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分權制衡”和新聞自由一直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瓶頸，除了毛澤東“ 一元化”的黨文化遺毒，鄧小平更是明確提出過不准搞“三權分立”的政治“遺言”，1989年以後所謂的政治改革也一直受困于這個難題，徘徊不前。中國的新聞法討論了二十多年都出不了台，輿論陣地在每一次政治風浪中依然首當其衝遭受磨難。不過，現在似乎有了一線機會：

由於中共十六大權力更替出現了波折，江澤民退而不休，繼續執掌軍權，由此中南海再度出現了兩個權力核心：一邊是江澤民要仿效鄧小平，雖然只是一個普通中共黨員，仍不放棄挾軍權以令天下；另一邊新上任的當權派也要追求完整的權力，近來同樣以鄧小平的前列，要江澤民交出軍權、徹底退休養老。鄧小平因爲有其特殊的經歷，其權威自非江澤民想學就學得到的，而且有了文革和六四的教訓，中共黨內的民意對江澤民的“太上皇”用心已經有所警覺，各種合力的結果，使得兩個權力中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均勢，間或新當權者更多的代表著主流……這種均勢在中共的政治機制中極爲罕見，而且估計將要維持一個時期，至少會與中共高層權力更替同步，可能要保持到兩個權力中心的其中之一消失爲止。

中國高層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也許是歪打正著，出現了某種“分權制衡” 的客觀效應，雙方雖然仍在不斷過招，但眼下大都盡力避免授人以柄，特別懼怕自己的政治行爲可能出錯，所以出招相對就比較慎重、理性，較之平日裏的頤指氣使、飛揚跋扈，在此特定的時刻他們似乎把更多地時間用於運籌帷幄或“看戲”–等待對方出錯再伺機反制。對於一些敏感的棘手問題，盡可能不表態而讓對方去表演，實際上等於把對方放在火上取烤，象蔣彥永的案件、兩岸關係問題，都在此列。

君不見，溫家寶宏觀調控的政策出臺後遭到上海幫的反彈，胡錦濤便親臨上海安撫；香港文匯報發軍委會議2020統一臺灣時間表，被解讀爲江澤民江戀軍權——有此時間表後，他便藉口抓住軍權不放，一路做下去──對此，江惱羞成怒；鄧小平百年冥誕亦成爲胡溫以死人逼退江澤民的良機，被黨的喉舌做足了文章……這些交鋒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胡溫與江澤民盡力在避免正面衝突，大多是通 過第三者在借題發揮、借力打力，中間已預留迴旋空間。高層的這種態勢，在一定程度上給民間活動創造了新的環境，蔣彥永、焦國標、盧躍剛等應運而生。雖然這遠遠談不上新聞自由，但是對中共原有的意識形態控制無疑是一種强有力的突破。

然而，因爲這種均勢乃非常態，其發展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性自然也大大地增加了，蔣彥永最近失去自由的事實便是例證。按照中國的政治傳統，一山難容二虎，攤牌只是時間和時機的問題，等到决出最後勝負，兩個權力中心自然就歸於一個最高權威，民間的有限空間和各種活動或被秋後算賬，或被擠壓改造，領頭人物不是受招安，就是失去自由“無聲無息”， 中共就進入了新一輪的極權專制迴圈—“第四代一黨專制”。

這就讓人産生一個遐想，既然兩個權力中心客觀上有權力制衡的功能，何不把這種政治格局繼續延長乃至於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呢？比如，象傳說中的黨內民主先行一步？或者乾脆允許黨內政治派別公開活動……其宗旨就是藉現在非常狀態下的兩個權力中心的政治格局之力，突破政治改革的瓶頸，跳出一黨專政的迴圈，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爲和平共存互相制約，使得中共轉型爲真正的現代執政黨、中國轉型爲分權制衡的憲政民主體制，真正將中國政治納入良性軌道健康發展，融入現代文明。果能如此，兩個權力中心，甚至出現更多地權力中心，又何嘗不是政治發展的契機呢。當然這只是書生之見，端視富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否把握良機。這方面，較之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傳統，臺灣近年來民主憲政的發展演變，也給出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中南海更是近水樓臺。

源自《議報》159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