，能讓人在常人社會修練，所以不遁世，重心性又具有傳統文化，向內修有唯心論傾向，可以平衡資本主義物質主義向外求。教功本身就是學習活動，聚會練功本身就有良性互動，藉團體之力使人成長。法輪功提供一套價值觀，人們一起聚會練功，也不評論政治是非，有群體生活之益，而無其害，何樂不為！

王教授強調，全民健保後一年耗掉三千六百億，平均一天十億元，如果台灣有一半人練功，我看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的費用可再省一半開銷，因為法輪功對病的理解與西醫不同，甚至不鼓勵動不動就去醫院看病。

所以，雖然前面筆者指出：九零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就是在窮了一百年的低潮之後，不擇手段的向上反彈。不過，各種民間的正面力量卻一直試圖扭轉這個發展態勢。

可以說，法輪功補上了經改時期的道德缺口，使各種矛盾得到緩解與改善。嚴格來說，法輪功對九零年代的中國經濟，起到難以估計的正面作用。唯其難以估計，法輪功的貢獻才被人所忽略。

然後，歷史來到了一個選擇的關鍵點。

中共經改的一個關鍵，其實是九九年的鎮壓法輪功。當時，朱鎔基正大刀闊斧搞改革，要治貪官污吏。如果，當時真把精力用來治貪官污吏，而不是迫害一幫子手無寸鐵，只要當好人的法輪功學員。

中共的經改或許不會淪落至今日難救之地！

可是，國家發展最需要的好人遭到關押、逮捕，而貪官污吏卻可因協同迫害而升官發財！這不只是一個資源錯置的問題，而是國家賴以存在的正義，徹底淪亡！

六四事件差點使中國的改革泡湯；而迫害法輪功卻使「或成、或敗」的中國經濟改革，徹底走向錯誤的一邊。

筆者認為，這是江澤民集團犯下的最大錯誤。

**當代經濟的一帖良藥

其實，西方社會也需要心法。他們中有才智之士也知道向中國取經；有些人走向孔夫子的懷抱、有些人走入西藏尋求解脫。有人發現了，法輪功！

為甚麼東方成了許多西方人心靈的聖山？

讓我們反過來看歷史的現場：

共產主義之興起，必有其背景。工業革命後，資本家興起了，靠著國家的支持，資本家可以無限的累積資本。日本的財閥，就是戰前的延續；德國的民族工業也和兩次大戰的軍火工業高度相關。至於美國，因為是第二次大戰的兵工廠，迅速擴展了強大的工業實力。

這些國家賣一架飛機的錢，中國女工織多少手工才賺得回？

不過，西方知識界也因此步入了危機，檢討科學、民主、甚至是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從來未曾放棄發出警告。他們已經看到了西方社會走向了一個死胡同。

馬克思哲學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地「為富不仁」。不過，他卻扭轉不了人類的道德。

古聖先賢造就了禮義之邦。中國人卻在一連串衰微的國運中，自我揚棄了民族之精神，中華的龍魂。事實上，乾坤倒運是一時的，中華未必無人，五百年自有王者興，這本是中華歷史的鐵則。

可悲的是，中華民族卻走向了兩極。一極是情緒性的「愛國主義」；另一極卻是「外國甚麼都好」。事實上，這矛盾的兩極都是極端。

中華民族最大的悲哀，不在於有形的侵害，而在於這一代中國人的腦海中，很少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了。正當西方無力挽回文化的衰亡時，中華兒女大可以弘揚中國的國魂於世界。

因為，西方資本主義走到了盡頭時，他們也發現了西方在經濟思想上的瓶頸。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思想，行之於西方。各種社會福利、保險、救助、甚至是失業補助，成了許多國家的政策，確也造成了財政負擔與許多懶漢。

西方國家用社會主義，來平衡資本主義的極端。這就是馬克思思想能夠風行的背景。不過，馬克思雖然看到了那一面，卻無法從更高的層面「道德」，來深入分析經濟的本質原理。

因為，他是唯物論者，道德在經濟活動的作用，不是他關心的範疇。他是社會活動者、是社會思想家，他想的不是「治人心」；而是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人。

這個理論被中共用來奪權。奪權成功後，這個理論無能於經世濟民，也是命運使然。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思想上依舊貧乏，不知走回中華經濟的正路，與民休息、講道德、重視農民福祉。

他們把危機重重的市場經濟當成靈丹妙藥！把中原變成世界工廠；把人民變成工奴；把土地圈成經濟特區，中共紅朝下，外商的割據地；把國有銀行，變成高幹的金庫。

其實，道德敗壞後，市場經濟也出現問題了！不只是美國爆出了一連串的金融弊案；日本、南朝鮮、香港、甚至台灣，只要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幾乎都很難避免金融弊案。

資本主義也瀕臨崩潰了嗎？

至少，西方人對於經濟發展發出越來越多反省的聲音。不過，卻少了治療根本的良藥。

從本質上來講，現代經濟的發展，在某個角度上，的確像馬克思所講的，資本家剝削自勞工。這一點，中國的勞工應該感受最深。身為世界工廠，中國工人的待遇卻遠遠不如先進國家，就業率也不斷下滑。

更有甚者，先進工業國對落後國家的剝削，也加深的國際關係的緊張。G7工業國開會時，場外幾乎都湧上抗議群眾。

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共產主義社會（幾乎不存在了），甚至是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和前共產集團），在經濟發展的路程上，都面臨了道德敗壞的現象。

美國發生的恩隆案，再一次提醒人們經濟道德的崩潰，將嚴重破壞市場。

其實，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思維。他們共同忽略了「唯心」的作用。其實，十九世紀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便曾論述了「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這位調和唯心與唯物之爭的社會學大師強調資本主義的興起，基督教倫理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這個理論被廣泛用來擴充解釋東亞諸國的經濟奇蹟，乃是儒家文化圈的影響。事實上，儒家思維下的東方民族，的確有著勤儉、樸實、奉獻、犧牲的經濟美德。這和講究調和市場供需的經濟政策，不相違背。

從表層來看，極權政治的穩定，乃是花費巨大的人力與財力，並且造成了人力資源的閒置與制約。可是，只要國家有道，人人約束自己，不僅無須支付龐大的政權維護費，還可使民智民力得其所用。

當我學習法輪功的著作，並親自去修煉時。我知道，法輪功的本旨，就是修煉。可是，他的弘揚卻可使中華的經濟、文化，乃至於全世界面臨的道德危機，得到一帖良藥。

更可貴的是，這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九九年打壓前，全中國就有一億人在修煉。而且，隨著修煉的境界，法輪功的確以其博大精深的法理，造就著對社會有益的人群。

**法輪功與中國經濟

回歸本文的主題，筆者認為，中國本有機會再創開明盛世。不過，江澤民不僅未能著眼於中國大局，反而利用整個國家的精力、財力去迫害這群真正的好人。

這是中華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法輪功洪揚於中原時，中國開始了經濟的高速成長。法輪功受難於中原時，江澤民卻把國力（包括四分之一的經濟力）用來迫害這群經濟成長幕後的無名功臣。

於是，中華經濟遭到的打擊，可謂是空前的。而且，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很大的轉折，從高峰開始回落。

有識者預測：中國即將崩潰！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走向敗德的經濟遊戲。不講道德的發展經濟，就是叢林法則；「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賭場經濟」的代名詞。

明明可使百姓民心安定，江山穩固的高德大法，卻受到政治的迫害。人們卻為一己之私，不敢講公道話。這麼重利不重義，金錢財富豈可久常？

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是短暫的假象而已。

實質上，中國的經濟賴以存在的人性、道德、信用、奮發、知識、智慧等等必要條件，早已被一個說謊、殘暴與無能的獨裁者，破壞殆盡了啊！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