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1966那年我正在上小學四年級。想不到的是，那一年的政治風波竟然成了世界歷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社會事件，有十餘億中國人民被捲入其中，甚至還有外國人藉機興風作浪。我更想不到的是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竟然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場中世紀的大復辟，世界超級暴君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確立自己歷史地位的，甚至他還以此無限自豪過。毛澤東為了挽救自己的絕對權力危機，掩蓋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權上所犯下的纍纍罪行，發動了這場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毛澤東怎麼也沒想到正是這場運動的充分洗禮才徹底暴露了他的醜惡嘴臉和其陰暗的內心世界。人們常常將文革稱為對人民的「十年浩劫」，而我則認為那更是對反動派的一場浩劫。中國的浩劫決不是「十年」而是「百年」，文革只是「百年浩劫」中的一次社會矛盾總爆發而已。
記得那一年我最早注意到的社會異常現象是媒體上發動了對馮定的批判，具體辯論的問題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那是一個社會政治矛盾激烈化的強烈信號。開始時氣氛還很輕鬆，批判文章還稱馮定為「同志」，但很快報刊上文章的火藥味就越來越濃了，鬥爭範圍迅速擴大。北京市委突然被打倒了，對「三家村」即鄧拓、吳、廖沫沙的猛烈批判全面展開了，市長彭真也被打倒了，他被指控為把北京變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由李雪峰為首的新北京市委成立了。我們一連上街參加了三天的慶祝遊行活動。接著，北京大學的教師聶元梓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受到了毛澤東的大力吹捧並煽動人民廣泛傚法，這件事一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於是文革風暴的序幕逐漸拉開。從此校園裡再也放不下平靜的書桌了，老師要求我們書寫大字報，參加大批判。我們老師是個年輕的姑娘，有一天她在給我們上文化課的時候突然被叫出去了，一個凶悍的男教師走進教室，大聲質問我們：「什麼時候了還學文化課？你們知道你們班主任是個什麼東西嗎？」同學們都呆呆地坐在那裡，不知究竟要出什麼事？過一會兒老師又若無其事般地回到了課堂。學校裡一些教師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那些頭頭們總是顯得牛氣沖天的。從此文化課被停止了，期末考試也取消了，沒過幾天我們就開始了暑假生活。
緊接著紅衛兵運動在各大中學院校開始了，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一大批紅衛兵。一個叫宋彬彬的女孩被毛澤東當場改名為「要武」，從此紅衛兵運動打開了殺人的閘門，穿軍裝、搞抄家、開批鬥會、讓鬥爭對像坐「土飛機」、用板兒帶抽打人等成了當時紅衛兵運動「革命行動」的時尚。大街小巷的牆壁上到處貼滿了各種通告，勒令屬於「黑五類」的人限期交代問題，並威脅否則將採取「強制行動」。不識字的母親問我什麼叫「強制」？我說就是強迫人做事情或者對他們動手唄。果然沒過幾天紅衛兵陸續開進街道了。有一天，我們胡同1號大門院裡住著的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女教師的家被抄了，鄰居裡幾乎沒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只知道那是老邵家。母親被招呼去看鬥爭會了。邵家是一個大家庭，院子裡跪了一大片。鬥爭會上，一幫女學生用皮帶凶狠地抽打邵家的人，主要是打那位女教師，她大概是她們的班主任吧。母親實在看不下去這血腥的場面，偷偷溜回家去，心裡七上八下的總是不塌實。
晚上父親下班回家後母親把街道上發生的事詳細說了出來，並和父親商量對策，他們害怕自家會有什麼危險。我們家雖然沒有金銀財寶，但肯定也能夠找到犯忌的東西。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一些銀元，那是他們從東北來京時帶來的僅有財產，不到萬不得已時是不會動用的。現在那包東西有可能會成為最可怕的證據而引發災難，於是父母當晚就將銀元細心包好塑料布埋到了地下。
第二天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邵家的女教師死了。在遭受一整天的毒打之後，遍體鱗傷的她感到口渴難忍，於是向家人討來水喝。據說在那種情況下喝水會「炸肺」，她那晚飲過水後就悄悄地死去了，太慘了。這是我們小胡同裡發生的唯一一起文革血案，當然除此之外的自殺現象當時就成了小事情了，沒有人會放在心上。聽母親說周圍幾乎每條胡同裡都有打死人的事件發生，受害人什麼樣的都有。有一個賣牙刷子的，還有一個用拐棍捅毛澤東畫像的老頭子，都被紅衛兵打死了……。在那一個星期的時間裡，北京八寶山火葬場門前人們每天都在排著長龍，四面八方的屍體都蜂擁而來。我幼小的心靈被驟然蒙上了陰影，革命就是這樣的殘酷嗎？
姐姐當年正在天津上大學，因為必須參加運動就沒有放假，抽空匆忙回家看看情況，進門就驚惶失措地說：「不好了，中央亂了！」，於是匆忙幫助家裡檢查那些有危險的物品。這時最引起擔心的東西是一批舊唱片，都是父親早年做二手貨生意時積攢下來的貨物，顯然是屬於當時「掃四舊」之列的。我們用了幾天時間將大部分唱片一張一張地焚燬了，同時細心清理其它雜物，嚴防惹禍上身的隱患。當時在垃圾站裡我們可以看到成山的過去比較值錢的物品，幾乎沒有人對它們再感興趣了。很多有錢人都在為怎樣隱藏或扔掉自己的金條、元寶等貴重物品而精心策劃著。我們家歷來安分守己，從沒有與鄰居家衝突過，所以並沒有人來找麻煩。
這一天學校通知我們去返校活動，我迫不及待地向學校走去，想從老師那裡得到這些日子我心中疑惑的答案。半路上碰到了一個平常很文靜的馮姓同學，我試探性地對他說：「現在紅衛兵都把人打死了！」只聽他若無其事地回答：「壞人不打死留著做什麼？」我的心一陣抽搐，再不敢說什麼了。「難道是我心太軟嗎？」我暗暗地想著。到了學校同學們在議論一個女同學的父親在家上吊自殺的事，只見那個同學表情平淡漠然。在那個時候我早就聽母親說過有很多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孩子不得不公開與父母劃清界限，以表示自己還是要跟著毛澤東干革命的，這時我心頭一時湧現出了一種莫名的悲哀。同學們都到了，老師讓大家自由交流這些天的社會見聞。同學們都爭先講述著自己所聽到的和看到的關於紅衛兵革命行動的見聞。有的說紅衛兵在抄著名相聲演員侯寶林的家時他事先給自己準備好了高帽子帶好後去迎接他們，還叫自己的孩子「猴崽子」跪下歡迎，搞得紅衛兵哭笑不得，聽得全班同學都哄堂大笑起來；還有的說一家地主分子負隅頑抗，緊閉起院子大門持槍和紅衛兵對抗。老師津津有味地聽著，不時還讚賞著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最後老師讓大家表態，為以後加入紅衛兵組織做準備。輪到我說話了，我說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想參加紅衛兵。老師突然問道：「你們家是怎麼來北京的？」「是……，坐飛機來的。」這時同學中一片嘩然。「工人家庭能坐飛機？」「因為當時打仗鐵路被炸斷了，所以只能坐飛機。」「你還是回家好好問問吧，到底是怎麼回事？」「好吧。」我喃喃地說。我恨自己不會編瞎話，找來如此麻煩。回家後，我始終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老師以後也並沒有再問過。不過我從此對老師有點異樣的感覺，她不該在全班同學面前讓我難堪。其實老師是對我有好奇心才故意追問的。我當時在班裡學習成績總是處在第一的位置，而一般工人子弟學習都不好，而且還有很多同學嫉妒我，總是想方設法要欺負我。我家是1948年從東北來到北京的，而且在那之前確實有過一段短暫的發家史。不過因為社會動亂生意不好做了，所以我父親才想去當時的北平看一看，沒想到一去就紮了根。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我父親的成分定為「工人」確實有一定合理性，但這似乎只是個危險的擦邊球而已，前景依然令人不安。共產黨的文件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家庭財產等情況來界定成分的。而我父親的店舖在那三年裡已經都倒閉了，我的一個叔叔用賣店舖的錢到農村買了一大片荒蕪的土地和幾間房子，不料一年後就遭遇了土改，他們一家僥倖棄地逃出那個地方就先來到了北平。這樣一來我們兩家就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幸運的是這段歷史經歷世界上並沒有幾個人知道，所以一直沒出事。但每到政治運動來到時叔叔總要來到我家和父親嘀咕如何應付審查。
紅衛兵抄家、斗人、打人活動的高潮大約持續了一個星期，毛澤東終於發現局勢失控了，《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最新指示：「要文鬥，不要武鬥。」紅衛兵的暴力活動逐漸收斂了，但紅衛兵出現了對立的派別。由一些高幹子弟所組織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被官方宣布為反動組織而加以取締，從此打開了派系鬥爭的序幕，高層人物操縱著派系鬥爭一直延續到文革運動結束以後。
我門的暑假持續了幾個月，我每天都到大街上去讀大字報和傳單打發日子，這也成了我每天的語文課程。聽說學校裡開始招收紅衛兵了，我興奮地奔去報名。到了學校的傳達室發現只有幾個紅衛兵在那裡，都是高年級學生，領頭的姓畢。他們知道我的來意後立刻搶走了我胸前戴著的毛澤東像章，還戲弄了我兩個多小時。我傷心極了，這也就是文革給我的心靈帶來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不過現在想來還是要感謝那位畢先生，他使我第一次認識了人性的醜惡，也為我今天能夠深刻認識文革本質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終於又來了：「要復課鬧革命！」開學以後我們主要是進行政治學習，文化課本全部重新編寫了，裡面裝滿了政治口號，實質內容被大大簡化，而且我們只有很少的文化課時。另外就是三天兩頭的批鬥會。我們學校最先揪出來的犧牲品是一個姓戴的年長女教師，罪名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學校裡貼滿了諷刺戴老師的大字報，有教師寫的，也有高年級學生寫的。我們學校的批鬥會還算比較文明，基本上動口而不怎麼動手，所以學校裡始終沒有發生驚人血案。
紅衛兵的派別鬥爭越演越烈，而且從學校擴大到了整個社會。幾乎每個單位都出現了群眾組織，對立派別逐漸增多，經常發生群眾性的暴力衝突。我當時的主要樂趣就是看他們互相攻擊的大字報和傳單，就好像是在欣賞體育比賽一樣，經常暗自鼓勵一派打敗另一派，可惜的是我總是等不到勝負的結果，他們始終在那裡僵持著，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後台撐腰。
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白熱化，政治明星人物像走馬燈一樣轉換著，台上走紅了的人會一夜之間變成階下囚，被萬眾所不齒。很多同學都能如數家珍般羅列「中央首長」的名字和職務，而我卻沒興趣關心這些，我只關心當權者在說什麼。令我失望的是他們只能說些沒用的套話，別的什麼也說不出來。學校裡組織了「紅小兵」，可是他們怎麼也不批准我加入，爭強好勝的我頹喪到了極點，心變得越來越冷，但我無處發洩。
就這樣過了兩年時光，我的小學生活該到畢業的年頭了。我們被轟進了附近的一所中學。中學的生活並沒有多少變化，每天的政治學習，週期性的講用會，斷斷續續的文化課，沒完沒了的批鬥會就是我們的課程表，實在沒事幹時就搞體育訓練。後來解放軍進駐了各學校，我們每天都要接受軍代表的訓練。當時因為生活極度枯燥，人們情緒異常暴躁，一點小事就會引發群毆事件。當時北京最流行的打架方式就是用板磚拍腦袋瓜，所以在街頭經常會看到一群人追逐一個滿頭是血的人，大家爭搶著每一個發洩的機會。人們認為打人一下就是佔了大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喜歡趁亂去佔便宜，我為這種人性心靈的扭曲始終感到特別悲哀。為了對抗社會上流氓分子的威脅，各學校都成立了自己的保衛組，我們學校的保衛組是全北京最強大的，因為掌門人是個力大無比的體育教師。只要哪裡出了事保衛組就出動了，他們出擊的手段和社會上的流氓並沒有什麼區別。
社會動亂一直在持續著，群眾性武鬥向全大陸各地迅速蔓延著，有些地區甚至動用了槍炮，軍隊也捲了進去。當時做「造反派」是一件時髦事，造反通常是去奪權、去打砸搶、去整人。大街上總能見到一輛輛大卡車，車廂站滿了風光無限的「造反派」，風馳而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份配有照片的傳單，一輛運「造飯派」的卡車轉彎時翻了，死傷了很多人，這是我最早知道的重大車禍。
1969年，中蘇邊界的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毛澤東發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新指示，我們又有了新的任務，就是挖防空洞。校園裡、居民大院裡都開始了緊張的施工。我們用最原始的方式將一筐筐的渣土運來運去，肩膀都扛腫了。不過這樣繁重的戰備勞動確實抑制了當時一部分社會矛盾的衝撞。
1970年，毛澤東基本上把身邊的上層人物都清洗了一遍，自以為控制住了大局，於是又發動了一場「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力圖通過最後一次深入地基層清洗結束文革動亂。這一次我的父親終於沒有逃過去，被揪了出來。出事的原因並不是他有什麼秘密洩漏了出來，而只是他的一個在瀋陽當廠長的外甥被當作「走資派」被打倒了，因為早年關係非常密切我父親才受到了牽連。父親被隔離審查了幾個月，好在單位裡沒有很惡毒的人，父親並沒有受到肉體摧殘，以後事情就逐漸不了了之了，就像是一場惡作劇，但我們全家當時確實是大大虛驚了一場。
我的少年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度過的，這種社會背景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格發展，我對人性的醜惡有著特別敏感的警惕，對社會的不公平性有著特別的仇恨，對人間的正義與理性有著永遠的追求。我認為我們這些文革的最後見證人有揭示這段歷史真實性的神聖職責，不管有多少困難，不管反動派多麼害怕暴露歷史真實，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打造成我們民族的一本寶貴教科書，留給後人世世代代流傳、借鑒下去。
我把這段歷史講述出來是要說明文革十年浩劫摧毀了我們一代人，但馬列毛的百年浩劫卻影響了幾代人，我們甚至還需要幾代人去承受這揮之不去的深重罪孽。
雲衡 Balance. Y. Zhao(yiyou03@etang.com; balanceyunheng@hotmail.com; yunheng2003@hotmail.com)雲衡文章暫時屬於公益性質，歡迎大家廣泛張貼、傳播、評論。同時徵求海外出版商洽商彙編成書事宜。本人希望在朋友們的大力協助下，日後將部分文章整理成兩本具有震撼力同時又極具商業和學術價值的出版物，以貢獻人類社會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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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網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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