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報載，繼中聯辦–中共駐港聯絡辦負責人日前釋出”與香港民主派溝通”的資訊以後，連日來，香港特區首長董建華連續兩日與立法會民主派人士會晤。據報道，會面氣氛良好，董建華並具體承諾會就民主派人士取得回鄉証問題與中央溝通，扮演積極角色。這是一個好消息。

雖然各方人士對這次董建華的溝通姿態有不同的解讀，它對於北京政府與香港民意以及民主派之間的溝通、理解有沒有實質性的幫助，仍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邁出了對話、溝通的第一步，這是一個值得給予正面評價的富有建設性的事件，由此，也引發了我們對”溝通”話題的許多回顧與思考。

“溝通”，也許沒有哪一個日常字眼，比這兩個字更具備當代生活的普泛性和緊迫性了。當代西方哲人哈貝馬斯今天在全世界風行的幾個基本理論之一，就稱之為”溝通理論”（另一個譯法是”交往理論”），強調人與人之間，不同文明、文化、區域、種族、國家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溝通與交往，是當代政治生活中最大、最緊迫的課題。這裏無意作形而上的玄奧思考，可以簡單地說，人類自誕生以來的一切沖突、紛爭、冷戰、熱戰，都可以歸結到這兩個字眼，”溝通”。在差異與異見之間的溝通不良，造成了理解的鴻溝；這鴻溝又因為日積日深而無以填平，終於突破雙方容忍底線，用暴力手段作政治的解決–戰爭、流血，互相殘殺，屍橫遍野……人類歷史上的諸般慘劇，就是這樣發生的。

遠的不提，今年正屆”六四慘案”十五周年，當初北京示威的學生民眾要求和政府對話、溝通的要求，本來在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出的”以民主的程式解決問題”的思路下，是有可能獲得良性解決的；卻不料以鄧小平為首的強硬派，堅決主張以暴力清場，結果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流血事件，成為一道巨大得至今無法癒合、並且必將成為民族隱傷和潰瘍的歷史傷痕。中共領導人至今仍為當時採取的”果斷措施”–即暴力殺人辯護，卻從來沒有解釋，為什麽一個宣稱”代表人民利益”政府，可以以”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平安”的蠻橫狂暴，來回應和平的學生民眾提出的”對話”和”溝通”的要求。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不肯容忍和承認差異，萬事只求定於一言與一尊，拒絕溝通，阻塞所有對話通道，從而造成無以挽回的人倫大悲劇，這正是”六四慘案”留給今天世人的最大的教訓，也是二十世紀人類兩大惡質性政治–希特勒納粹法西斯極權政治和蘇俄式共產主義集權政治留給人類歷史的最大教訓。

當然，我們無須對”溝通”作烏托邦式的想象。從某一種意義上說，政治，無非是利益與實力的較量。所謂”溝通”，首先是建立在雙方利益與實力的需要與前提之上的。今天北京方面提出願意與香港民主派溝通，也是因為面對第二次”七一遊行”，而民主派代表和反映了香港相當廣大的民意要求的緣故。那麽，在很多情況下，為什麽明明”溝通”有利於為政者的利益，同時也可能使雙方得益（所謂”雙贏”），卻仍然口說”溝通”而遲遲不見”溝通”；在多年的中國政治中，”溝通”和”對話”成為一個”口水多過茶”、”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空洞話題呢？

從近年的各種政治紛爭看，一般來說，主要是自恃於擁有主導性實力的一方，比如今天的北京當局，陷入了種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利益誤區裏。比方，把所有”異見”都稱之為”對抗”，以”有人搞對抗”、不利於”溝通”為名，關閉對話大門。其實，如果沒有異見與沖突，又何來”溝通”的必要呢？又如，提出所謂”溝通是有條件的”。北京官方還常常要把自己一方的意見作為”溝通”的原則前提，”在XXXX的前提下，什麽都可以談。”這個”XXXX”就常常是歧見本身，這就實際上取消了所有”溝通”和”對話”的可能性。再者，”溝通”是必須以”妥協”–雙方需要學會的妥協、讓步為預設條件的。沒有雙方的”妥協”、協調和讓利、讓步，”溝通”就不可能獲得實際性的成果，而最終使對話、溝通、談判流於空言，只成為一種等待時機反擊對方的權宜策略，而耽誤了真正解決問題的難得的歷史契機。所以說，真正的”溝通”應該是無條件的，而且必須坐言起行，盡快進入正面對話狀態的。

在這方面，中共的歷史教訓其實已經很多–台灣問題從蔣經國時代開始，就因設置種種”條件”而欲談未談、該談不談，一直拖到了李登輝時代和陳水扁時代更積重難返，對話”條件”一再改變，而兩岸關系卻日漸成為惡劣無解的死結。西藏問題看來也是一樣，中共恐將重蹈台灣問題覆轍，將會錯失在溫和、理性、不主張”藏獨”的達賴喇嘛健在的時候，以和平、良性方式解決問題的歷史契機。筆者希望，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為政者在”溝通”問題上能有新的思路、新的作為，而不至於把中共自身的香港政策，一再推入死胡同裏去。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