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杜東旭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馬承芬的丈夫

馬承芬，女，1934年出生，遇難時55歲；生前為復員老軍人；89年6月3日晚11時，在總政干休四所宿舍樓下乘涼時被戒嚴部隊槍殺，子彈射入右下腹部，傷口約4-5厘米，6月4時晨死於304醫院；骨灰自費安葬於金山陵園。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軍人，1934年出生於河北省，1949年參軍，1951年入朝參戰，在韓戰中歷經三載倖免遇難。歸國後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到了晚年卻無辜死在了所謂人民軍隊的槍彈下。十年前的89學運和民運，全國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自由、民主，並要求與當時身為總理的李鵬對話，李鵬不僅不聽廣大民眾的呼聲，反而喪盡天良於6月3日派軍車、坦克進城，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我們家住在總政白石橋第四干休所，位於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還有200米左右。當時很多老幹部(約有數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樓下，對開槍屠殺人民的行為憤恨不平。約在夜間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向胡同裡開槍，當時我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當時我站在離她2米遠處和一位老幹部說話)。突然間，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右下腹部，傷口直徑有4-5厘米，鮮血流了滿地。她當時就栽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須馬上送醫院搶救，可是汽車又不准出動，只好借一輛三輪車，夜11點多送到304醫院。因醫院受槍傷的人太多，直到4日凌晨3點多，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後送回病房，也未給輸氧(事前已向院方說明她前兩個月因心臟病在此住過兩個月醫院)。當時以為並不嚴重，她躲過了這埸災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這把我和孩子們都嚇壞了，我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復發，醫生又把我送進搶救室搶救，經兩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事後經干休所聯繫，把妻子送八寶山火化，三年後，我又自費將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園了。

「六·四」慘案已經十年，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和難友，每年都向當局寫信申訴，要求公正解決「六·四」問題。我個人在「六·四」後的前兩年也多次向總政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因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無辜殺害的，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不僅不給我一個答覆，反而再三阻攔我同一些難友的聯繫；當局還一再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我在「六·四」早晨從急救室出來在醫院門前等車時，親耳聽醫院護士邊走邊說：「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數僅在304醫院起碼有數十人，在復興醫院、鐵路醫院死亡的人數更多，更何況在大街上被射殺的人，當時由軍車運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杜東旭1999.1.29

張艷秋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王志英的遺孀

王志英，男，1954年7月27日生，遇難時35歲；生前為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重型汽車鑄造廠傳動橋廠職工；6月3日晚12點，於珠市口十字路口處遇難，子彈射中頸部大動脈；骨灰安葬於昌平佛山公墓。

我家住在北京珠市口西湖營3號，我娘家住宣武區椿樹上三條18號。89年6月3日晚10時多，我倆從我娘家回自己家，從前門外公園胡同出來就不能通行了，到了大街上，到處都是人，我倆只好推著自行車步行回家，當走到珠市口時就聽到槍聲，我們還以為是放鞭炮，邊走邊看，這時槍聲越來越近了，聽到有人喊：「打槍啦！」我們匆忙從擠滿人的路口通過，看到人們到處奔跑，軍隊已經過來了，是從南往北過來的，都是全副武裝，頭戴大殼帽的軍人邊跑邊開槍。我們一看情況不好，趕快跑到路口一輛麵包車的後邊躲藏起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一顆子彈打中了王志英，他倒在了地上。我急忙蹲下去扶他，鮮血從他的後背流了出來，我忙用手堵，血又從前邊的頸部噴得很遠(後來才知道中彈部位是頸部大動脈)。當時我拚命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但是在密集的槍彈聲中，我的聲音再大，也太微弱了，沒人聽得見，人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打槍的部隊那邊，我的聲音都喊啞了。大概過了幾分鐘，前邊的部隊過去了，在我的拚命叫喊下，旁邊的人才擁了過來。地上的血已經流了一大片，我的身上也全都是血。這時有人說：「趕快送醫院！」有一個人推過一輛平板車，大家把志英抬上車，但王志英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可能已經停止呼吸了。人們把他送到附近的前門醫院，醫院說治不了啦，趕快送同仁醫院吧！人們又截了一輛麵包車，把他送走了。當時旁邊的人沒有讓我上車，車開走後我拚命喊要一塊去，這時有兩個年青人騎車帶著我奔向同仁醫院。當我們到達崇文門立交橋時，又遇上進城的部隊，我們不敢上前，只好等他們過去才趕到同仁醫院。

到醫院後，醫院十分混亂，跟醫院說明情況(別人幫著說的)，一位姓趙的大夫對我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當時跪在地上抱著大夫的腿說：「求求您，救救他吧！他有七歲的女兒呀！」我的身上手上全都是血，沾了大夫一身，大夫流著淚說：「不行了，我們用了各種搶救的辦法，他送來時已經不行了，他死了，已經送太平間了」。他是送到同仁醫院的第一個死者，過了一會兒，趙大夫帶我去太平間確認了一下，取下了志英身上的鑰匙讓我看，我的心徹底地碎了。我大聲地喊叫，這時醫院給我打了一針(可能是鎮靜劑)，許多好心的人圍著我、安慰我，當時還有個青年報社的記者給我照了一張相。這一夜同仁醫院拉去許多受傷中彈的人，誰也沒有逃過死亡。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嚇瘋了，許多人陪著我掉眼淚一直到天亮，一位至今不知道姓名的男青年幫我去通知了家裡人和孩子的叔叔，到了6月4日中午才把我接回自己家。就這樣，89年的6月3日在回家的途中我就永遠失去了最親愛的人王志英！

一星期後去八寶山火化了，現在他的骨灰放在昌平佛山公墓。愛人死後，雙方父母和兄弟姐妹都非常悲痛。我一星期沒有進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每日晚上都盼著他回來，總以為他去上班了，心想他會回來的，一定會回來的！有時夜裡經常說胡話，喊他的名字，一個月消瘦了二十斤。我的女兒當時只有七歲，他爸死後的幾天我們沒有告訴她，火化的那天才告訴了她，突然襲來的打擊把孩子嚇壞了，不住的哭，學校的老師說她在課堂上經常發呆，回家後也不吃飯，同我坐在一起掉淚。我的母親急死過去兩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萬分，吃不下睡不安，半個月後，公公眼睛急得看不見了，去醫院作了手術，兩年後因思念兒子過度悲痛離開了人間；婆婆高血壓、冠心病也越發加重，經常離不開醫院。我愛人的死給全家人帶來的痛苦是說不盡訴不完的。

志英死後我和女兒在生活上很艱難，經濟來源減少了一多半，我的工資只有66元，帶著七歲的女兒，多虧了雙方姐弟給予了一定的照顧才勉強維持下去。如今女兒已經十七歲了，在這十年當中，我們母女承受了多麼大的精神痛苦和生活艱辛啊！「六·四」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張艷秋99.2.18

馮友祥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劉錦華的丈夫

劉錦華，女，1955年2月26出生；遇難時34歲；生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干休三所工作人員；89年6月3日晚，在燕京飯店西邊樓後遇難，腦部中彈；骨灰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後安葬於天津李齊莊公墓。

89年6月3日晚，我與愛人錦華去我妹妹家取藥，因為當時我們的住所正拆遷，在公主墳阜城路那兒暫住，到我妹妹家需要進城。當時北京市區秩序混亂，在回家途中，我們走到禮士路聽到西邊有槍聲響，就無法再往前走了，只好躲到燕京飯店西邊樓後。我們想，我們並未參與運動，能有什麼事呢？沒有想到，當部隊行進到此地時，隨著槍聲，我倆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槍，我愛人腦部中了一槍，一下就不省人事了。而後我大喊快來救人，接著我被送到了兒童醫院，我愛人送到哪裡，情況如何，當時我不知道。過了一周，我轉入306醫院，方知我愛人已被群眾送到空軍總醫院的太平間，她死了。她的遺體是由她單位的所長找到的。八天後在八寶山火化，單位負責開了追悼會，我也帶傷去參加了。而後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三年；三年後，聽我岳母的意見，安葬在天津李齊莊公墓。

「六·四」事件發生後，我們的家庭就算完了，從那時起，我只好帶著我的孩子過起孤獨的生活，至今沒有組成新的家庭。在這十年之中，許多困難擺在了我的面前。第一是工作問題，家中出了這麼大的事，尤其是涉及政治問題，我也就無法在單位幹下去了，因為我不能再幹一件永遠也無法成功和能夠看到前途的事情，一氣之下，只好「下海」經商。這其間給我的親友們增添了不少麻煩，都是一些具體問題。最讓我頭痛的，是培養和教育孩子的問題。我不能把殘酷轉給下一代，我不能培養一個仇恨的心靈。但如何做呢？確實是件很艱難的事情。十年了，我考慮了很多，我想，最終的解決應當是國家在「六·四」事件上有個結論，方能解除我們難屬及全社會人民的憂慮。我在親人遇難十週年的時候，十分懷念我的愛人。我對於在「六·四」事件中同我愛人一起倒下的人們深表哀悼；對於這些年來幫助過我的人們表示衷心感謝。

馮友祥1999.2.18

石峰、韓淑香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石巖的父母

石巖：男，1962年8月出生於遼寧大連，遇難時28歲；生前為北京空政歌舞團演奏員；89年6月4日遇難於某一立交橋，頭部太陽穴中彈，右手有扭傷；遺體於八寶山火化。石巖1978年考入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1983年畢業後分配至北京空政歌舞團工作，他的家就住在歌舞團大院內。他89年6月4日遇難時只有28歲。因為我們不在兒子身邊，聽兒媳講：6月3日晚些時候，她發現石巖一直沒有回家，就到處去尋找，後來在北京人民醫院太平間發現了石巖的屍體，是頭部太陽穴中彈，右手有扭傷。當時有一位穿大衣的工作人員，因為有壓力不敢講真話，費了好多口舌，他才講出了一點情況，說石巖是在某一座立交橋上被槍打死的，是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給送到醫院太平間的，當時還沒有停止呼吸，後來，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因當時北京滿街都在打槍，是親朋好友冒著生命危險急急忙忙將石巖的屍體送到北京八寶山火化的。

現在家裡只有我們兩個老人相依為命，身邊無子女。我本人是高血壓、心臟病，我老伴股骨骨折，行走不便。十年來我們兩人艱難度日。

石峰、韓淑香1999.2

劉淑琴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

劉淑琴的證詞:「六·四」遇難者彭軍的母親

彭軍，男，1959年11月出生，遇難時30歲；生前為新疆建設兵團司令部物資局駐京辦事處司機、辦事員；6月5日晨於北京朝陽區東大橋遇難；骨灰存放於平谷火化埸骨灰管理處。89年6月5日早上6點多鐘，彭軍從朝陽區東大橋的住址出門，準備去買早點，行至大橋斜街西口南邊約15米的地方，遇戒嚴部隊掃射，身中兩彈，一處在腳踝處，另一處從右後胸射入，左前胸穿出，當時由民眾用平板三輪車送往朝陽醫院搶救，但搶救無效身亡。彭遇難時只穿了短褲和拖鞋。

彭軍死後，送平谷縣火化埸火化，所在單位給他開了追悼會，並給彭的女兒一次性撫恤金人民幣2000元左右。

半年後，其妻帶著3歲的孩子離家而去，後改嫁他人，地址不詳。

三年後，即1992年的9月，父親彭國貴因兒子遇難受刺激去世，年僅59歲，原來的六口之家只剩下了我和女兒兩人艱難度日。

劉淑琴1999.2

劉秀臣的證詞:
「六·四」遇難者戴偉的母親

戴偉，男，1969年1月5日出生，遇難時20歲；生前為和平門烤鴨店廚師；6月3日晚11時，上班途中遇難；骨灰安葬在昌平縣永陵。

89年6月3日晚，戴去前門和平烤鴨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飯店西側七路公共汽車站時，遇上戒嚴部隊開槍，不幸中彈，子彈從背後射入，前胸穿出，後送郵電醫院搶救，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於4日凌晨死亡。

當我得知兒子遇難後，精神失常，下身癱瘓，住醫院半年。後經多方醫治，倖存至今，但身體虛弱多病，精神恍惚，內傷已無法彌合。

其妹戴菊當時正在報考警校，各項條件均已合格，卻因哥哥的事情受到牽連，不能錄取。後報考32中，學業優良，名列前茅，畢業後分配到哥哥生前單位和平門烤鴨店工作，只是用自己的勞動換飯吃而已！

劉秀臣1999.2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