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歐華導報2004年7月號頭版刊載了俞力工先生的一篇帶有許多評論，題為《華人的尊嚴何在》的報導。報導的是7月1日奧地利維也納7百多名華人到維也納外事警察局舉行抗議示威的情況。事情的起因是奧地利警方在檢查一家中餐館時使用暴力，致使3人受傷，叫吳小春的老闆被拘留16個小時，拘留期間還遭到個別警員毆打。至於為何檢查？警員又是在何種情況下使用的暴力？報導雖語焉不詳，但讀者卻可從俞先生在文中告誡同胞今後有此遭遇時當冷靜對應，萬不可意氣用事、魯莽衝動的言詞中猜測到警員使用暴力前，遭檢查的中餐館的老闆和員工似乎有魯莽衝動之舉。
本人以為，既然是新聞報導，首先要把事件的來龍去脈、主要過程、關鍵情節向讀者介紹清楚。當讀者對這些全都一頭霧水的的情況下，報導者卻用比介紹事實多出數倍的篇幅大發感慨和評論，就不免有向讀者宣傳灌輸之嫌。更多人的感覺我無從知曉，但我和身邊幾位讀了這篇報導的朋友的共同感覺是：俞力工先生侮辱了我們辨別是非的能力。文中俞先生是將吳小春等人被毆，當作一件典型的單純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事件來評論的。但報導中卻說警方檢查伊始首先無理趕走進餐的客人。如果當時的客人並不全是華人，那麼在此事件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就不單單是華人，事件的性質也就會有所不同。另外警員在何種情況下使用的暴力，對事件性質的判斷也至關重要。像前不久發生的天津女商人趙燕在美國被毆事件，由於海外媒體的詳盡報導，人們可以很清楚地判斷出是美國警察濫用了暴力。但我們也可從警察事先並不知道趙燕是中國公民這一事實上，判斷出趙燕並非是由於她的中國公民的身份而遭此厄運的。進而也就可以對中國政府對此事件刻意炒作的目的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由此可以看出，對事實客觀、準確地描述，是新聞報導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原則，也是發表評論和讓讀者認同評論的基礎。
此外讓人十分不解的是：從小生活在台灣和歐美的俞力工先生遣文造句竟有濃厚的文革遺風。不信請看俞文中的這一段：「以警員為主力的內政部屬下人馬，動輒以稽查黑工為名，荷槍實彈、浩浩蕩蕩衝進正在營業的中餐館；或是為了些許細故，飽以毒打、拘禁牢房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有過在西方國家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即便是維護交通的警察出勤時都是荷槍實彈。而一個中餐館即便是最大型的那種，有幾十名警察也就能完全掌控局面。而「浩浩蕩蕩」給人的感覺好像來了千軍萬馬一般。不知俞先生是在顯示自己的生花妙筆，還是在諷刺奧地利警方的無能。既然一小隊警察可以在俞先生的筆下被形容為浩浩蕩蕩，那麼「甚多巨故」被俞先生描繪為「些許細故」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在俞先生筆下，奧地利警察是囂張的凶神惡煞，生活在奧的華人倍受其苦，而且是苦不堪言。更讓人恐怖的是，每個華僑都要孤零零地面對有組織的鎮壓機器（這些形容詞均從俞文中照搬而來）。本人如果不是對奧地利多民族社會生活的和諧、安定有著親身的體會，光看俞先生的描繪，一定會把奧地利想像為人間地獄，起碼對於華人是如此。而近些年在奧華人和中餐館數量不斷增加的事實卻好像並不支持俞先生的說法。像我這樣有著文革經歷的人，對如此浮誇的文風有著天然的反感，對俞文的結論自然也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本人決不是想否定吳小春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也不否認西方世界仍然存在種族歧視現象，更不認為華人沒有利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的必要。而恰恰相反，筆者也為華人能夠團結起來依法維護應有的權益而倍感鼓舞。並認為海外華人依法維權的舉動和成功經驗是對飽受專制壓迫的國內底層大眾的維權運動的最好的啟迪和最有力的鼓舞。據俞先生的報導：維也納華人的抗議活動立即得到了反響，警察局長親自趕到現場並接受了抗議書，警方已成立專案調查組並表示要徹底清查和審理肇事的不法警察。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首先抗議遊行根本不會被批准，雖然中國的憲法也賦予了人民這樣的權利。而群眾自發組織的任何針對政府的請願和抗議，同樣也會招致警察局長的到來，甚至來得會更加及時，但局長大人決不會接受甚麼抗議書或聽取甚麼申訴，而是會毫不猶豫地指揮部下用電棍和手銬來答覆抗議者的要求！（可能俞先生還是會認為比荷槍實彈、浩浩蕩蕩來得文明些）對此，俞先生在評論中不置一詞，卻對中共外交部責成駐外機構「加強保護海外同胞利益」的一則消息表示了感恩戴德。並稱這個迫害了億萬同胞、摧殘了傳統文化、使全體華人的尊嚴遭到最大屈辱的專制政府是「華夏民族期盼了五千年才期盼到的」。俞先生並為生逢其時而大呼「幸哉」。中國人形容「幸運」的最高級別也就是「三生有幸」了。就是說輪迴三生才得一遇的幸事，以80年一個輪迴計，三生應是240個年頭，五千年才能趕上一次的「特大幸事」就得說成「六十二生半有幸」了。不知吾輩是何時修來如此大的福份，居然中了這麼個大獎。為此，吾等小民應緊隨俞力功老先生萬呼「幸哉」才對！如果說我對俞先生浮華的文風和具有種族色彩的煽動還只是「反感」的話，對「幸哉」的呼叫就只有「噁心」二字才能形容了。
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何以俞先生依然要在使您飽受屈辱的奧地利苟活，而不趕快投奔能使您獲得尊嚴的黨媽媽的懷抱之中？您慶幸趕上了的這個「政府」在印尼華僑慘遭蹂躪之時卻袖手旁觀、還曾有著夥同波爾布特匪幫屠殺骨肉同胞的斑斑劣跡、讓國內同胞遭遇的苦難更是罄竹難書，限於篇幅就不去說了。但就在您大感「幸哉」的同時，「天安門」母親們為了討回公道正在繼續著已經進行了15年之久的抗爭、挽救了無數生命的抗薩英雄講真話的蔣彥永大夫正在遭受非法拘禁、為保護「居住權」而集會的強迫拆遷戶正在面對無情的鎮壓、為堅持信仰而坐牢的人們正在忍受著非人的待遇、為討還血汗錢的農民工正在哀告無門、袁紅冰教授為了使心血結晶的著作能夠發表正計劃著出逃、而外交部責成其「要加強保護海外同胞利益」的駐外機構正在以不給延長護照等手法剝奪著一些公民作為中國人的權力使其成為國際孤兒……俞先生生活在資訊自由的世界不會對這些天天都在發生的事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吧？難道只有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才配享有做人的尊嚴，才配俞先生為他們慷慨陳詞？而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人們就只能為讓俞先生感到增加尊嚴的「綜合國力」的增強而犧牲公正和權益嗎？
俞先生為有這樣一個「代表」了他，並給他撐腰的政府而高呼「幸哉」，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年慶幸自己能生活在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以戈培爾為首的那些狂熱的納粹黨徒們！俞先生雖貴為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主席，閱歷非凡，但畢竟沒有在中國大陸長期生活的經驗，對黨文化和黨媽媽的心態體會得還不夠深入、細緻。您連「生逢其時」、「幸哉」都喊出來了，可您怎麼又說五千年才盼來的英明政府認識到的「個人尊嚴獲得維護，集體才懂得自尊」的道理是簡單的道理呢？而且字裡行間透著您比政府認識的還要早，您讓一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媽媽的臉往哪裏擱。五千年才認識了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您不是在諷刺這個要永遠領導政府的黨媽媽吧？或許您是在譏諷咱們這個民族的弱智？您就那麼有把握認為政府是認清了這麼簡單的道理後才發出「要加強保護海外同胞利益」的英明指示嗎？可我們在國內聽到的全是「大河有水，小河才滿」、「國家強大了，我們才會有尊嚴」一類，好像與您的說法並不搭調。您不會是一廂情願吧？還有您為了渲染恐怖氣氛，說說「警方不時調動鎮暴警察修理亞裔」也就罷了，幹嘛非提這些鎮暴警察部隊是在七十年代未，為對付左派紅軍而建立的這些陳年老帳。難道您不知道這些當代恐怖份子的祖師爺們，甚麼「紅軍」、「赤軍」、「陽光之旅」都是在黨媽媽打倒各國反動派的精神指引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無私援助下才得以建立和肆孽的嗎？在國內，黨媽只准我們「向前看」或「向錢看」，揭瘡疤、翻老賬是萬萬不能的。何況我們黨早領著政府加入了世界反恐大聯盟，您提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不是拿著黨媽的「把柄」往您一向痛恨的美帝手裡送嗎？看來您還是要回大陸長住一段，多受受黨文化的熏陶，只有被黨文化燻熟、熏透，您才能說話、辦事兒處處順黨心、合黨意。才能做到「隨心所慾，不癒黨矩」。否則馬屁沒拍好，倒拍到了馬蹄子上。以上兩點失誤足以大半抵消您高呼「幸哉」使黨媽產生的愉悅之感。
以上這些文字似乎對俞先生大有不敬，若如此，還請多多見諒。本人和俞先生素昧平生，我是對事不對人，真真是讓您的「幸哉」給氣暈了。要知道我們這一代人在您慶幸趕上了的這個「政府」的統治下，有著太多太多的苦難和不堪回首的記憶！其實本人對您關心僑務、熱心公益的做法還是蠻欽佩的。如果7月1日那天我在維也納的話，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您的行列中。同樣是7月1日那天，上萬唐山市庫區移民計劃到北京請願，爭取他們的「生存權」。同一天，香港有五十多萬群眾像您一樣走上了街頭。他們的目的也和您一樣，是為了爭取做人的「尊嚴」。但三地的遊行卻有三種不同的結果。唐山老百姓的請願隊伍在領導者被抓和大批軍警的阻截下，無功而返。香港的遊行雖組織的非常成功，但香港行政當局和中央政府對群眾的訴求卻置若罔聞、不予理會。只有俞先生參與組織的示威活動達到了目的，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此說來，俞先生應該為生活在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而慶幸才對。而您對其大呼「幸哉」的中國政府，對大陸和香港人民而言卻是天大的不幸！而且在您的報導中，讀者根本無從看出您盼來的「政府」在此次抗爭中起了哪些作用。我們可以猜測您的意思是一個強大的「政府」給您撐了腰、壯了膽，使您有勇氣做此抗爭。您們是在一個有著強大實力的「政府」的威懾力之下才取得的勝利的。如果照此邏輯，那些弱小國家的僑民受了委屈就只有忍氣吞聲的份，誰叫他們背後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呢。果真如此，奧地利豈不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憲法、法律豈不統統都成了擺設？
對於生活在海外的華人，「種族歧視」始終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本人在海外生活多年對此也有些心得願與俞先生和僑胞們分享。我以為對「種族歧視」應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是法律、制度層面。像美國、南非等國家歷史上曾長期存在過的種族隔離現象、歐洲歷史上對猶太人的歧視、中國元朝將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漢人和南漢人）和清朝優待旗人的相關做法，都是在制度層面上用法律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對特定種族的歧視。
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汲取二次大戰中，希特勒的雅利安種族優越論給人類帶來的深重災難的教訓，在西方國家的主導下，人類社會普遍剷除了國家制度層面上的種族歧視，並用法律形式確立了種族平等的原則。在這一歷史性的進步上，歐洲的民主國家始終走在前列。平等的原則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歐洲國家普遍廢除死刑和對同性戀群體的寬容，說明歐洲在本世紀依然走在引導人類文明進步的前端。而從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對歐洲廢除死刑、同性合法結婚、同性戀者可以當選公職（如巴黎市長德拉諾埃）等現象表示無法理解的情況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所處的文明水平和歐洲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我的許多黑人朋友都一致表示，目前世界中最歧視他們的就是中國人了。
以本人粗淺的觀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依然從制度層面遭受歧視的大規模的人類群體有兩個，一是中國的農民，二是伊斯蘭國家的婦女。在數量上中國農民是最大的一群，佔到了中國人口三分之二強，占世界總人口的一成以上。這有點像實行種族主義時期的南非，是少數人從制度上歧視多數人。不同的是南非從膚色上來區分，而中國則是從職業和地域上劃分的。
從主導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觀察，我更認同二十一世紀是「歐洲世紀」的說法。正是因為有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奧地利的華人同胞在遭遇到不公正時，才能依法抗爭，並取得公正的結果。
有些僑胞會問：既然歐洲早已在制度上保障了不同種族的平等權利，為甚麼我們還會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經常感覺到種族歧視的存在呢？這就要從第二個層面，即社會文化的層面來考察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對弱者的歧視這種種落後的觀念和習俗並不會因法律的建立而立即根除，上千年形成的偏見又怎麼可能在短短幾十年中就消除殆盡呢？但我們可以感到慶幸的是，這些落後觀念和偏見早已不再是歐洲社會意識的主流。每當發生惡性的種族事件時，知識階層總是走在抗議隊伍的最前端，緊隨其後的則是社會的主流階層。
另外由於中共長期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妖魔化宣傳，使得從中國大陸出來的同胞對「種族歧視」格外敏感。在此種心態下，往往把遇到的所有不公正的事情全都和「種族歧視」扯上關係。在國內如遇到公務員打官腔不辦事，人們會認為這是官僚主義作怪或是以為這是在暗示要你的賄賂。可在所在國的衙門裡辦事遇到同樣的情況，多數人都會把它和「種族歧視」聯繫起來。在巴黎和佛羅倫薩有很多溫州同胞經營製衣和制皮業，而在溫州人大量到來之前，這是土耳其移民的傳統經營領域。由於溫州人的吃苦耐勞和天生的商業頭腦，再加上使用黑工和最大限度的壓低工資，很快就將很多土耳其人從這一領域排擠了出去。破了產的老闆往往還能忍氣吞聲，而兒孫輩以前都是花錢如流水的公子哥，這一下成了失業者的家屬，心理一時很難平衡往往就遷怒於中國人，專找中國老闆的孩子尋釁滋事。本人隨一國內記者採訪這些溫州老闆時，老闆們異口同聲把孩子們被土耳其青年欺辱視為「種族歧視」。
俞力工先生說奧地利警方搜查中餐館時，經常是以稽察黑工為名。可我們捫心自問，中餐館使用黑工難道不是一個普遍現象嗎？記得九十年代中期，匈牙利向中國遣返了一位叫麻新苗的蛇頭。據當時的報導，僅他一人就向奧地利偷渡了數百人。多佛爾港運貨車內悶死五十多人的事件，和英國海灘淹死中國拾蠣者的事件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人偷渡和使用黑工的印象，難道這也是種族歧見造成的？我不否認奧地利警方在查處中國人時有種族意識夾雜其中，但我們也要承認我們的同胞也確實常常受人以柄。
如果華人團體在領導同胞們抗議爭取權利的同時，也教育同胞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本本分分的做生意、清清白白的做人，並以實際行動關懷祖國和所在國所有弱勢群體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華人的整體形象肯定會逐步改善的。一個人要想得到他人的尊重，首先要學會尊重自己，我以為這才是最重要的。而對於目前統治大陸的那個「政府」，我勸同胞們千萬不要給予甚麼希望。如不想被這個「專制政府」的惡名所累，最好是為將它改造成一個「民主政府」貢獻一份力量。如認為自己力所不及，起碼也要與之劃清界限。千萬不可助桀為虐。在一個以「自由」為核心價值觀的社會體系中，認同一個血腥獨裁政權的人是無法獲得尊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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