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六、我的中國心
（上）
“不管祖國受到什麽創傷，不管它有多麽嚴重，都有醫治的辦法；而且辦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裏。因爲我相信這一點，我才能忍受我周圍的煩惱，憂傷和侮辱。”
——泰戈爾（印度）
我熱愛家鄉，熱愛中國，爲生爲一名炎黃子孫而感驕傲和自豪，爲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偉大歷史所感，爲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所醉，爲祖國錦秀壯麗的河山而動，時有爲中華民族之崛起奮力拼搏之激情，更有當今之世振興中華舍我其誰之豪情，然而我並非天生的愛國者。
兒時目睹的諸多屈辱事，少時身受的許多不平事，青年時期蒙受的不少悲憤事，使我大有去國離鄉闖蕩天涯之志，只是苦於沒有機會。從幼稚園始，直到大學畢業，雖然學業成績優良，都從未當過‘學習委員’之類的‘幹部’；在中學大學時代，雖身爲國家二級運動員，校田徑隊主力隊員，各項體育運動的熱心人，卻無緣擔任‘體育委員之類的官’；加入‘少先隊’，我是首批；參加‘紅小兵’，則是最後一名；直至高中畢業之際，才成爲‘紅衛兵’；共青團則是在上山下鄉，義務管理了200棵果樹初見成效之後，方被恩准。我唯一的當‘官’經歷是在小學五年級時當了一學期的小組長，但該官職卻是一個傷我最深的老師封的。（直到考上大學，我才原諒他！）若說我從未有過當官之望，那是假話；如果說我不是當‘頭’的料子，那並非實情；尤其令我心灰意冷，悲憤絕望的是，87年、90年兩次考取上海海運學院國際海商法研究生，卻兩次被政審中的斷言“此人不宜從事涉外工作…此人思想…攻擊民主制度，…不滿…”而被剝奪深造之權。
我不喜歡，或說厭惡那些整人、壓制人者，那是千真萬確之事，不滿那些慌謬絕倫的政策、觀念、做法，倒也是事實，但我從未怪罪于祖國。既然國內各大學院校均將我拒之門外，那可怕的，不爲當事人所知曉內容的檔案，如幽靈伴隨左右，使得長期唯命是聽的人事部門官員，見我如遇蛇蠍，避之猶恐不及，根本不敢用我。是故，吾想出國留學當屬人之常情。可卻連續二年被剝奪考託福之權！連續四年被剝奪考司法部赴英國進修之權！
1993年2月25日，我隻身飛越太平洋來到加拿大的溫哥華，處理一起國際商事仲裁爭議，這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幾乎所有親朋好友異口同聲“機會難得，不要回來了！”由我擔此重任，是當時的侯立主任力爭的結果。司法廳領導、政治處負責人，許多關心侯立，也關注我的好事者，幾乎衆口一詞：“讓郭國汀出國，他肯定不會回來，你擔得起這個責任嗎。”侯立卻只對我說了一句話：“我相信你！我們都是幹大事業者，我們的事業在中國！”蘇詢在《禦將》中曰：“人君禦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禦才將尤難。禦相以禮，禦將以術。禦賢將之術以信，禦才將之術以智。”應當說，侯立作爲中國律師中的帥才，是很懂得禦將之術的，他既有信又有智。我雖自以爲是名賢才將，豈能逃脫之。其實，赴加之際，我已在思想、心理、物質方面均已作好從此一去不返的準備。
當我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登上飛往日本東京的波音747國際班機，直至飛機離地起飛後，一顆懸挂半空中的心才算落下，看來准許我出國不是做夢。試想想，一個連考試資格都沒有連深造都不准的四等公民，竟然可以昂首挺胸跨出國門，當時那種欣喜之情難於言表。望著窗外的雲海，一望無際的蔚蘭色天宇，我思緒起伏，浮想連篇。往事歷歷在目，一樁樁、一件件。……
無憂無慮的金色童年是在六歲那年結束的。一年級開始，每學期入學都得填表，家庭出身：地主。政治面貌：參加過國民黨。從此我再也不敢把表格給同學們看。每每自漸形穢，在人前擡不起頭來。每當小朋友吵架，就有人罵“地主仔！”那種矮人一頭的感覺，逼使得我夾著尾巴做人。班幹均是貧下中農子弟，諸如，打鐵的、伙房的、看門的、小販的子女。那種“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觀念盛極一時，可苦了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
從小學三年級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種，我們都得到附近的農村勞動、插秧、割稻什麽的。當時的班主任Q老師是個剛從師範畢業不久的青年人，滿腦子政治、動輒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時不時批判這思想，那主義的，說是要把政治空氣搞濃濃的。他給三名班幹封了個“階級鬥爭的小闖將”、“革命的老黃牛。”我們班在Q老師的熏陶下，個個都是寫批判文章的能手。當時的批林批孔，什麽貧下中農學哲學、批孔夫子、上講臺，在我們班都搞得紅紅火火。 副班長還寫了篇“紅小兵學講哲學”的文章在福建日報刊載，很是風光了一陣。
一日，Q老師在講臺上語文課，我卻在台下畫了一艘軍艦，正當我埋頭作畫之時，同桌的“階級鬥爭小闖將”一把將我的畫奪過去，交給老師，他盯了我一眼，回過頭繼續他的板書。我心想，壞了，這軍艦畫得不夠好，於是我又專注地畫了一架戰鬥機！此時Q冷不防走到我身邊，搶過畫頁，一把將我拎上講臺站立一邊。接著Q發表了一番令我驚心動魄的演講：“同學們，現在召開現場批鬥會。毛主席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日日講、年年講，今天發生的事，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郭國汀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後代。他醜畫解放軍、軍艦畫得歪歪斜斜，還堅持反動立場，繼續畫飛機。不思改悔，好在現在已經解放，如果在舊社會，他肯定是坐看國民黨的軍艦開著國民黨的飛機來鎮壓勞動人民的……”年僅12歲的我，可憐站在一旁只有落淚的份。Q的這番話，可把我嚇壞了，此種當衆羞辱，對我那幼小、單純的心靈傷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從此我不再拿畫筆！同時，我對Q恨之入骨，暗暗發誓一輩子不理他。可事後不久，一次考試我語文、數學得了雙百！Q當即封我當了一學期的小組長，這可是我在整個學生時代當過的唯一的官呵。餘以爲：爲師者，愛生是本份，激勵、鼓勵學生進學是正道，斷不可以貌取人以勢壓人，更不可輕易傷學生的自尊。尊師愛生，師道尊嚴，應是相互的，惟有愛生，方能獲得尊師，師不愛生而生尊師者，未嘗聞也。平心而論，Q是個頗有才華的老師，講課生動活潑，課外活動亦搞得有聲有色，班上同學大多能言善辯恐得益於他不少。77年恢復高考後，班上同學們皆拜其爲師補習。唯吾偏偏從不求教,故同學們一個個都考取大學我則連續考了四年方成。而Q如今已成爲一所省重點中學的副校長。
轉眼間飛機已降落在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望著富麗堂皇的候機廳、潔靜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歎爲觀止。在成田機場停留了三個小時，我又登上由東京直飛溫哥華的日航班機，因我不吸煙，結果被安排坐頭等艙，身邊坐著一位前往溫哥華旅遊的幸子小姐，她長得清純可愛，身材苗條婀娜，聲音輕柔可人，舉止大方端莊。她以爲我是日本人，用日語問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話，她說她正在學漢語，很喜歡中國，我們便用英語談起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山川河流名勝，不知不覺已近夜間12點。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務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給人以溫馨、賓至如歸之感。不一會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機聽輕音樂，正當我也想入眠之際，偶看機窗外，署光萬丈已是白天來臨，頓時睡意全消，腦海中又浮現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初一時，正值文革高潮，小學也辦起了初中班，Q又成爲我們的班主任。一日全校舉辦乒乓球選拔賽，結果我力挫群雄，一舉奪魁，可集訓名單一下，偏沒有我這個冠軍。那個時代，因爲你出身被認爲“不好”，人們也就名正言順地剝奪你升學、參軍、招工、入黨，甚至參賽等資格。我成了沒有權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從未見過祖父，可他卻可以影響決定我的一生。再說父親明明是國家幹部，爲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經商讀書，太曾祖之父是個成功的商人，在家鄉蓋了占地近五畝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業經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後經營失敗，回家吃老本；曾祖是個屢試不中的讀書人，後因染上抽鴉片，結果賣光了祖遺産業，使家道中落；祖父念書至13歲不得不中途綴學到商店當學徒，後升爲店員與人合股經商，發了點小財在家鄉買了九畝地，父親也得以求學，1945年畢業于國立暨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1929年紅軍在龍岩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自然成了鬥爭物件，九畝土地被分給農民耕耘。祖父則逃往廈門、漳州一帶經商直至解放。1954年龍岩進行民主補課，對於在1929年未被鬥爭清算的地主重新進行民主補課，結果祖父又被評爲地主，房産均被沒收，儘管他自1929年始，從未收過分文那九畝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是不能再評爲地主的，父親不服，寫了一份申訴書給龍岩縣政府，反而招來“爲地主階級翻案”的罪名。這頂地主帽子一戴就隨祖父入西天，並由我們全家繼承直至1979年，龍岩縣政府一紙公文宣佈撤銷1954年之民主補課，祖父成份被改爲中農。然而這頂地主帽子，使得父親自50年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官越當越小，由科長而股長，竟至於1971年被掃地出門。可憐他堂堂大學生竟回家鄉當了一名靠進城挑大糞維持生計的農夫。兄姐六人的升學、招工、招幹、入黨全大受影響。別人下鄉兩年便可招工、參軍、入學，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鄉五年，最長的近十年。惟有我趕上未班車，算是不負衆望殺出了一條血路。若非改革開放，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務實理論，也就沒有郭國汀的今天。
吾以爲那種以出身論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謬的，以階級成份來劃分好人、壞人、朋友、敵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無根據。富人中有很壞的、殘忍、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實，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傑、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陳家庚是個典範，他傾其所有畢生致力於興辦教育，對中華民族之巨大貢獻豈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偉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留芳百世當不爲過。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近代之梁啓超、譚嗣同皆可佐證，今之邵逸夫、李嘉誠、包玉剛均投鉅資辦教育，可謂善矣。窮人中當然有許多志士仁人，爲祖國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窮人出身的戰士、抛頭灑血、義無反顧、英勇獻身，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窮人中的壞蛋，壞起來比任何惡棍有過之無不及，象杜月笙、黃金榮之流，早年也均爲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後靠橫、狠、殘、騙、刁發家致富，窮才是罪惡的根源。是故，吾以爲人類的好壞、善惡，並非天生的也非取決於家庭出身而是取決於後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識、文化者，越善良，蓋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擺脫獸性。知識份子及廣大的各界精英人士，無論其是否有學歷或學歷高低，才是國家的棟梁。可謂360行，行行出狀元，雖然不能排除極少數知識份子亦有敗類，但豈能因噎廢食以點否面。那種“知識越多越反動”之論，真是荒謬絕倫！實際上，翻開共和國開國元勳們的履歷，不難發現，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大多是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大多是大知識份子，毛澤東自己承認是富農家庭，周恩來、劉少奇皆爲大地主家庭出身，張國濤、李維漢、章伯龍、陳獨秀、瞿秋白、董必武均爲富家子弟，陳毅、朱德、彭真、彭德懷、林彪，不也是有產階級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於他們有條件受教育，受教育後方有知識、有文化；有知識、文化後方有思想知書識禮，鑒古論今，能比較、鑒別、分析、總結，進而知真假、辯善惡，識好、壞。縱觀中國近代革命史，莫不發現革命運動的萌芽皆源於學生運動，而學生們又直接受導師們的點拔，惟學生們有文化、有思想、無負擔，固能奮不顧身，擔起革命先驅重任……。
經13小時的飛行，飛機安抵溫哥華國際機場，人們魚貫而出，秩序井然，彬彬有禮。一位英姿颯爽的女警官牽著一頭高大訓練有素的狼犬在旅客中巡視一遍。那是輯毒警，我想要真有販毒者，見那漂亮的女警未必會怕，可那頭狼犬對他恐就不會友好。
海關女關員接過我的護照問道：“What do you come to Canada for?”“I am a Chinese Lawyer, I come to deal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ispute in U.B.C center.”我無不自豪地答道，“Have a good time, enjoy yourself”整個進關僅花了不到五分鐘。我想加海關員們對我禮貌有加，想必是我持的是公務護照，我又告訴她我是一名中國律師，故受禮遇。倘若我是一名移民打工仔，或是偷渡客，恐不敢如此氣壯。
擡眼看見出口處，一位華裔小姐手持“Thomas Guo”接站牌，我知道那是我的合作律師切爾森律師的秘書。我與幸子小姐道別後，便與Jany小姐一道打的來到位於海濱的watercentre的Ladner downs律師行。此案的處理情況，我已在“東山再起”一節中闡述。辦案之餘，我一個人到圖書館、書店、大商場等閒逛，圖書館得自由進出，圖書全是開架，任何人得自由借閱，圖書種類繁多，專業書分類極細。有好幾日我整天都是在書店，免費翻閱各種書的序言。那些書印刷質量精良，不過書價亦不菲。後我硬是將每日伙食補貼費省出，買了一箱精裝的現代小說扛回福州。
我在溫哥華住的酒店附近是個紅燈區。周圍有不少性用品商店，也有不少脫衣舞夜總會。出於好奇，也出於瞭解社會風俗民情之心態，我壯著膽子、若無其事地進入一家性用品商店，真如紅樓夢中的劉姥姥進大觀園，整個鄉巴佬，手足無措，眼睛都不知道應從哪兒看，貨架上五花八門的性用品，稀奇古怪，觀看了好一會，發現並沒有人監視我，甚至根本無人在意進來的一位東方黃種人，店主獨自一人悠然自得地看著一本書。我便裝著老練的樣子隨手拿起一本色彩鮮豔、印刷精美的雜誌，津津有味地翻閱起來，初看時令我臉紅耳赤，心驚肉跳，上百種雜誌全是美女圖而且是一絲不挂的美女朝你含情默默，眼含秋波，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佳麗，白、黑、黃、不白不黑，不黃不白的妙齡女郎在雜誌上盡情地展現萬種風情……這些雜誌顯然是國內掃黃的物件，也是那些道學家們深惡痛絕的，聲斯俱厲地譴責毒害青少年的精神垃圾。可說句實在話，我並不認爲這些展示人體美，表現女性風情、柔情、溫情的畫面有什麽醜惡。它們在商店裏明碼實價公平出售，未見有人因此去犯罪，也根本無人因此而爭風吃醋，打架鬥毆。人們早以習以爲常，見怪不怪，因此色情用品書刊在溫哥華與其他商品一樣，早已不足爲奇，商家並不能據此謀取暴利。那幾日，我還特意把溫哥華日報從頭至尾留覽一遍，政論、散文、雜文皆有，也有妓女公開的廣告，諸如：熱情如火的18歲西班牙女郎，10分鐘起價，每5分鐘×加元云云。
一日晚間，在溫哥華的一位朋友問我願不願去觀看脫衣舞，我問有危險否，是否價錢昂貴。事實上，進夜總會不需買門票，每人僅需買一杯飲料，便可隨意坐到天明，於是我們兩人每人花四加元（折合22元人民幣）各買一大杯生啤，大搖大擺地進入舞廳，坐在舞臺最近的前排，觀看起脫衣舞來。隨著一陣悅耳的音樂，飄然而進一位三圍極佳的性感妙齡白種女郎，她踩著舞步，伴隨音樂的節奏翩翩起舞，台下頗多的是西裝革履的男士，也有少數人高馬大的黑人兄弟，不過他們也看不出有什麽蠻橫之處。音樂的旋律帶走了舞女身上一件又一件衣服，最後整個一位維納斯女神，回到了夏娃偷吃禁果之前的伊甸園。那美麗的女郎已是一絲不挂，然而臉上的表情仍然甜美，悠然自得，也許她心中想的僅是自己能掙一些學費，又能愉悅衆人，也許也爲自己有如此青春美妙的身材而自豪。一曲舞曲終了，另一支樂曲又悠然而至，另一位漂亮的女郎又婉然而致，我們一共看了三曲才離去，當時我的感覺是這些舞女真美，她們給我的感觀留下的是美的形象，並沒有絲毫淫穢的感覺，據說那些舞女大多是大學生，通過當舞女搛些錢交學費，而要成爲舞女也並非那麽容易，要身材姣好，樂感強、有職業道德等等。東西方人的性意識觀念外表上有重大區別，可實質上恐怕相差無幾。據說有人因公出國因偷看了脫衣舞而被降級，開除黨籍。吾想，還好我既不是官員，也非黨員，不然是否也要挨處分？
回過頭來看看大陸中國，火車站地攤上、小書攤上，甚至女列車員們到處兜售充斥著色情、暴力、赤裸裸的性的下等雜誌。遍地開花的卡拉OK，KTV已漫延至窮鄉僻壤，從南至北，每每出差住進酒店，夜間總會有小姐電話問要否服務要否相陪，什麽花酒啦，什麽陪吃、陪酒、陪舞…價格高昂，中國人到底怎麽啦？一方面掃黃打醜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另一方面赤裸裸的色情服務日益商品化、半公開化，簡直埔天蓋地，或禁或放，或真禁或假禁，一些手中有權之士則趁機大撈一把，以抓賭，捉姦爲名，敲榨賭徒嫖客妓女的事件時有發生。社會倫理道德風尚受到空前未有的衝擊，到底是性開放，或是性禁錮，還是有選擇有步驟地逐漸性解放，恐怕不是那個道德學問家，或是那個政治家、社會學家關在屋子裏便能解決的。其實，孔、孟夫子也早已承認男人本質上是好色的。是中國人幾千年文明的結果，變得在公衆場合談色色變而已。
在酒店中我時常泡在浴缸裏，一泡就是數小時，讀兗進當地的報紙、考慮得最多的仍是：何去何從。是回國呢，還是就此溜之大吉。不回國意味著叛逃，意味著出賣了如此信任我的侯兄，意味著給委託人單位外匯凍結一年的處罰。可回國呢，等待我的乃是，深造、進修無門，任何權利均無法平等享有，過去所受的屈辱、歧視，使我每想起前途便會有不寒而粟之感。
海外遊子因其去國離鄉，遠離親朋好友，思鄉、念祖愛國之情也會油然而生。在溫哥華和蒙特利爾的日子裏，我時常與陌生人攀談，可他們問我的第一句話幾乎總是：“Are you a Japanese？”“No, I am a Chinese, I am a Chinese Lawyer！”“Where did you learn your English？”“I learn it by myself”！“great”！上述對話是重復得最多的。日本國因其工業發達尖端産品價廉物美，品質優良，因而日本人在國際上令人刮目相看。而中國人在白種人的眼中，似乎多爲洗衣工、廚師、跑堂之類的，人家當然尊敬不起來，這不是勢力眼的問題，而是弱國無外交呵！事實上西方人並非看到真正的中國人呵，辜鴻銘老先生有句名言：“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沈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爲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文明的四大特徵，正是深沈、博大、純樸和靈敏。”我因西裝革履、衣冠楚楚，金邊眼鏡下更增添了幾絲文質彬彬，看上去當不象個洗碗工。一日我特意來到一家西餐館吃飯，在門廳等了數分鐘，由一位模樣可人的引座小姐引進廳內入座，不一會一位高大豐滿漂亮的點菜小姐飄然而致，只見她雙腿一曲，蹲在我面前讓我點菜，看著她那雙大大的迷人的眼睛，我想這麽漂亮的小姐還要靠端盤子爲生，真不可思議，也許東方人看西方人都一個樣，都是那麽漂亮，性感迷人，而西方人是否仍把東方人都看作東亞病夫，我還真不得而知。我趕緊點了一個18元加幣的套餐，獨自享受起周圍溫馨而浪漫的情調，在我進餐的40分鐘裏，只見那姑娘先後三次來到我面前，每次都蹲下親切地問我，是否還需要些什麽。以致在結帳時我特意多留了五個加幣作爲她的小費，我本想對她說，謝謝她周到的服務，可不知怎麽出口卻成了，“you are lovely and beautiful！”她聽了高興極了連連說“Thank you !”當然爲吃這一頓飯，害得我連吃了一周的麵包加罐頭外加涼水！
如果說我從未動心思想留在加拿大，那不是真話。一位已取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權的朋友，在國內是個研究生，在溫哥華當了個郵局職員，時薪20加元，他非常熱心地幫我聯繫好了打工處甚至還聯繫好很便宜的住處。如果我想留溫哥華，應不會太難。一則我不存在語言障礙，二則過去我做過木匠、油漆工，當過知青，什麽苦活累活都幹過，沒有什麽不能忍受的。可是當洗碗工、跑堂，或是其他苦力，並非吾願。雖然苦幹幾年，也許能搛足學費，再進大學拿個學位什麽的。這樣一來要在當地取得大學畢業文憑、進爾取得律師資格，少說也得花七、八年時間，何況即使取得當地律師資格，我的客戶圈仍出不了華人圈子，而進不了主流。雖然在當地混碗飯吃，活得悠閒自在，舒舒服服應無大礙。可我一想起自己的理想、抱負，什麽法學教授，什麽國際律師，什麽要幹一番大事業啦，什麽振興中華啦，全都將付諸東流。
我把想進UBC大學深造的願望告訴了切爾森律師，他是該大學的客座教授，他熱心地推薦我去找大學法學院東方法律研究所主任旁德教授。他約我見面談了一個多小時。旁德教授對我說，若我能回國考託福，只要過600分，他可以爲我爭取全額獎學金。思前想後，我想與其偷偷摸摸地留下來，倒不如光明正大地考出來，既然如今我已能出入國境，將來昂首挺胸地出來留學豈不更好。主意已定，我對那朋友的熱心幫助表示謝意，並告知他我決定回國，他聽後僅是要我慎重考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若主意有變，隨時通知他，他會盡力幫助我。其實真正是使我決心回國潛在的原因，乃是我想我不能如此忘恩負義，人家企業如此信任你，讓你一人出國辦案，而我若不回去，則該企業將受牽連一年內外匯將被凍結使用；而侯立則是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堅持讓我出國的，我若不回國，豈不正應驗了那些等著看笑話的好事者們的預言，我偏偏不信邪。即使將來要出國留學，我也要憑自己的能力，光明正大地出國。
離回國的日子越來越近，我每天抓緊訪法院、訪律師行、泡書店，恨不能一天多長出100小時來，幾乎每天僅睡3小時，耳聞目睹，身受體驗。
每天清晨我沿著大街跑步，一路觀賞各式建築，到處是綠草紅花，大街小巷一塵不染，郊外別墅花園錯落有致。溫哥華市有250萬人口，卻有70%的人住別墅，港區停放著許多私家遊艇，有別墅、小汽車者比比皆是，可有私家遊艇者才是真正的富人。在加拿大根本看不到我國南方城市非常普遍的防盜網門窗，許多別墅是落地式鋁合金門窗，花園僅是由花草相隔，行人們皆來去匆匆，幾乎看不到遊手好閒的人。
周末，切爾森律師特意開車來接我去他家中做客，他家已有80年的歷史，但室內裝修超五星級，門前後各有個花園。一進他家，令我讚不絕口，門廳、客廳、書房、餐廳、主人房、僕人房，裝修得無論從顔色、家俱、情調均雅而不俗，給人予浪漫、溫馨、溫暖之感。他請我吃的主食是麵包，外加色拉和羅宋湯，及一杯香純的法國葡萄酒，在燭光中我吃了一生中最富情調的一個家庭便餐。
在加短短的20日，我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禮遇，不僅僅是我衣冠楚楚，我深知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身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我是一名中國律師，來加拿大處理的是兩國企業之間的法律爭議，而非來這分享加拿大勤勞智慧的人民創造的物質文明、財富的。也非來此洗碗、端盤子的打工仔，否則不可能受此禮遇。我想同樣是人，我們中國人並不比西方人蠢，他們懂的會的，我們也會，也懂；至少我能講他們的語言而他們卻對漢語一竅不通，更不用說對淵源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瞭解。那麽他們能富國富民，爲何中國人就不能富強起來。“我們不要問美國能爲我們貢獻什麽，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問問自己，我能爲美國做點什麽？”我們當代的中國人不也應當問問自己能爲祖國做點什麽嗎？
93年3月12日，我扛著一箱書從溫哥華乘直飛香港的班機取道廣州回國。不料因班機晚點兩小時，無法接上由香港繼飛廣州的班機，害得我當夜在香港啓德機場的長凳上，象個流浪漢一樣地睡了一夜，其間兩次被香港警察弄醒查身份證，他們大概以爲我是偷渡客吧。我發現如果你講英語，他們的態度馬上就不一樣，因爲他們講英語還不如我流利呢。次日飛機抵廣州，一出機場，我的感覺渾身不自在，怎麽到處煙塵飛揚，髒亂不堪呢。因買不到近日的機票，我只好去坐廣州──福州的長途巴士，那種髒亂更甭提了。我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當我迷迷糊糊地坐到半夜一點，車停在汕頭市區，車上上來三個壯小夥子，叫車上每人補交100元車費，我知道遇上了“文明”搶劫，車上所有的人都主動地掏錢消災。車行上雲霄境內，駕駛員將車停在一個破髒不堪的飯店，說是吃飯，店主殷勤地招呼乘客就坐，我要了一碗湯麵，可算帳時店主一改那溫和面孔，兇相畢露，每人30元！其實那碗面最多值5元！回到福州，那種歸國的愉悅心情，豪情壯志已被破壞無遺，然而比我更吃驚的倒是所有認識我的人，因爲他們決未料到，郭國汀竟然回國了！真是傻的可以！
（下）
“我是時代之子呵，但在過去的歲月裏，謬誤象迷霧迷住我的雙眼。如今眼前的迷霧已然消散，自由、祖國，唯有你們才是我的信念！”
——雨果（法）
1994年底，省司法廳律協經英語考試，選出六名律師分赴香港六家律師行實習工作半年。我趁去香港辦案之機，分別向四家專業海事律師行發出自薦函，結果Richards Butlet律師行的合夥人Stokes和Hughs先生約我面談，我按時赴約，談了半個小時他們當即決定接受我到他們律師行的海事訴訟部工作。其餘五名律師的律師行則均由侯立安排妥當。
原擬訂於95年2月出發，結果因我在辦理魚粉上訴案中得罪了某律師，他告到司法部，部裏有人責成司法廳裏叫我檢討，否則甭考慮去香港。我則認爲自己並無過錯，結果全體赴港律師陪著我拖至6月3日方成行，那還是我先後寫了兩份“情況說明”才得以勉強通過。
從溫哥華歸國後，本想考託福出國留學，可工作一忙根本沒有時間復習，儘管我已有上百萬字的譯著，通讀過近百部原著小說、詩歌、歷史、地理、哲學、科普讀物、法學專著，然而會應用英語是一回事，考託福過600分完全是另一回事，許多中學生都能考出600分的成績，可讓他讀懂原著恐不那麽容易，讓他翻譯並出版專著更非輕而易舉。一拖就是一年，既然有機會赴港到英國人的律師行工作，也能取得留學的效果。
1995年6月3日，我、許兆甯、魏飛、顔雲青、周宏星等六名福建律師跨過羅湖橋，住進了福光基金會位於維多利亞公園邊上的一套公寓，集體學習參觀了一周後，各自到事務所開始了半年的實習工作。在國內我已是高級律師，到齊伯禮律師行則成爲Trainee，（實習律師）。
頭日Stokes合夥人安排我暫坐一個合夥人的空房，那感覺真棒！真有大律師的派頭。次日調至另一間合夥人房多了一位律師助理坐位，倒也心理平衡。剛開始我每天主動問各位律師有否活幹，有否需要我做的事。合夥人抱給我幾大卷厚的卷棕，我耐習地分析並且認真地讀了幾個卷棕對英國律師的辦案程式有了基本瞭解，並開始隨意閱讀海商法專著。
赴港之前，因我曾兩次考取海商法研究生，辦過數十起涉外海事海商案件，發表過數十篇海商法論文、案析、翻譯出版了《現代提單》在福建省號稱海商法“專家”，我也洋洋得意自以爲是那麽回事。可是一到齊伯禮律師行，望著書架上那聞所未聞的30多部厚厚的海商法專著成千上萬個海商法判例，八套系列判例，數十種海商專業雜誌，數百篇國際海商法權威專論，幾十種提單格式、租約格式，上百種海事訴訟法律文書格式，幾十種海運專業雜誌，我才知道自己實在是井底之蛙。在海商法領域我只能算是個小學生。我深知望書興歎十分容易但無濟於事，於是不論上班還是下班，開始硬啃那一部部比磚頭厚的海事法專著，每天至少讀書工作16小時。每日清晨5:00起床至維多利亞公園跑步一萬米，負責煮早餐的稀飯，邊讀英文專著，9點上班至晚上10點回寢室，半年如一日，竟通讀了21部法律專著，利用每天乘地鐵的功夫，讀了四十餘冊海運專業雜誌，還研讀了數百個判例，幾十篇論文，並爲十八個涉及中國的海商，貿易案件出具法律意見書。苦於時間太短，若再有半年，我完全可以將那30幾部海商法專著通讀一遍。
在齊伯禮律師行工作了一個月後，我便被調至助手位，而那個合夥人位則讓給 了一位英國姑娘，她也僅是一個trainee，雖然我心裏不高興，可我是客人，客隨主便，我也未說什麽。誰料又過了兩個月，該所行政部主任，一位40多歲的中年英國女人，竟然擅自作主，把我的工作位調至秘書位，這簡直是奇恥大辱。我本想找合夥人交涉，後想想，英國人很實際，你既然未直接爲其創收，憑什麽你佔據好工作位呢。事後我與Bill，一位英俊瀟灑的年青英國律師談起此事，他打抱不平地說，那老女人沒文化，英國人一樣勢力眼，越沒文化者越瞧不起人，他讓我找合夥人談談。並請我去喝啤酒，我們來到另一幢高級寫字樓下的一個酒吧，裏面全是白領老外，酒吧裝修古樸、典雅、整潔，生啤也相當便宜，比國內的酒吧還便宜得多。Bill把我介紹給好些其他律師行的老外律師，那晚我酒喝了不少，卻十分開心，認識了一位元新朋友，那種受歧視的不快心情也一掃而空。
次日我遷到緊鄰影印機的秘書位。如此一來我學會了操作電腦控制的影印機。也就是從這天開始，我好象又回到了知青時代，公開複印各種資料。於是，數十部專著，上百個海商判例，數十篇專論，幾十種格式全變成了我的私有資料。我由一名律師變成了“小偷”，未經向任何合夥人請示我公開複印了數千頁的資料。這一切潛意識中純屬對那女人的報復，但客觀上看卻成了恩將仇報，因爲歧視我的並非律師，而是行政主管。事實上，該所律師們對我均十分友好，不少人成爲我的好友，我誠懇地爲我這一不成其理由的小偷行爲懺悔。究根朔源，則應驗了“貧窮才是罪惡的根源”這句至理名言。因爲若我全買原著，那麽我這半年不吃不喝，將工資全部用於購書，也無法買回這些資料。若我有足夠的錢，我寧願全買原著，而決不願偷偷摸摸地複印。
就在被調至秘書位的次日，我一怒之下買了7900元一套的西服，3000元一個的手錶，1200元/雙的皮鞋，1200/件的襯衫，400元/條的領帶，400元/個的袖扣。我把自己全付武裝起來，走路昂首挺胸，目的僅在於給自己自信，中國律師決不比你們差，你們做得到的，我們同樣能做到，而且將來一定比你們做得更好！現在想起來，都快40歲的人了，還那麽孩子氣，還真有點難爲情。
我在18歲以前從未拿過他人一針一線，在母親的教育下，我知道偷竊是很卑鄙的罪惡。可下鄉的第一天晚上，老知青們帶著我到附近的花生地裏拔花生，夜黑風高，當然不是收割時節，而是拔農民種的花生。我忍不住一直想偷笑，那晚我們拔了一臉盆花生，煮了吃得香極了。次日我與另一名知青各背一支沒有子彈的半自動步槍，上原亂葬崗上的西瓜地裏看守我們自種的西瓜，結果一夜下來，三個20幾斤重的大馬蘭瓜在我們的肚子裏犧牲了。在下鄉的三年多時間裏，附近農民田地裏的地瓜、蔬菜、土豆、山藥，都曾被我們無償地“借吃”，我們唯一未幹的僅剩沒有偷雞摸狗而已。我真應當向那些貧窮的農民兄弟們道歉，我時常想對當地農民做些什麽以補償我們當年給他們造成的損失。我下鄉所在的知青林果場10個工分僅值8分人民幣，我每天的工值是8個工分，每天勞動所得理論上有6.4分，可勞動三年我從知青場分文未得，連平日伙食費均需由家裏供給，後我業餘做木工，每日工值0.8元，臨走時場裏欠我30多元，我全部讓給那些欠場裏錢的知青抵債了。若不是那麽窮，知青們也不至於什麽菜都偷，是故，貧窮才是真正的罪惡根源！
在齊伯禮律師行工作了數月後，我開始漸入佳境，用英文撰寫的案情報告，合夥人已極少改動，閱讀法律專著、專論也日益輕鬆，甚至思考問題也可以用英文直接進行，律師朋友也多了起來，每日中午均泡在樓下的法律專業書店，對書的愛，貪婪的佔有欲，使我對上千元近兩千元一部的專著情有獨鍾，以致歸國時，16000元港幣變成了數十部海商法專著。
正當我日夜刻苦攻讀，滿懷信心朝目標進發之際。一日侯立主任來到香港告我：“×廳長已發話，必須就魚粉案做出深刻檢討，否則你的律師資格將再次被取消！”得知如此好消息，不啻晴天霹靂。那北京×律師因香港信報記者不客氣地披露案情真相而惱羞成怒，因而利用其老子的關係，向司法部施加壓力，繼爾司法廳強行責令我作所謂檢討。而指責我的罪名是“擅自請境外記名旁聽造成嚴重的政治影響，泄露國家機密”。其實記者是經法定程式，經層層審批經外辦、省高院同意後才旁聽的，而所謂泄密則事關本案的一份至關重要的證據，省武警總隊在1989年6月4日學潮後曾書面通知各邊防嚴加防範學生領袖外逃。該傳真系便函書就，既未標明是秘密文件，亦未注明機密等級，況且1995年開庭審理之時與1989年的學潮之時隔六年。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對於那種不但不支援仗義執言，據理力爭的正當做法，反而屈服於上級高壓的做法不以爲然。於是我憤怒地對侯立說：“讓××等一百年！我再給他寫檢討”，是晚我扛了兩箱啤酒與諸位兄弟們痛飲，結果一位平日宣稱他一人能幹倒我們四人的酒仙，到後來竟至不敵，輸給了我。可是借酒澆愁猶如抽刀斷水。這樣一來，使我再度産生遠走高飛之念。
1995年12月中旬，我隻身飛赴新加坡，給當地60家大律師行和大公司發出求職函後，便獨自一人觀光旅遊，在半個月內幾乎把新加坡跑了個遍，新加坡地處赤道附近、四季如夏、繁花似錦、綠蔭如蓋，作爲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果然名不虛傳。現代化的高層建築高聳雲天，造型美觀的花園別墅比比皆是，到處呈現一派繁榮富裕之景。接著我又拜訪了新加坡最高法院及數間律師行，隨後又陸續收到30余封回信均十分客氣，十二分禮貌地婉拒了我的求職，說是十分敬佩我的才幹，但目前沒有空缺，已將我的資料輸入電腦，一矣有合適位子，便會通知我云云。新加坡的一個律師朋友則明確告訴我，要在新加坡當律師，除非有當地大學文憑或是英美大學法律文憑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欲獲當地大學文憑，少說也得花四年，再考取律師資格則得花6年，若要成爲合夥人則得10年。
一位過去的客戶表示願意贊助我在新定居，這對我具有相當誘惑力。思前想後，我把回國與到國外闖蕩兩途作了詳細比較，列出利與弊，後得出結論：我的事業在中國，若想幹事業則回國，若想享受清閒舒適則應出國。原因十分簡單，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的律師業務在國內已達到相當水準。1994年已是高級律師，若在國內再幹十年，肯定可以成爲全國一流的大律師，而在國外那怕苦幹20年，充其量僅能當個高級打工仔而已。何況隨著近年來大量閱讀古聖賢書，被孔、孟思想所深深吸引，使我日益感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華文明的偉大，因而我的思想也日益由上大學時代的崇洋逐漸發展成熱愛故國，尊重世界各國文明，也逐漸體會到，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真諦。我們雖然沒有資本妄自尊大，但也沒有絲毫必要妄自菲薄。既然如此，何不回國試試，看看能否過關。屆時真被再次取消律師資格再出國不遲。
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上級的壓制、打擊，迫使我冷靜地思考回顧自己是否真有哪些作得不對之處，或許我思想過激，態度過生硬，接人待物過冷，還是不懂人情世故，有人曾善意地笑我是活在天上的人，也有人說我是不食人間煙火。我想這些批評、指責不無道理，理想應與現實相結合才有可能實現，原則必須以靈活機動的方式方有可能堅持，一個人只有與社會熔爲一體，與時代潮流同步前進，方有可能成爲時代的弄潮兒，否則難免被時代所棄，歷史上有無數超越時代或落伍的不被理解，被歷史埋沒的賢才。理想則不用說連小命都難保。一位哲人曾說過：“失敗了不要埋怨別人，不要埋怨環境，應檢討自己”！
環境對造就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一定情況下甚至可以說，環境決定一切。但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應當主動去適應環境、改造環境、利用環境。中國的大環境應當說是相當好的，我們正處於世紀之交的絕好時機，中國正大踏步邁向21世紀，在許多方面都可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中國正走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法治是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而律師正是實現民主與法治不可或缺的主力軍。正因爲如此，中國律師大有可爲。在國家需要人才之秋我們更應該爲國效力，於是我下決心回國，無論等待我的是什麽。1995年12月底，我從香港帶回七箱圖書資料，滿懷在律師界幹一番大業之豪情又回到了福州。
爲取回已被廳裏“保管”半年的律師執業證，我先後寫了三份“關於代理百萬美元魚粉案的情況說明”，甚至爲了過關，最後還把“情況說明”置換成“檢討”，可仍無濟於事。此時的我真後悔到了極點。我一生從未寫過什麽檢討，儘管逼迫我寫檢討的次數不少。後來還是由我的合夥人執筆寫了一份檢討，由我簽名了事。儘管如此，我的執業證仍無法取回，爲此我不得已找到了×長，慷慨陳辭，爲辯我的無辜，對×律師仗勢欺人既憤慨又無奈，並公開對他說若再不還我執業證，我將請求調離福建，赴北京上海或海南、深圳當律師，假如國內沒有我當律師之立錐之地，我將再次出國，浪迹天涯，說到傷心動情處我淚如雨下，泣不成聲。“男兒有淚不輕彈”，可我爲了不舍“中國律師”之職，竟在×長面前痛哭流涕。也許是被我真誠的淚水所感，也許是真的理解了我，總之在我不顧一切地攤牌之後，次日我便取回了我的律師執業證。
我是個多情善感的男兒，少時看《英雄兒女》、《賣花姑娘》之類的電影都會熱淚盈眶。1989年6月3日—9日出差上海辦案，每日在外灘看那些傳真、傳單也會熱淚橫流，不過在26歲以前從未真正地痛哭過。我第一次淚如傾盆大雨似地痛哭是在1984年2月18日之夜，當我意識到自己被誤當作精神病，感到理想的破滅、前途的黑暗、一生的毀滅之際，當著班主任和兩位同學的面，因想起母親而熱淚長流，人到傷心處，淚水真能似傾盆雨呵。第二次此種痛哭的經歷則是1990年4月25日，我母親在勞苦一生未享一天清福，也未曾得到過我一天照撫之時突然撒手人寰。當我從東山島晝夜兼程趕回長汀時，她已永遠閉上了雙眼。我因爲開庭連世上最親愛的母親臨終也未能看上一眼，那種刻骨銘心的後悔令我在母親的靈柩前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即使今日，每思及吾母，我都會止不住地熱淚長流，後悔不已。我是個不孝之子，過去整天惟有書在手上，事業在心頭，惟獨沒有把爲養育我成人的父母放在心上。只到無可挽回之後，才知道孝道，才知道敬老愛幼的中國傳統美德之重要。如今的我惟有在每年清明時節，遙祝母親在天之靈安息，或在母親墳前默衰致敬。
愛國是一種高尚的精神，不愛自己祖國者永遠沒有靈魂的故鄉。愛國者必定熱愛自己的父母、親人。一個不愛父母者，不可能是個愛國者。祖國永遠是兒女永恒的靠山，母親是兒女的精神支柱、力量的源泉。在大學時代，班上就有人說我崇洋媚外，其根據就是我整天讀外語，講英語。其實外語僅是一門實用的工具，借助外語我們可以打開通向世界之門，打開浩如煙海的知識之窗。我雖崇洋，但從不媚外，我更愛祖國。中國人決不比西洋人低等，中華文明決不比西洋文明次，中華文化決不亞於世界上任何文化，中國律師當然也決不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律師遜色。如果我們炎黃子孫，不論是在大陸還是身在西洋，都能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都能團結起來，齊心協力。倘若我們中華兒女皆能從今日做起，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親朋好友開始，相互真誠以待，相互幫助，支援、鼓勵。假使我們中國人都能挺起腰、擡起頭，不論從事白領職業，還是藍領職務，或是做工，或是務農，都能盡心盡責盡職，中華民族何愁不興，國家何憂不強，人民何恐不富。少爭權奪利，少耍小聰明弄權術、玩厚黑學、戒利欲熏心、抛妒賢疾能之心，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不崛起、不復興，天地不容，鬼神不依！
無私才能無畏，大智才能大勇，大律師必有大智慧，優秀律師絕非那些一心向錢看，能夠把黑說成白的創收能手。我畢生努力的不外乎成爲一名對加速祖國的民主與法治進程有所貢獻的大律師。至於能否實現這一理想，並不重要。只要在天堂召喚我的鐘聲敲響之時，我能問心無愧地說：上帝呵，我已盡力了！@(//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