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大約1987年我還在一個鄉村中學教書，第一次從遠方的一個朋友那裡聽說了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朋友知道我對文化反思很有興趣，就把目錄詳細地抄了一份給我，密密麻麻的，起碼有十來頁吧，讓我如獲至寶。從那時起我就嚮往能見到這本書，1988年冬天，我終於買到了這本書，記得是國內某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共分上、下兩冊。雖然紙張很粗糙，裝幀很普通，但我喜歡得很，出門總是帶著這套書。可惜的是1989春天意外丟失了。然而15年來我幾乎從未忘記過這本書。廣西師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新版本，使我有機會彌補15年前丟書的遺憾。

孫隆基以「仁」字的構成為鑰匙，開啟了中國文化結構的神秘之門，「仁」是由「二人」組成的，中國社會強調人際關係，一切都要歸結到人與他人的關係，世襲制、裙帶關系、走後門……，幾乎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源頭，這一解釋本身就是一個創造，由此引發開來，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缺乏創造力，尤其是皇權制度經過十幾輪循環依然不死，就是我們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費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了，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無非都是教人學會世故，學會鄉願，所以魯迅才會在滿紙「仁義道德」之下讀出「吃人」二字。如果說魯迅的認識還是文學的、感性的，那么孫隆基從文字學、文化學、歷史學切入，對中國文化提供的則是一種理性的解釋。在幽暗的中世紀長夜裡發展出來的這樣一種文化，簡而言之就是為皇帝服務的文化，是君臣、主僕名分既定、等級秩序儼然的文化，個人的不發現、個性的泯滅是必然的，從屈原以來強調的都是對主子的忠誠，哪怕主子將你打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你也得守著「第二種忠臣」。 我仍清楚地記得最初讀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時的欣喜，我的筆記本中至今還記著這樣一段話：為了維持「天下」之長治久安，中國人就訴諸「定於一」的方程式，並且對「安定團結」無限嚮往。這就形成了文化上的要求：大家都必須力求彼此之同，去相互之異；個體和「局部」必須盡量收束自己，以便促進整體的和諧。

因此，中國傳統的烏托邦理想就叫做「大同」。在推翻了帝制以後，成立模仿西式的體制則稱為「共和」。……

至於中文裡的「共和」一詞，雖然源自西周時代的某一歷史故事，但是它的字面意義卻確實有「和諧地共同在一起」的意思。因此，它就與中國式的「政」與「治」有共通之處，亦即反映出不容許有多黨存在的文化心理。

15年來，孫隆基的這些論斷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他對中國文化的獨到見解和別開生面的分析未必就是定論，它提供的一家之言卻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認識本民族的文化，特別是那些與現代文明不協調、不和諧，甚至阻礙現代化的因素，這樣的文化研究自然不是停留在書齋裡的獵奇，而是富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有過一場「文化熱」的話，那也不是第一次，早在「五四」時期，陳獨秀提出「倫理之覺悟為最後覺悟之覺悟」，就是著眼於文化重建，試圖引入全新的文化價值。 有人說《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只是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一個「紀念品」，似乎只有懷舊的意義。我是不同意這種判斷的。在我看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是繼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之後，關於中國文化最有份量的一部學術著作之一，它說的一切未必都對，但它提供的這條分析的思路，它獨特的思考背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民族自省精神，他對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分析，這一切給我們帶來的震撼都超出了學術的範疇。中國有很多所謂的學術著作最大的弊病就在於，總是局限於一個很狹窄的學術圈子，所謂二、三素心人商量之事，而與當下這個社會以及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更多的人們並無切身關係。孫隆基的這本書之所以在80年代風行一時，到了十幾年後的今天依然有它的市場，就在於它不是講堂、書齋之間把玩的遊戲，而是對中國文化歷史的一次獨立思考，是和現實有關的思考，立足點是民族的新生。正是這一點使它超越了學術的象牙塔，從汗牛充棟的學術著作中顯示出它的另一種姿態，其中浸透著作者對本民族的愛，這種愛或許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形式表達出來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