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9日訊】2000年4月3日，我在北京電報局申請到一個電話撥號的電子郵箱，從此開始了網民生涯。後來因爲對只能充當官方喉舌的兼職電視編導産生厭惡感，便退回書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已經記不清楚是什麽樣的一個機緣，我通過電子郵件與《中國之春》主編張偉國先生建立聯系，從此成爲該刊的撰稿人。《中國之春》停刊後，偉國先生非常難過，好在不久他參與創刊由21世紀基金會主辦的《議報》周刊，並再次約我提供稿件。就這樣，我成爲和《議報》一同成長的一名國內學者。我的幾本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著作《戲劇大師曹禺》、《影劇之王田漢》、《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宗教故事中的美好人性》、《俞梅蓀：從中南海秘書到民間維權》和《〈新青年〉真相》，都是在偉國先生和《議報》周刊的鼓勵與支援下先後完成的。

將近3年來，《議報》已經出至第150期，其間《中國之春》社長王炳章先生和《議報》社長楊建利先生分別闖關回國，以至於在他們自己所摯愛的祖國陷身囹圄。由於與王炳章先生和楊建利先生從來沒有過直接聯繫，我在爲國內難友楊子立、劉荻、孫志剛、羅永忠、歐陽懿以及其他維權人士俞梅蓀、劉正有、張友仁、董達等人呐喊呼籲的同時，並沒有專門爲王炳章先生和楊建利先生寫過文章。我所寫的大部分文章，或由偉國先生發表在《議報》和《新世紀》中，或由他轉交給《民主論壇》、《大紀元》、《觀察》等其他媒體。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中國之春》時期經常有精彩時評發表的偉國先生，在楊建利先生出事以後，變得很少寫作時評文章了。其主要原因，當然是忙於幫助我們這些國內撰稿人編輯處理各類稿件。

昨天下午，收到偉國先生的郵件，說是21世紀中國基金會將邀請宋永毅先生出面主持，並準備對《議報》的業績和內容進行評估和改版，要求我這個老讀者和老作者貢獻一點意見。在我的心目中，《議報》、《觀察》、《民主論壇》、《民主中國》、《大紀元》、《當代中國研究》等許多海外中文媒體，都是當下中國社會或華人社會的文明燈塔。中國大陸包括謝泳、余傑、傅國湧、王怡、杜導斌、任不寐、楊支柱、餘世存、笑蜀、餘樟法、歐陽懿、張明、田曉明、李衛平、李建平、羅永忠、劉荻在內的許多新銳學者，連同資歷更深或年齡更長的李慎之、劉曉波、許良英、林牧、鮑彤、陳小雅、劉軍寧、樊百華、徐錫亞、齊輝等人，都在這些燈塔上發出過自己的人性光芒。有了這些燈塔，中國社會雖然並沒有迎來民主憲政的光明時代，至少還在薪火流傳；假使連這些燈塔都看不到，中國大陸必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漫漫黑夜。

在這裏，我想再次表明自己所持有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思維：作爲中國公民，我擁有對自稱是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一黨專政進行公開監督的自由和權利，卻並不擁有打倒和推翻政府當局的自由和權利。在已經相當文明的21世紀裏，任何旨在推翻和打倒既有政權的暴力革命，都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搶在中共當局在內鬥內耗中腐敗漚爛或被法外暴力顛覆推翻之前，實現憲政民主的社會轉型，才是自由民主人士的當務之急。現代憲政民主的真諦並不在於自稱是根本解決和絕對正義的鬥爭和革命，而在於日益發展壯大的民間社會，依據法律程序堅持不懈針對政府當局進行監督糾錯，以期達成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諒解和妥協。即使像“6．4”血案這樣的反人類事件，最終的解決方案也只能是重在國家賠償而不是個人罰罪。應該承擔最大罪責的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已經相繼去世，像“文化大革命”那樣讓所謂的“四人幫”來替已經死掉的專制魔頭毛澤東連同奉毛澤東爲偉大領袖的全中國人擔當全部罪責，同樣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事情。在爭取全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同時，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個人，必須以身作則，率先遵守制度規則和常識公理並承擔一個現代公民的有限責任；而不是像魯迅那樣以匿名隱身的“塹壕戰”來公然踐踏“費厄潑賴”的普世公理，更不是像以暴易暴的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地殘害本國公民的寶貴生命。

別人的作惡永遠不能成爲自己作惡的理由，社會的黑暗也永遠不能成爲自己黑暗的理由。李洪寬先生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大參考》，盡管在影響力方面更強大一些，至少在不加說明就隨意刊登匿名文章和任意改寫署名文章的超限戰方面，是與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背道而馳的。而《議報》、《大紀元》、《民主論壇》、《當代中國研究》等嚴肅媒體的難能可貴處，正在於胡適先生一貫主張的用真姓名來說負責任的真實話語。當然，《議報》如果能夠加強力度，像《大參考》那樣對國內正在進行的熱點話題和重大個案，進行及時地干預和深入地追蹤，將會發揮更廣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關於外面的一些朋友之間的內鬥，我以爲是完全正常的。每一個都是自私自利的利益主體，擁有合理合法地爭取個人和黨派利益的權利。追求民主的朋友相互之間在道理上必須要講明白，在人事上卻應該有寬容心。借用胡適不太準確的一句話，就是“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2004年6月20日於北京）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