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在一個中文網站上看到一篇文章的題目，倒是挺有意思，那題目是：“究竟貪多少才會走上斷頭臺？”這的確是個問題。貪污腐敗分子越來越多，索賄、受賄、侵吞國家資財的金額也是日見看漲，有些似乎已達“天文數字”。那麽，貪污多少才會被送上斷頭臺？這個問題不僅司法界的人士關心，老百姓對此問題也是關心的呀。有關揭露貪官的文字我已經懶得去看了，只因爲看到的有關貪污呀、受賄呀、腐敗呀，權錢勾結呀、權色交換呀，等等的揭露、評論、聲討方面的文章實在太多了，而“前腐後繼”的案件仍如雨後春筍般向上沖，看得太多實在有損眼球的健康。所以，那篇網上的文章我並沒有細看，但它提出的問題卻吸引了我。

看看最近幾年倒下的貪污犯，尤其那些走上斷頭臺的貪官，好像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送上斷頭臺的標準，亦即涉案金額在提高。而中國判案是不講判例的，於是，不同時間被揪出的貪官其所受的“待遇”就頗爲不同。２０００年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索賄、受賄５００多萬元被處以極刑，也可稱之爲開創了中國高官被殺頭的先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殺頭的劉青山、張子善實在應屬無法律條文根據的極重判刑，不足爲據）。而到了２００４年情況大變了。原貴州省第一把手、省委書記劉方仁受賄５６０余萬元，外加２萬美元，一審判決只給了個“無期徒刑”，連個死緩都不是，受到了厚待；另一個大鱷――深圳市原民政局長黃亦輝受賄１６００多萬元，另有１８００萬元財産無法說明合法來源，雖一審被判處死刑，但留了個後路，緩期兩年執行。那麽，按慣例是不會被送上斷頭臺的了。有“安徽省第一貪”之稱的尹才西侵吞公款９００多萬，另有２０２８萬元和６７萬美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一審也只判了個死緩；而黑龍江省人事廳長趙洪彥受賄８５萬元，還有２９８萬元不明財産，卻只判了個１５年的有期徒刑。而幾個所謂的死緩也只是一審，說不定還會再向下滑，連個死刑也不會判的。

只舉這麽幾個貪污高官的例子即可看出，幾年下來，雖然貪官們的貪污數額越來越高，但上斷頭臺的標準也在越來越拔高，本來前幾年該處以極刑的，現在卻保留了狗命了。依此推下去，會不會這標準越來越提高，那些貪污幾百萬、幾千萬的都是“小兒科”可。比如，那個涉案金額高達２．６億元的“中國金融第一貪”石雪，現在尚未開庭審理，再拖上幾年怕也只需坐幾年牢就算完事了。有報道披露，自２００３年以來，安徽省查處了１１名廳級、數十名處級官員的貪污腐敗案，涉案金額從數十萬到數百萬元不等，但卻無一例判刑超過１５年！看來，中共的司法機關和法官們真是“仁慈”呀。

面對這令人迷惑的現象，我開始只是想，這大概是因爲中國的貪官實在太多太多，如果像朱元璋開國時那樣整肅豈不要血流成河了。民間不是有調侃麽，說是在中國無官不貪，倘若把全國官員排成一隊統統槍斃，或許會有冤案；但隔一個槍斃一個則肯定漏網的太多。由於貪官太多，而大貪污犯亦不會少，如果都送上斷頭臺，老共的幹部隊伍豈不是損失太多了，老毛可是說幹部是起決定作用的呀。於是，只好提高殺頭的標準，只要不死，仍是黨的“好幹部”，將來仍可爲黨“服務、效力”（當然，到那時國庫的銀子仍要大量朝外流）。

但當我仔細查看中國的法律規定，才知問題不僅如此，而且複雜得多。大衆對本該送上斷頭臺的大貪污犯被一再留下生路的現象極表義憤，然而法律上的模糊或者故意的閃爍其辭以及司法上的“操作技巧”卻會把百姓的義憤怒火澆個死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３８３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産”。“十萬元以上”，這“以上”雖然模糊，但總有個數額，而“十年以上”就有可能“以上”到死刑，或者從死刑下滑到十一年有期徒刑。那尺度該怎麽掌握？而“情節特別嚴重”一說就更加模糊，該如何判定？大概只能決定于法官的感覺了。

再比如，根據《刑法》第３９５條，鉅額財産來源不明罪“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麽“鉅額”是多少？是十萬、百萬、千萬？還是上億？由誰來界定？尹才西有２０００多萬元的財産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只判五年以下？

這樣的法律規定，而且不像北美以判例量刑，對於有“良心”的法官增加了判案的難度，而卻方便了那些無良法官的“操作舒適感”，司法腐敗也就由此産生。重罪輕判雖然令法學界和公衆義憤，但法官卻可依照法律條文讓你有口難辯。也可能司法腐敗是一方面，而黨的，而非國家的法官利用如此的法律條文保護党的官員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吧。

現今中國官場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爲中國歷朝歷代所未曾有過，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中共的一党專政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是體制本身的痼疾。然而面對著貪官們的貪污金額越來越多，而判刑卻越來越輕，這也可能是貪污犯前腐後繼的原因之一吧。雖然，司法界學者和公衆呼喚嚴刑峻法久矣，但刑既不嚴，法亦不峻，如何遏制官員們的貪污腐敗？這就要從制度本身去找原因了。

源自《議報》159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