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15年前，從學子體內流淌到天安門廣場的血，已隨著風雨的沖刷、隨著廣場地磚的更換而不見蹤跡；在風雨沖刷不到的角落、在許多人的心裏，「6.4」的血痕依然沒有風乾；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諸君為恢復真相、回歸正義這一目標的實現作了不懈的努力；一些境內外的民運人士，在著文辦刊，在啟迪民智。他們的點滴行動，無疑是在造福中國。

可是，作為一個一直在奴的狀態裡苟活過來的人，我不想隱瞞我對你們的疑慮，我要說出來。我想知道：你們對正義的訴求、你們爭取的，除了讓自己身上遭遇的那塊有待回歸的正義快點回歸過來，獲得「平反」、道歉、賠償，還有沒有甚麼別的？我想知道：建立一個基本公正、基本正義的中國的使命，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劃？讓生活在中國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擺脫奴役命運，有沒有納入你們的計劃？你們作為城裡人，是否把拒絕接受不義、不公正的優待（相比於農民），納入你們的計劃？

無疑，你們的要求是正義的正當的。在現代社會，任何受到非法加害的群體，有權要求獲得賠償，這是受害人應該擁有的最起碼的民事權利。我預測：你們──天安門母親、民運人士，你們的訴求一定會得到滿足。這在中國是有多個先例的。

中國有曾經的兩個群體：右派和知青，你們和他們的經歷有非常大的相似之處：先是政府使他們遭受了磨難（或者說劫難）；之後，隨著施暴的領導人的駕崩、繼任的領導人上台，拿出霹靂手段，在精神上撫慰受害者、經濟上補償受害者。由上面兩個群體的遭遇，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凡是」：凡是城市人遭受的侵害，必定會得到補償；凡是城市人遭受的冤屈，必定會得到昭雪。（相反，政府對農民受害群體進行補償的事從來沒有發生。）

我們看到，55萬的右派脫帽後，共產黨政府動用國庫資金為他們補發工資，歸還房屋等財產、動用黨的「喉舌」媒體為他們恢復名譽、並讓他們重返領導（工作）崗位；1,800萬知青返城後，黨國政府動用了國庫資金，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為他們提供經濟補償、打造就業崗位、追加工齡。

右派、知青從干校、從牛棚、從插隊的鄉村回城市後，他們身上的不公和傷害得到救濟後，中國社會謀求公正的努力進程噶然而止。他們回城20多年過去了，中國有根本變化嗎？沒有。中國還是那個隔離的中國、黑暗的中國；農民，作為隔離牆外的賤民，依然維持著奴隸般的生存狀態，如牛馬一般絕望地掙扎在這片雞形的土地上，生不如死。

讓人遺憾的是：右派、知青中有許多人，從來沒有想到應該為扭轉邪惡、剷除不公做一點點的事。經歷了在農村的耳聞目染，他們實際上是當時中國最清楚農民生活有多慘的一群人，可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得勢後悍然加入進了坑害農民同胞的行列。舉例說：北京、上海、全國幾百個城市，僅僅在就業領域就出台了上千個「排農法案」（這是本是人杜撰一詞，「農」指農民；由「排華法案」一詞引申而來）。在中國的「首善之區」，北京1998年出台「本年度禁止和限制外來務工人員就業的36個行業、100多個工種」這樣的臭名遠昭的法案在城市地方人大能獲得通過，就是經過包括當年右派、知青在內的城市精英（這時以「市人民代表」身份出現）的手投票通過並施行的！並且，除了就業，他們在教育、醫療、社保等諸領域的表現莫不如此。他們──這些中國受教育機會最多、知識最多的人們真的不知道出台這樣的坑害自己同胞的法規是不合乎憲法、不合乎勞動法、不合乎國際人權法嗎？他們知道──可是為了獲取非法的優待、固化這種優待、固化他們人上人地位，他們不惜施暴於農民，參與剝奪自己同胞的謀生機會，邁向幸福的機會，成為龐大的食人機器上一顆冰冷的螺絲。他們成為舊秩序的捍衛者，成為新罪惡的製造者。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知青作家在「知青文學」裡吹噓，說他們是中國社會的中堅：他們裡中有多少的人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多少的人是經濟學家、作家、官員（有的當了文化部長）；他們，加上右派，為回歸中國社會正義都做了些甚麼？！

他們爭取獲得權利救濟與補償，這沒有錯；他們中那麼多人參與踐踏他們之外階層人民的法定權益，這讓人齒寒。

農民作為中國的賤民，在遭遇右派同等、或者更殘暴侵害的時候，是從來沒有獲得補償機會的。批鬥右派時，被逼死或殺死的也許超過千人；知青，由於紅太陽目的是讓其「接受貧下中農教育」，折磨他們的是流放與勞役之苦，而不是殺戮之禍；而農民──也就是被那些殺手劃成「地主、富農」的人、那些不幸投胎進了「地富」之家、一出娘胎就帶「原罪」的人──對他們的遇害，缺乏一個全國的統計數。但是僅僅是廣西農村，因為「階級成分不好」被殺戮的農民就有10萬（這裡面也包含了少量非農民的受難者）；從廣西農村可以想見全國農民的受害情況；如湖南道縣、北京大興，都有類似的血腥；作家鄭義在做調查時悲憤地說，「地富」死時的悲慘程度遠超過落入納粹魔爪裡的猶太人；鄭義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一些紅色屠夫通過對悲慘農民的人體器官進行反覆烹製和比較，得出了結論：人肝的吃法，烤的比煮的更香更美味……

當年，中共在對「五類分子」的進行賠償的時候也是作了城鄉區分的：作為受害最嚴重、最悲慘的人群，「五類分子」中屬於農民的那類，永遠不能指望像許多右派那樣獲得補償、獲得被沒收的房產的退還；而他們的死亡人數、受迫害強度之慘烈、之持久，是右派、是任何別的群體不能比擬的。

有地就是有罪，有產就是有罪，並且是該判死罪的理由──這是當時的邏輯，當時的刑法原則。可悲的是，一些遭到滅族的有地農民（我說的是「有地農民」！），他們的冤屈已隨風而逝，無產者斬草除根式的殺戮方式（連處在哺乳期的嬰孩也不放過）已使得許多家族中沒有遺漏活口為他們鳴冤，不會有人記得他們的遇害細節；一些僥倖逃過滅門之禍的倖存者，即使是他們想喊出冤情，生活的重壓使他們抽不出精力；即使有精力，也可能沒有記述的能力；即使有記述的能力，他們血寫的史實也難以找到發表的渠道──最可悲的是：作為劫後餘生、作為受害最深的死難者遺屬，他們還得被強迫為充盈國庫作奴工，為那些受害次深的受難群體提供賠償所需的財政來源。

右派受到了不公、非法、非人道的對待，當時的政府使那麼多中國最稀缺的精英死於非命。這自然是我們民族的慘劇，兇手是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但是我今天的主題追溯的不是這個，而是要說：任何一個活生生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知識的人、沒有話語權的人，他們和博學多才的、和有話語權的精英相比，生命是等值的。他們的肉體痛苦也是痛苦，他們的精神痛苦也是痛苦。在挨餓的時候、在挨鞭子的時候、在被活埋的時候、在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時候，煎熬的感受是一樣的。在殺戮既成歷史、在談論誰是最大受害群體的時候，我以為不該考慮死者知識儲備的多寡，唯一的依據的是死者人數。

中國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不是說這個龐大的草根群體就不能受苦。苦了幾千年，苦過了毛周時代，苦了江李時代，經歷過幾千萬幾千萬地被餓死、幾10萬幾百萬地被殺死、現在仍是以每年近30萬的人口的規模被現實逼死（指農民對惡劣生存環境絕望而實施的自殺），天下已經沒有甚麼苦值得農民怕的了。

我沒有奢望受害農民在自己的國家獲得平反昭雪、賠禮道歉的一幕會出現。我是不敢奢望。我瞭解中國農民的處境。假定（我說的是「假定」）：今天，北京有一筆補償金讓受害的廣西、湖南道縣那些曾經的、遇了難的有地農民（「地富」）的繼承人來領取，恐怕有許多人付不起來京的旅費──更不說他們有錢，去支付追查殺戮真相所需的財力了。這是一種深切的悲哀。

我知道，民運人士、「6.4」難屬，你們是中國真正有力量的群體（似乎不比當年右派的力量小。）有信息說，中南海已有人因你們的抗爭、為逃避罪責而焦慮；我也敢肯定那些強人們不會為你們之外的其它中國受難群體皺一下眉頭。你們實現訴求是指日可待的。我只關心一點：你們成功了，訴求實現了，你們是否會像知青、右派那樣維持著對農民的冷漠、對農民權益的排斥？

我只關心一點：你們能不能肯定，你們不會是下一個知青群體、不會是下一個右派群體？

我自認為是中國農民中對你們有較多瞭解的那部份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對你們存在疑惑。

因為，號稱「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份子，在過去的日子裡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踐踏良心、踐踏社會公正；

因為，在你們公開的信息中，我依然沒有機會，找到獲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線索。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轉載自《觀察》//guancha.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