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3日訊】（據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含青採訪報導）中國農業部部長杜青林星期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讚揚宏觀調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健康發展，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在較短時間內發生了「趨勢性變化」。就此，記者含青邀請美國卡特中心中國農業問題專家劉亞偉，和在美國的經濟界人士陳勁松，進行了討論。

記者：首先請問陳勁松先生，杜青林這篇文章中說，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央在農業領域採取了宏觀調控措施，初步形成完整的農業政策體系，促進了中國農業的健康發展，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在較短時間內發生了趨勢性的變化，他所謂趨勢性的變化，指的是什麼呢？

陳：我想他指的趨勢性變化，是相對於去年或前幾年農業嚴重滑坡的情況所出現的說法。因為在去年，糧食的播種面積達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人均糧食擁有量也創下了二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農民的收入也非常的低，體現出來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溫家寶時代的不同。在江澤民時代，對農業、農村、農民非常不重視，甚至以犧牲農業、農村、農民來填充城市的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城鄉差距。在這個基礎之上，胡溫上台以後有所糾正，在農業上，在弱勢群體上，有所偏重，這是相對於前幾年所出現的一個趨勢。

記者：劉亞偉先生，您怎麼看呢？

劉：我同意剛才陳先生所講的，如果你要看朱鎔基做總理二次記者招待會，頭一任和第二任被問到最頭疼的問題是什麼？他就說最頭疼的問題是農民的平均收入不能上去。你現在要看講什麼東西，實現了什麼轉變，或實現了什麼發展，大陸一般新聞說，農業的危機是很嚴重，一個是糧食安全的問題，其次是拋荒料荒的問題。因為農民的負擔重，所以大家不願意種地。所以今年開始所謂的調控，就是如果你種糧的話，就給你補助。

記者：說到種糧給予補助的問題，杜青林在他的文章裡也說，中央這一系列加強農業調控政策的實施，是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各地普遍出現了農民搶包、承包地，耕地拋荒現象大幅度減少，許多農民把今年中央出台的支農政策與當年的大包干政策相提並論。劉亞偉先生，您怎麼看？

劉：所謂這次的農業宏觀調控一號文件，已經連續發了多少年的一號文件，使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了，如果把這個和大包干相提並論，我覺得好像有點過分了。大包干開始時是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現在是農民沒有積極性，要把這個積極性重新提高起來的話，僅僅靠這一點也不一定完全能夠提高，因為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現在國家也在做了，但是遠遠沒有達到大家希望的效果，包括農民的健康、衛生條件、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剛才陳先生也說了，農民是弱勢群體，三農問題是中國現在最頭痛的問題。中國今後要往前發展，農業、農民的問題解決不了，改革深入就很難。

記者：陳勁松先生，您對這點有什麼補充呢？

陳：目前這種變化的比較基準是去年，因為去年的各項農業指標都在歷史上創下了新低。今年可能因為「三補一減」，徵收減賦的狀況，使農民跟去年相比，收入增加了2%，官方的數據說是比城鎮的人的收入還高一些，這僅僅是跟去年比，因為去年是最低點，今年跟去年來比較還看不出有多大的意義。目前看來這樣的措施還是政策性的，還是沒有脫離人治的巢臼。這樣的政策是否穩定，是否能對農民長遠的權益有所保障，還是一個未知數。而且在中國的民意機構–人大政協裡面，也沒有能夠代表農民說話的民意代表，使農民的權益和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從目前短期的，和去年相比的數據來看，要下出結論說農業有多大的提高，農村農民的積極性有多大的提高，我認為是一個未知數。

記者：陳靜松先生，您對宏觀調控和農業發展未來的走勢怎麼看？

陳：看上去還是很嚴峻。一方面相關政策除了政策的穩定性值得疑問以外，也許會引起一些新的爭議。比如說農業的補貼，是否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執行有關規定會相違背，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另一方面，中國是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現在糧食非常不足，不得不依賴進口。現在也有一個爭議就是，究竟進口糧食划算，還是自己種糧食划算，這也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另外在改革開放前，農民犧牲了幾十年作為基本重工業。在開放的過程，曾經在最初，農民得到了短暫的實惠，以後又為城市的發展，為工業的發展成了一個犧牲品。經過這兩個階段，長達半個世紀的犧牲，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否能夠得到真正的解決，我想還是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以上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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