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竹:球迷鬧事與政治

劉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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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3日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發生的球迷鬧事事件,演變成中日外交事件,讓人哭笑不得。其實在其他國家,球迷鬧事,時常發生。在歐洲,經常有個別球迷失控,大打出手,釀成人員傷亡的悲劇。但這些都是刑事案件,誰也不會做政治層面的聯想。但在中國,芝麻綠豆大的事情都是政治事件,整個社會,上到中央領導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好像多長了一個腦袋,任何事都要想一想政治影響,評估一下政治意義。中國就是這麽一個體制。

所以不能怪別人小題大做,也不能說這是雙重標準,這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叫做“政治狂想症”。爲什麽說是“狂想”?因爲就這麽奇怪:原本該講政治的地方,往往不講政治,比如,下崗工人的問題,上訪的問題,應該尋求政治解決,但領導人往往希望給點錢了事,也就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但是,在不該講政治的地方,政治卻無所不在。體育是體育,但卻附加了與國家、民族有關的政治意義,叫做“體育”民族主義。毛澤東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很無聊,現在有人有意無意地搞“政治意義第一,比賽第二”,就更無聊了。

這種泛政治文化泛到哪里,哪里就出問題。球迷鬧事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泛政治化傾向應該引起人們的警醒。沒有一個國家的球迷會這樣直接地把一個國家的體育象徵與政治象徵做如此緊密的聯想,這簡直不可思議,只有身在中國,才能理解這其中的意義。在社會學上,球迷鬧事被稱作集群行爲,大多數集群行爲沒有任何意義,比如飛機上的旅客,電影院裏的觀衆等,但這次球迷鬧事是有意義的,因爲它具有集群表意的功能。也就是說,球迷們在宣泄一種情緒,表達一種社會心理,而在別處無法宣泄,無法表達。

這個情緒是一種民族主義,叫做不講理,這種社會心理是一種被壓抑的心理,叫做小家子氣。每一個民族都有民族主義,但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不一樣。起碼從這個事件來看,那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宣泄是低素質的,輸不起嘛。爲什麽輸不起?無非是一種自卑心理的反射。在我看來,盲目的民族主義教育、一味的愛國主義宣傳,搞過了頭,就是夜郎自大,加上阿Q精神,這是一種不講理的民族主義情緒。好的民族主義要靠資訊的自由,要通過爭論與辯論,靠在不同意見的辯論中達到共同的民族意識,這樣的民族尊嚴包括尊重別人,尊重不同意見的寬容心態。有了自由辯論,才能有講道理的可能,有了表達情緒的不同渠道,才能消除那種壓抑的心理,達到心態平和。

中國的問題是,只有一種意見是正確的,只有一種說法是被允許的,而且都由政府來包辦。事實上,政府什麽都管,全國上下,什麽都管得像鐵筒一般,口徑一致,民間沒有獨立立場。這不是很奇怪嗎?凡是政治都有左、中、右,即使是大合唱,也應該有個高音部、低音部的分別。中國的政治恰恰連這個分別也沒有,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唱一個調門,叫做與中央保持一致。要是都能一致,還要政治做什麽?政治原本就是因爲人們有不一致,才要通過某種政治過程來協調解決。

這樣一來,所有的事件都是與政府有關的,不是直接相關,就是間接相關,所以,球迷鬧事,在旁觀者看來,不是政府直接導演的,就是政府間接縱容的。日本人提抗議,媒體上搞得沸沸揚揚,一點不奇怪。2008年,中國將在北京舉辦奧運會,這樣觀衆的素質不敢讓人對奧運會的圓滿成功樂觀,這樣的政府也的確不敢讓人對這樣的觀衆素質樂觀,而這樣的體制又不敢讓人對這樣的政府樂觀。外交部發言人希望把這個事件歸結爲警力不足的問題,但這顯然不是警力多少的問題,這是公民基本素質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層面的問題。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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