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1978年10月11日，“火燒”王府井大街。
我和我的朋友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四個人一起，在北京首次貼出了民主啓蒙運動第一批大字報《火神交響詩》，並公開創辦了第一份民間自辦刊物《啓蒙》，以詩的形式揭開了自由、民主、人權運動的序幕。
1978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忽然感覺一個神秘的“瞬間”出現了，這也許是一個改變歷史或創造歷史的瞬間，必須抓緊它，不能讓它稍縱即逝。那時候我還住在瑞金路4號正對大門的大院二樓上。這天，艾幼君背著女兒上班去了，院落裏各家都幾乎沒有人，整座大院靜悄悄的。我一個人在屋子裏騷動不安。我上大街文具商店去買了紙筆墨，找出禁毀多年不能發表，只好秘密收藏的詩，決定把它們用大字報抄寫出來，帶到北京去公諸於世。這是一個大型組詩，一共收入六首，總題爲《火神交響詩》，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見一場戰爭》、《長城的自白》、《不 你沒有死去》、《世界在大風大雨中出浴》。
我同時打算孤軍奮戰、獨立拼搏，自己親自動手，把它們油印成刊物，命名爲《啓蒙》，這是沒有出版自由的年代，一種獨特的出版傳播方式。從1959年我被受到監禁以後，多年來我的詩歌不能也不准發表，我決心殺出一條血路，衝破封鎖和禁錮，把我的思想公開向世界推出去，以行動自我實現自己作爲一個人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天賦權利。
消息驚動了朋友，第一個發現我的秘密的是莫建剛，他見我一邊抄寫我的詩，一邊手舞足蹈地朗誦，激動不已，立即表示支援，並願意同我一道上北京，我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正愁來回路費，莫建剛想了想說，沒問題，我把自行車和手錶賣了，夠我們兩個人來回。爲了安慰我，他又說，你放心好了，自行車我馬上去賣，手錶先放你這裏，給你吃個定心丸，等我回來再處理。說著從手腕上把一塊國產表取下來，撂在我掌心裏，匆匆同我緊緊地握了握手，就出門去了交易市場。
莫建剛是個很激情並且有道義衝動的人，他的祖籍在廣州，年齡比我小十歲，是個詩歌和音樂的狂熱愛好者，並且會吹長笛、彈鋼琴和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他是通過費錫楨同我認識的，以後一直成了好朋友。他去了一會就回來了，自行車賣了一百多塊錢，手錶也找到了買主，他同時還帶回來了另外兩個朋友李家華和方家華，他們都願意同我一起去。李家華顯得很焦灼，一會進屋，一會出去。一是一時要湊齊八十塊錢往返旅費頗費周折；二是他想帶去一組他的《太陽交響詩》，向我提出能不能變更行期，緩幾天走，他好把詩抄出來，也好湊路費。我當即告訴他行期已定，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只好放棄了原來的打算，決定與我同行。本來我只打算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現在一下子變成了四個人的集體行動。大家都有共同的生命壓抑感和大丈夫以天下爲己任的歷史使命感；都願意同我一道去北京放一把火，掀起一場風暴。
更多的朋友們來了，有尚未嶄露頭角的先鋒畫家尹光中，初露鋒芒的曠陽，他當時已能寫出很好的詩，還有聰明又有學養的朱正琳，大家擠滿一屋子，一邊看我抄詩一邊讀，連連嘖嘖叫好。尹光中見我的刊頭《啓蒙》上畫了一把火炬，提出爲我作一幅插畫，他以整頁的紙畫了一隻鮮血淋漓的手，暗示1976年天安門廣場事件。我提出我還很想加上幾幅非常簡練的抽象派繪畫作品，一幅全白，表示空無，但這種空無不是一無所有，而是萬象紛呈的豐滿的虛無；一幅全紅，一排一排的血紅橫條往上波動，象徵生命自由和血的火焰；一幅全綠，一條一條的直線往上躥動，象徵被壓抑的世界的生機的衝動和勃發；一幅全黑，整幅畫面上呈現旋渦狀的黑暗，象徵“存在”的黑洞和深不可測的宇宙大子宮。畫家置身現場，當然也就由尹光中以他的妙手揮灑出我的詩化意緒的抽象。
行前我專程去了啞默那裏一趟，托咐他爲我保管我的其餘的詩歌手稿、第一期的油印民刊《啓蒙》的樣本；並囑咐他一定代爲照看家小。因爲此一去凶吉難測、生死未蔔，不知道是否還能平安生還?啞默說，你只要把第一張大字報貼出來讓人見到，你就成功了。怕的是當你正在貼的時候，背後伸過來一隻手。他做了個從後面被人揪住衣領的動作，擔心我被維護“國家安全”的公安盯上。我們四目相對，默默揮手。我帶著一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心情離去。
決定10月8日起程，10月10日抵達北京，選擇這個日子有種潛在的含義，也即意味著大陸一代人對“紅太陽”及其共産主義烏托邦的抉別，和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事業的追尋。油印刊物《啓蒙》上注明的時間卻是“1978•10•11”，意即對“10•10”的延續和繼承。大字報抄了一百多張，這是一卷巨幅詩稿，我把它卷成筒狀，真是如炮筒、如沈默的炸藥管、如窺視天宇的火箭。我們抱著它上了火車，扛進了北京城。整個北京城靜悄悄的，根本不知道來了一個人，來了一把火；待它終於睜開眼睛驚醒過來，王府井大街已經“起火”，城裏已一片譁然。我們到達北京的第一站歇腳的地方，是一座神廟，覺得有點稀奇，又感到是個好兆頭，火神詩正好撞上火神廟，看來這把火一定點得起來了。北京街頭那裏有一些七零八落的上訪者的大字報，內容都是申訴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冤假錯案的。我們也是來“申訴”，來“上訪”，卻是一個時代的歷史大案!我們要做的是旗幟鮮明地挑戰一種極權主義社會體制，打倒新式偶象和現代皇權，公開發出呼籲自由、民主、人權的呐喊，這是幾十年來意識形態嚴厲監控下絕對沒有先例的!這一行動具有振聾發聵的巨大現實意義，使整個北京城爲之一震!當天因爲時間已晚，無法把大字報張貼出來，我們決定先休息一晚，把精神養足，明天再幹。我們住在李家華認識的曾經在供電局工作過的一個同事家裏，那人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位代表，他的身份爲我們增添了幾份保護色，也使我們有了幾份安全感。我們的出現似乎沒引起誰的注意，一夜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麽事。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們佯稱要去搞畫展，裱糊畫和張貼畫，向主人要了麵粉熬了一桶漿糊，並向他要了把大掃帚，就扛著一卷大字報告辭出門。主人沒有多問，似乎對我們的行蹤深信不疑。我們在路上臨時作了分工，由我清理大字報，莫建剛往牆上刷漿糊，方家華專門負責遞大字報並幫著貼，李家華主要負責張貼。四條漢子來到了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社旁的一個巷口停下。這個巷子不深，是個死胡同，但兩邊的牆壁都可以貼大字報，我們就決定在這裏動手。大字報太多、不但必須兩面牆壁貼，而且必須分上下兩層貼才能貼完。我蹲在地上清理大字報交李家華去貼，還沒有開始張貼，人群就圍了過來。很快有人遞過來一張凳子，就撂在李家華面前，但他居然不敢跳上去，也許他感覺站在凳子上人太高，鶴立雞群，引人觸目，他承受不了這麽多眼光集中注視的壓力。他寧可站在地上將大字報貼得太矮，這樣一來只能貼一層，根本貼不完，而且看起來也憋氣。這種時候就如登臺表演，絕不能怯場，否則自己內部士氣低落，觀衆也會一哄而散；整個場面就會如漏氣的汽球“嗤”的一聲徹底完蛋!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我毫不猶豫地一把推開這位親愛的兄弟，呼地一聲跳上凳子，從莫建剛手裏奪過掃把，刷，刷，刷，幾下子把牆上打上漿糊，迅速把第一張大字報貼了上去。我們幾個人包括圍觀的人群全都精神振奮起來。我接著又貼了第二張、第三張，一張接一張連連不斷地往上貼，整個氣勢出來了，兩個穀籮大的“啓蒙”兩個字咄咄逼人地跳入人們眼簾，它的背景上是一支血焰焚燒的火炬。人們仿佛一下子被燒著了，發出了低沈而壓抑的一陣唏噓，興奮而緊張地注視著我的動作。大字報上出現一些日常生活中早已消失的字眼，人性!尊嚴!自由!民主!人權!也跳出一些犯上作亂的富於挑釁意味的辭彙，獨裁!專制!暴虐!偶象!皇權!這是詞典和教科中早已抹去的忌諱的詞語，使人們感到好奇、震驚又不無恐懼。這是那些上訪大字報中根本沒有的東西。這些人要幹什麽?刀尖上跳舞?!吃雷的膽子?!活得不耐煩了，找死?!然而我感覺人們在驚恐的表像下卻深藏著強烈而狂熱的憤怒，深藏著一個1976年天安門事件鎮壓後沈默中一觸即發的北京!這時候，只要誰點一把火，哪怕一顆火星，整個北京城也會燃起沖天而起的烈焰。一百多張大字報全貼完了，人群已經擠得水泄不通，放眼望去整個王府井大街人山人海，交通早已堵塞，幾輛公共汽車陷在人海中，一動也不能動。我第一次看見這麽多的黑壓壓的人群，也同樣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街頭面對這麽多的騷動的群衆，我感到一種不可遏制的近乎瘋狂的全心身的激動和亢奮。
請作者朗誦，請作者親自朗誦，大家讓開、讓開!人群中有人大聲叫喊。
我作了現場即興朗誦，六百多行詩我全憑記憶一口氣背誦了出來。由於不要手稿，我的朗誦不受妨礙，起伏跌宕，流暢自然，異常投入。詩歌、朗誦、生命三者融爲一體。人群湧動著把我圍了起來，人們手挽手地圍成了一個圓圈，把我保護在中央。李家華坐在不遠的一個綠色陶瓷的垃圾箱一類的東西上，嘴裏叼著一根煙，翹起二郎腿，一邊吐著煙圈兒，一邊正在接受聞訊趕來的一個外國記者的採訪，我從來沒見過他如此超然物外的姿態，這是這個異常理性的人，最漂亮的一次人生特寫。方家華置身人群中仿佛對人群視而不見，他的眼光向人們的頭頂上望去；即便在這樣的場合，他也未改變這種習慣性造型。莫建剛象陀螺式的在人叢中轉來轉去，匆忙散發油印刊物《啓蒙》，那是我的《火神交響詩》全稿，還沒有等他散發完，幾十份刊物就被人們一搶而空。我的朗誦進入了高潮，幾近瘋狂狀態，我感覺我渾身的每一個毛孔都似乎張開了嘴巴，憤怒地噴湧鮮血、眼淚、痛苦和呐喊。這種全生命投擲式的朗誦，使我周身精血幾乎傾泄淨盡，整個人在朗誦中死去。是的，我每朗誦一次，都要死去一次，我的聽衆也要集體陪葬一次。環繞我的人們隨著我的身子的每一轉動旋轉起來，四周全是受到極度感動的面孔和蒙著淚光的眼睛。此刻，面對街頭和人群，我突然感到一個偉大民族的肌肉在我周圍重新凝聚，現代偶象頭上迷信的神聖光圈瞬間蕩然無存。
你指的偶像是誰呀?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在人群中咕噥。聲音雖小，卻十分刺耳。
毛澤東!這還用問嗎?!幾個人同時齊聲回答。接著人們七嘴八舌地憤怒詢問，這是誰?誰?誰?你他媽雷子!意思是暗探。
那人縮進人堆，結果還是被人們揪了出來，揍得鼻子口來血，倒在地上求饒，爬起來一溜煙跑了。
一場小插曲很快就平息了，我的朗誦並未中斷。待我終於朗誦完全詩，我的嗓子完全嘶啞了。群情沸騰中，我朝向密密麻麻的人群大聲叫喊：
新式偶象該不該砸爛?!
應該!山搖地動的巨大的回聲。
精神長城該不該拆除?!
應該!仍然是排山倒海的回應。
我感覺我仿佛統帥著千軍萬馬，如果我發出一聲“沖呀”!人們全都會跟著我朝前沖去，沖向獨裁者的金鸞殿，沖向“神靈”盤踞的紀念堂。這回可不是幫“蔣介石”孫飛虎聚衆鬧事打群架，如果要說“鬧”的話，那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鬧，現在可是歷史性的大鬧特鬧，鬧的是自由、民主、人權!上鬧天宮、下鬧龍宮，管你是龍王還是玉皇大帝，該退休，退休，該換屆，換屆，你不能老是獨霸至尊的皇位，把別人都視爲臣服的順民!這世界總有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馬的人，本人就是!這時候不需要任何酸腐文人，不需要彎彎繞繞、含含糊糊、吞吞吐吐；需要的是勇者、是鬥士!簡單而豐富的一句話、一個動作、一個造型，遠勝於你躲在陋室裏刻意營造的千萬首“詩”!
離開王府井大街，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四個人一起在天安門城樓前合了一張影留作紀念，意思是四個刁民、四條漢子、四個來自貴州高原的野人來到北京幹了一件事情。照完相，待別人一轉身，掉轉頭來面對天安門城樓，四個人不約而同地以“那廝掏出那物”的方式，一齊解開褲子朝向“聖靈”撒了一泡尿。在天安門廣場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個屁也是驚雷。當我回望貴州高原上的黃果樹大瀑，在我心目中真是細如一線尿哩；而我們此刻撒出的這四泡尿卻閃耀五彩斑爛的蔑視強權的虹彩，交相輝映成反叛與自由的精神瀑布群!
黃昏回到住地，主人早已知道了消息，告訴我們說，你們貼的大字報整個北京城都轟動了，但他並沒有譴責我們對他撒謊，也沒有拒絕我們在他家裏繼續留宿，事實上，這位普通的人民代表在心裏與我們息息相通，我們的舉動得到了他的默認和支援。夜裏，我叫莫建剛去王府井大街看看動靜，他借了主人的一輛自行車騎了去，回來時已經很晚，他告訴大家，我們貼大字報的地方，停了黑壓壓的一大片自行車，許多人打著電筒在抄大字報。
多少人?方家華和李家華都有些吃驚和興奮。
數不清。許多手電筒光交叉在一起，亮晃晃的一大片。莫建剛說著壓低了聲音，貼著我們的耳朵說，外面有人監視，小心!我們已經被包圍了，說不定今天晚上就要被抓走。
四個人都很緊張，但也很鎮定。我向李家華說：
走，外面溜溜去，死到臨頭，要怕也怕不了那麽多了!
李家華對此也心照不宣，同我一起走出門來，一看，果然外面巷子兩側全是黑影，這些黑影每隔一定距離靠牆貼著一個，從這頭巷口到另一頭巷口，把整條巷道全封鎖了。他們見我們出來，一動也不動。當夜，北京各主要街道也加強了戒備和巡邏，你弄不清究竟是什麽來頭、什麽意圖!你甚至弄不清究竟是爲了什麽?幾個人來貼了幾張大字報，這麽可怕嗎?這說明極權主義者內心是多麽虛弱、對自己是多麽沒有信心!但這種嚴厲監控狀態，顯然給人一種似在觀察和提防我們的目的和動向的意圖；似乎這中間還交叉著兩種暗中較勁的力量，反應出兩種不同的政治抉擇或意向，彼此相持不下，因此我們的命運處於懸而未決的極度危險之中!毫無疑問，我第一個人點了這第一把火決不僅僅是詩，它包含了詩以外的更爲豐富、複雜和令人驚懼的社會內容。它驚動了北京最高當局，觸動了時代最敏感的神經、踩著可以使人被當即擊斃的電源!因爲從1949年至今幾十年來，極權主義體制安如磐石，執政者高枕無憂，沒有誰這樣想過和這樣幹過。當時在臺上的華國鋒以爲中國要發生以詩人、作家、藝術家等知識份子爲主體的匈牙利事件。事後我們才知道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當夜北京城全城處於戒嚴狀態，我們四個人的檔案被用三叉戟飛機十萬火急送到北京，結果只是被我們玩了一遭，虛驚一場。見他們沒有動作，我和李家華也量他們沒有接到明確指示，不敢貿然動手。我們兩個人手挽手，操著正步向一頭巷口走去，快近巷口時，突然發現迎面站著一個人，這是個一聲不吭的怒目金剛。他怒目而視看著我們，我們也還他個怒目而視。接著兩人象機械人似的向後轉，朝另一頭巷口走去，另一頭巷口也站著另一個怒目金剛，他同樣怒視著我們，我們也毫無懼意地還他一個四目相對。我們心中明白，我們被監視或被“保護”起來了，管他娘的，轉身返回，把門掩上睡覺。你高興夜半把人從被窩裏拖出來，老子等著你!老實說，這一夜可真沒有睡安穩，隨時豎著兩隻耳朵聽外面動靜，謹防人破門而入，把我們秘密抓走。
一夜無事。天亮了起來打開門一看，巷子兩側的人早撤了。我們四個人仍然有不安的感覺，似乎在我們離京前暗中的監控會有增無減。但我們四個人全潑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決不灰溜溜地回貴陽，決定當天登長城，萬裏長城上瀟灑走一回!沿途我們分明感到有人跟蹤，我們也不管他。到了八達嶺長城一個個爬上城牆垛口上照了一張相。第一個爬上去的是我，我穿著風衣，朝關外揮手，心中思緒萬千，不由想起唐代詩人陣子昂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多麽希望毛澤東式的嚴冬隨著他的消失而消失，長城內外，不再是他讚賞的“唯餘莽莽”，而是冰消雪化的春光；大河上下，也不再見他歌吟的“頓失滔滔”，而是波翻浪湧的暖流。我忽然想起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訪問中國時，我們生活中的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場面，那是我和啞默等一群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後，興奮得徹夜不眠，我們聚集在野鴨沙龍讀報上的新聞和尼克松的就職演說，然後長談通宵。快天亮的時候，我們冒著被巡邏武警抓獲的危險，一起跑上黑暗的大街，叫呀，喊呀，唱呀，肩並肩朝前走去，我們多麽渴望終能看見出現一直深埋心底的朦朧初露的自由的微光。而今天時間已經整整過去七年，中國還是原來的那個中國，儘管受到外部世界的衝擊，它內部的專制牆垣卻仍然紋絲不動，就象現在我腳下這綿延萬裏、歷時千年的長城。一陣壓抑襲上心頭，我突然有一種莫名的衝動，環視關內關外，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拖長聲音的叫喊，噢——!我從長城上跳了下來，李家華接著翻身上去，這個夢想從政卻壯志未酬者，在城牆上一付到訪“總理”的形象，只差象周恩來似的把一隻據說受傷殘的手彎曲在胸前。他下來以後，接著上去的是方家華，此時他四周無人，他無法把眼光從人們的頭頂上望過去，只好仰望天空。刹那間，我感覺他臉上少了些許傲慢和矜持，多了幾份空茫和迷惘。這也許是我所目擊的他一生中最珍貴而真實的瞬間。莫建剛還沒有爬上長城，就想來一個“獨愴然而涕下”，等到他爬上去，渾身在冷風中瑟縮卻再也哭不出來。他跳下來一把抱住我說，哥，抱緊我，我總感覺有一種東西冷浸浸的，我們需要抱成一團。
他沒有流出的眼淚卻由我的眼睛裏淌了下來。
1978年11月24日，我們又一次抱了“炸彈”上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再次引發超級“爆炸”，此次衝擊波震動國內外。參與這次行動的共八人，我，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楊再行、梁福慶、黃傑、鄭繼聯。
當天正午十二點，我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世界宣佈成立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第一個民間自發的社團“啓蒙社”。
由我刷出兩幅舉世震驚的大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從北京回到貴陽後，我們又在貴州省省會貴陽接著幹。我們天天等著公安局上門抓人，在他們沒有動手之前，在貴陽市紫林庵開闢了一道民主牆，貼出同樣內容的大字報，發行同樣內容的民刊。大字報貼了整整一道長牆，刊頭和標題是我寫的巨大而醒目的美術字和仿宋字，內容是一手自成一體的毛筆字，頗有幾份書法長卷的味道。整幅大字報喧囂、騷動而氣派，這在省城是從未有過的場面；而且人們聽說我們首先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發難，省城只不過是殺道回手鐧，也感到震動和驚異不已。感覺這個世道要變了，或者已經開始變。每天，貴陽紫林庵也象北京王井街一樣圍滿了人，其中也有公安局和市委宣傳部派出的人，來把大字報抄下來，編成內部情況通報，我也曾得到過一份。中國的事情是，縣裏看省裏，省裏看中央。既然我們從北京回來，北京都沒有抓人，又沒有給省裏下達逮捕指示，貴州省公安廳和貴陽市公安局，也只好配合省委和市委宣傳部一面觀察和監視我們，一面等候中央的明確表態，在此之前，竟沒有誰來找我們麻煩。幹了這麽大一件事，居然沒有被捕，我們也感到是個奇迹。在這段時間，他們觀望他們的，我們幹我們的。不斷有人來找我們，向我們喊冤叫屈，要求我們替他們伸張正義，把我們當成了救星。還有許許多多的人要求參加我們的行動，同我們一起幹。我們一邊接待來訪者，一邊開始籌劃第二次行動，這次準備帶上北京去轟炸的，有李家華的《評“火神交響詩”》，是以文論的形式對我的詩的闡釋和演繹，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很大氣，很受歡迎。參與第二次行動的陣容擴大了一倍，由原先四個人變成了八個人，除我以外，有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梁福慶、楊再行、黃傑、鄭繼聯。梁福慶是貴陽至北京的150次列車上的列車員，在我們第一次上北京回來時，在列車上認識了我們，要求“火線入黨”的；鄭繼聯是在天安門廣場上找到我們，要求參加戰鬥，臨時加上他的名字的，他是因自己的冤案從貴州去北京上訪的人員。我弟弟黃傑沒有去，但公佈了他的名字。此外，李家華還帶去了一個人做私人保鏢，聽說那個人是個架犯，敢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人。我們在火車上一路商量行動計劃，這次“爆炸”地點，決定選擇舉世觸目的天安門廣場，要炸就炸它個驚天動地。在第一次行動的基礎上，我們這次決定公開宣佈成立“啓蒙社”，由我任社長兼任民刊《啓蒙》總編輯，李家華任副社長兼副總編，還增補了一個楊再行爲第二副社長。方家華、莫建剛、梁福慶等人爲“啓蒙社”主要成員和《啓蒙》編委會成員。這次去北京是住在我妹妹黃燕紅家，晚上睡覺就搭地鋪睡地下，吃飯就由我妹妹提供大白菜加面疙瘩。她和我妹夫也沒少爲此擔驚受怕。一行人一進屋窗外就有人影閃過，我妹夫王宣就機警地出外轉了一圈，結果回來證實說，我們被人跟蹤、監視了。他雖不參加我們行動，但表示理解。
次日，我們來到天安門廣場，走著走著忽然不見了XXX，正急著找人時，忽然一輛公共汽車從身邊開過，看見他從車窗口探出頭來說，我在前面等你們。
我們大家都感到有點蹊蹺，還沒有明確貼大字報的具體地點，你到哪里去等我們?我，方家華、莫建剛、楊再行全站了下來，互相看了一眼。
下來!你給我下來!我氣得沖著公共汽車的屁股大叫。
他在前方站下了車，掉頭朝我們站著的地方走來。我微笑著望著他一步一步的走近，待他走攏身邊，我猛地臉一沈，右手運足力氣朝他的左臉打去，接著又用左手朝他的右臉抽去。你給老子耍滑頭!XXX兩邊臉頰變得通紅，映出十個白色的指印。他捂住雙頰，沒有還手，也沒有解釋，繼續參加大家的行動，並且表現得比誰都主動和勇敢。XXX表現出“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胸懷和氣度，使我感到愧疚。秋瀟雨蘭爲此事也曾不止一次指責我粗暴，一邊搞民主，一邊又表現專制。她說民主運動不是強迫人參加的，XXX有參與的自由，也有不參與的自由，甚至可以作出臨時退場的自由選擇!誰也沒有權利去強迫他，而打人是侵犯人權的!我同意她的民主觀。
大字報貼在面對毛澤東紀念堂左側的一排臨時工地的木柵欄上，時間是1978年11月24日。正是這一天中午十二時，我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面向世界公開宣佈成立民主牆運動的第一個自發社團“啓蒙社”，它公佈的首批成員名單共八人。這一宣佈在當時的北京引起巨大的震憾，這無疑是一次向極權主義制度的公開挑戰。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雖然憲法上明文規定有結社自由，但幾十年來只是一紙空文，誰也沒有結社，也不敢結社，任何人膽敢依法結社都必被冠以“現行反革命活動”罪名而判處重刑，投入監獄。中國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那些民主黨派都處於從屬和依附地位，形同虛設，沒有任何一個黨派可以與共產黨平起平坐並起到制衡作用。所以，1978年11月24日“啓蒙社”在北京公然宣佈結社，成立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的第一個民主社團，此舉真是石破天驚!它同二十年後中國大陸公開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一樣，是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制度的強有力的持續衝擊!大字報貼完以後，我讓大家繼續貼上幾排白紙，靈機一動，心血來潮，刹那間有一種神來之筆的感覺。我拿了一把粉牆刷灰漿的大排刷，提了一桶裝在灰漿桶裏的墨汁，爬上一道由人從附近工地上找來的小木梯，我要即興一玩大手筆。在衆目睽睽之中，在北京的豔陽天下，我別出心裁地刷出了兩條巨幅標語，喊出了當時全中國億萬人民壓抑在心底的聲音。這兩條標語，一條是“毛澤東必須三七開!”一條是“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這兩條標語觸及兩個重大而敏感的歷史課題，它提在標誌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先!記得我寫第一條大標語時，剛寫完神聖不可褻瀆的“毛澤東”三個字的時候，心裏一格蹬，名字後面是稱“主席”呢還是“同志”呢?娘的，直呼其名!直指瀛政!把稱謂鬥膽省略，直接往下寫“必須三七開”。我一邊寫墨汁一邊往下流淌著。當我寫完這幅標語時，我聽見我背後傳來低沈的闊大的海濤似的聲浪：好大的膽子!我當時最真實的感覺，是覺得我的人頭落地了，一摸，還安然裁在脖子上，猛回頭，見天安門廣場上黑沈沈的一片人山人海。我知道我觸犯了天條!犯了死罪!惹了大禍!我感覺在我身旁圍觀的人看著看著眼睛都恐怖得發綠，而我自己瞬間也頭暈目眩，自己爲自己的大膽行動嚇得膽顫心驚。我微微閉了閉眼睛，極力鎮靜住自己；待我睜開眼睛，發現好幾個外國記者的電視攝影鏡頭正對準我。我聽見他們用生硬的漢語在嘰哩咕嚕地問我什麽。身後遠處毛澤東紀念堂門口還排著長長的隊伍，人們還在那裏排隊等候瞻仰已故毛澤東的“聖容”。一下子，我又恢復了鎮定，感到重新擁有了自信和勇氣。荒唐可笑!一個國家的中心廣場成了個人的停屍房!一個人死了，爲什麽還要佔據活著的人們這麽大的生存空間、佔據這麽大的一整幢建築、佔據那麽多的自由的陽光和空氣?!一個帝王死了，和一個耗子死了，在死亡的意義上具有同等的價值!我心裏悲憤地呼喊著，後來這句話不徑而走，傳遍北京城!我接著書寫第二條大標語，廣場上又是轟的一聲，因爲這同樣出人意外，同樣類銳、大膽和令人毛骨悚然，人們被震得目瞪口呆!這可了得，一個直指“萬壽無疆”的毛澤東，一個直指“偉大勝利”的文化大革命，雙炮齊鳴!“反革命”氣焰要多囂張有多囂張!非殺不可!
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否定，震顫著整個北京，也驚動了中共最高當局，同時震動了全世界。國外媒體紛紛報道，中國要搞非毛化了。不過他們也許以爲這是官方的授意或有官方背景的支援，就象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授意聶元梓貼出第一張張大字報一樣，其實，這完全是純粹來自民間，來自一個小小老百姓的時代敏感和歷史直覺。在這種時候，這個瞬間，黃翔不這樣幹，也許也會有藍翔、黑翔跳出來。這兩個問題不僅受到舉國上下矚目，也迫使中囯共產黨不能不正視，迫使鄧小平不能不出來表態，是支援還是反對、是贊同還是鎮壓?!
毛主席要比三七開要好些!鄧小平說。
就是說，僅管他的話說得委婉，但他並沒有否定三七開，只不過是個如何開的問題，是倒三七還是正三七的問題，甚至這也是他所需要利用的。他既想由民間來說出他想說而不便直說的話，也想利用民間的輿論力量來對付他的政敵。民間的聲音所表達的在當時不僅僅是民間的聲音，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中共黨內改革派的意願，這是一次來自民間的力量與中共黨內改革的力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尋求合作的嘗試。所以鄧小平一開始對民主牆運動表示支援。
民主牆是個好東西，群衆心裏有氣，應該讓他們發。在我刷出兩條大標語後沒幾天，鄧小平在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和法國記者時說，寫大字報是憲法允許的。大字報運動會繼續下去。
而當鄧小平一上臺，屁股坐穩了，一看矛頭直指他和危及整個現行制度的時候，他又出爾反爾，毫不猶豫地抛出“四個堅持”，也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緊接著開始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資產階級人權觀，親自下令封殺和鎮壓了他曾經表示支援的民主牆。
我們的行動得到了北京人民的廣泛支援，整個北京城都在談著啓蒙社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兩幅大標語的事，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趕到天安門廣場，拍下了這一歷史場景。莫建剛跑過去同他們聊天，問他們爲什麽要拍啓蒙社的大字報，他們說，這是歷史文獻。莫建剛神色興奮而驕傲，一把攬住我們大家，象宣佈一項重大新聞似的宣佈說，朋友們，我們已經創造歷史!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嚴家祺和團中央以及中央監委的一行人來到廣場上，剛好碰上莫建剛，他當即表示支援啓蒙社的一百元，掏光身上只有幾十元，不夠，只好把由他參加編輯的畫報《人民的悼念》，以一元錢一份湊數。那時候他剛入黨還沒有轉正，沒有提升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因爲同啓蒙社接觸，被指爲支援街頭政治，延期三個月才獲轉爲中共正式黨員。
那幾天，我們走到哪里，人們跟到哪里。我們出現在什麽地方，也會有人把我們認出來。我們甚至去文具商店添置紙張筆墨，售貨員一認出我們，連錢也不收說，算我們對你們的支援。我們起程回貴陽時來到火車站，火車站的服務員一聽說我們是啓蒙社的，朝我們翹著大姆指說，好樣的，你們幹得好！破例讓我們先行進站並免費讓我們上車。列車員梁福慶就是我們第一次衝擊北京返貴陽時認識了我們，以後啓蒙社全體成員往返北京——貴陽，貴陽——北京,全由他承包了免費運送的任務。啓蒙社被鎮壓後，第六次冒險進京，就是由粱福慶一人隻身來到天安門廣場，頂風冒雪貼出了一幅巨幅橫標“民主啓蒙運動萬歲”!
啓蒙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佈成立的次日，也即1978年11月25日，北京地區的人們自動地聚集在一起討論民主問題，這次討論後來被稱爲“11 .25民主討論會”。繼啓蒙社之後，其他各民主社團由此紛紛成立。其中最早和影響最大的，有“中國人權同盟”、“探索”、“四五論壇”和純文藝刊物《今天》等。北京並出現啓蒙社北京分社。
第二次衝刺北京，我們運去了幾大麻布口袋油印民刊《啓蒙》，賣給中國人五毛錢或一塊錢一份。賣給老外五元錢或拾元錢一份，在天安門廣場很快告罄。我們的文章大受歡迎。回來的火車上，大家情緒都很高，談興都很濃，準備接著幹，持續向北京發起衝擊，把中國當代民主人權運動掀起更大的高潮並把這一運動向全國範圍展開。李家華帶去的那個“保鏢”一個人坐在一邊，鬱鬱寡歡。這個敢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人的人，莫名其妙地跟著我們幹了這麽一件“反動透頂”、“罪大惡極”的事，幹的時候不覺得，幹完以後越想越害怕。這可不是兄弟夥彼此玩玩刀子鬧著玩的，這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的反革命活動，被人逮起來是要判死罪的。他臉上出現了恐怖的神色，兩隻瞳孔突然象神經病人似的放大。列車正在運行中，他指著夜裏黑暗的車窗玻璃外面說，有一隻槍口正對準他，他哇地一聲大叫著跳起來，還沒有等列車到站停穩，他就中途跳下車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1979年元月一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公開發表《致卡特總統》一文，第一次把紅色鐵幕後的中國人權問題提到國際層面上來，從而開始了由卡特開端以後由歷屆美國總統承傳的中美人權外交。
同時發表了李家華的《論人權》和我的愛情組詩《田園交響詩》（後更名爲《我的奏鳴曲》) ，並提出在變革社會政治意識的同時，來一場靜悄悄性意識和情感革命。
之後，1979年2 月25日，我在西單牆發表了全面評價毛澤東及其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動運動的政論《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1979年3月25日，我在西單牆發表了詩《民主牆頌》，與此同時，魏京生發表《是民主還是新的獨裁？》，因直接觸怒鄧小平，而導致鄧小平對民主牆全面封殺和鎮壓。
我的《火神交響詩》和《田園交響詩》，一反歌頌黨、歌頌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的格調，表達的是我的本真的個體生命體驗，我對偶象崇拜和個人迷信的思想和精神的反叛，我對大自然美的投入與渴求和我的心靈的顫慄的奧秘，這是完全不同於以前強行向人們灌輸的頌歌、讚歌和戰歌的，在一個人們永遠齊唱或合唱“東方紅，太陽升”、“金光閃、馬達響，紅旗呼啦呼啦地飄”的時代，我感到孤獨、窒息和壓抑，我堅持獨唱。我的長期受禁而無從表達的思想，一旦自我衝破禁錮、公諸於世，引起人們普遍的驚異：在我們山呼萬歲的年代，你就在詛咒“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了嗎？你就在表達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孤寂的內心的奏鳴了嗎？《詩刊》社編輯王燕生親自到天安門廣場來找到我，邀請我們去《詩刊》社。並熱情地爲我們畫出了路線圖。我們去了一趟《詩刊》。去之前，編輯們對我的年齡、出身、文化、相貌、性格都作了種種猜測，在他們想象中，我一定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頂天立地的大漢，待大家一見面，見我是個文弱書生，竟攪起這麽一陣黑色旋風，無不感到吃驚。他們留下我的詩稿，準備破天荒地公開發表，認爲我的詩有獨特風格，可代表一種流派。《人民文學》詩歌組也擬發表我的十六首詩，並由當時的一位女編輯冼甯寫信通知了我。《人民日報》也準備發表我的作品。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在內心裏對我是抱支援態度的。但我的問題不僅是個詩的問題，而是個叛逆的問題。在臺上的華國鋒要堅持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說的，凡是毛主席語錄上有的都要照辦。我這種公然反毛的人，當局怎能容忍？他們爲此曾專門下達一個文件，指示各級有關部門，不准發表黃翔作品，擴大他的影響。
我的詩被紛紛取下來，連人一起打入十八層地獄，永遠不見天日。之後，他們選擇了比較中性的“純文化”的東西，象徵打倒所謂“四人幫”後，重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中國有了開放的政治民主和不受禁的藝術自由，轉移和蒙蔽整個社會視聽。實質上，他們執行的只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允許在所謂爲工農兵服務的前提下，各種風格和流派存在，而禁固思想表達的自由。
第三次進京，我們主要接觸的是《今天》那一群朋友。第一次碰到顧誠，他就來了個熱情的大擁抱。
世界在大風大雨中出浴，簡直是中國的惠特曼。他說。他前句是指我的《火神交響詩》的最後一首的名稱，我當然無意于做惠特曼，而希望我只是我自己。顧誠和楊煉曾約我去他們那裏談談，結果我因爲置身風暴漩渦，不由自主地脫不了身而失約。後來他來信說，我們在前門整整等了你兩個小時，象等候英雄似的。顧誠很純真、敏感，有天賦的詩歌氣質和才華，但給我的印象是文化準備不足，一封短短的信也有四五個錯別字。楊煉同我僅見過一面，那是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他遞過幾行詩給莫建剛看，莫建剛又遞給了我。他最後卻給了我一種才華畢露的感覺。坦率說，楊煉雖不免曾有故弄玄虛之嫌，但他卻是我所見到的詩的才氣和想象力最高的一個。北島是《今天》的主要代表，形象很沈木，外表很冷峻，他能很清醒地處理人與環境的關係，他的詩歌傾向個人趣味，後來日趨孤僻，很難讓人捕捉他的意緒。那時候，我們從外省來到北京，困難重重，曾得到過他的幫助。江河是我們都喜歡的一個熱情的而有才華的詩人；而芒克在性格上卻更富於詩人氣質。萬之、多多、嚴力這些朋友，我只是來到紐約後才匆匆一見。萬之告訴我，他和我是老朋友了，七九年大家一起就曾在圓明園合過影。多多遠在荷蘭，已入荷蘭藉，我們是在紐約的一次行爲藝術展覽上見到。這位敦厚的詩人比我還小，卻已滿頭白髮，一見面就說要有一顆平常心，要寬容。我給他補充了一句，還應加上虛無。
關於人權問題的認識，我首先來自我的痛苦的經歷，我所受到的階級歧視和政治迫害。我在童年時代被人誣爲“投毒犯”；我在少年時代因爲人生的夢幻與追求被送去強制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我在青年時代被扣上各種罪名，“危險分子”、“敵對分子”、“思想反動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社會渣滓”、“害群之馬”直至持不同政見企圖顛複國家政權者，而一次又一次、直接和間接、正式和非正式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和監禁。我受到過單位和街道的管制，進過收容審查站和各種看守所，被投入強制管訓的私設監獄和正規監獄，被送去勞動教養直至判刑送去勞改隊。曾有過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問我，怎麽這麽多悲慘的故事都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她的詢問使我感到悲哀和憤怒！象我這樣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維護自己的思想獨立和精神自由並且執著地堅持挑戰和反判極權主義制度者來說，在那樣的社會體制下，只能是終生受禁！終生絕路！我的遭遇不僅是我個人的寫照，也是許多與我類似的人痛苦的自白。對於許許多多被整體清除和湮滅的我的同時代人和前一代人來說，我只是以無産階專政的名義實施的肉體和精神的暴虐下的幸存者。我對人權認識的另一個來源，是我父親留下的大批藏書以及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廣泛閱讀。在“焚書坑儒”也即焚毀書藉和迫害知識份子的運動之前，我有幸接觸過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孟德斯鳩等人的書，讀到過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人權和言論自由的論述，也讀到過在中國受到封鎖和查禁的法國人權宣言和貫穿人權宣言精神的美國獨立宣言。同地下詩人啞默交往後,我們對歷屆美國總統的競選和就職演說尤其感到濃厚的興趣，因爲這完全不同於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強行說教和灌輸以及後來被稱之爲萬世聖經的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後者佈滿了專制思想禁錮的濃重陰影，前者對於我們來說具有超越階級、民族甚至國家的界線之上的一種普遍的自由精神，象陽光一樣浸透我們的血液和心靈，使我們在思想和精神上自視爲超越國界的世界公民。
爲此，我寫了一篇《致卡特總統》，撩開中國的紅色帷幕，披露中國人權狀況，發出中國人權的呼聲，我希望中國人權問題得到美國及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輿論監督和道義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僅僅是78－79年以來民主牆運動中那一批持異議者受到壓制和監禁的問題，而是從中國這一極權體制建立當初就存在的對人的思想、精神和個體血肉生命的自由的全面監控、摧殘、蹂躪和踐踏！在毛澤東所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包括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派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無不是對人權的赤裸裸的蔑視、血洗、侵犯和全面鎮壓!一句話，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人權問題，而是它的血腥體制本身的問題。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揭露，就是對中國極權主義體制這一制度本身的血淋淋的披露！因爲這個制度不允許個人及其自由的存在，它假以集體、國家和法律的名義，在光天化日下，有形和無形的公然消滅一個一個的血肉和精神的個體生命！
這篇文章於1979年元月一日貼於天安門廣場，這無異於繼我們公開結社、批判毛澤東、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又一枚重型炸彈！它很快引起中共高層和國際社會的注意，它和我的《火神交響詩》是法國和美國最早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的篇章之一。
同期貼出的大字報還有李家華的《論人權》和我的愛情組詩《田園交響詩》，後更名爲《我的奏鳴曲》。這是我們第三次向北京發起衝刺，也是我們第三次上北京張貼大字報和發行民刊《啓蒙》。
《致卡特總統》一文明目張膽地公佈在天安門廣場，在鄧小平看來，簡直是眼中釘、肉中刺；把中國人權問題的實質向國際社會披露，這在中共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曾經有一個裝成瘋子的人跑上臺階，到面對毛澤東紀念堂的大字報欄前去撕“卡特”兩個字，被圍觀大字報的群衆封住領口拉下臺階，這傢夥怕挨揍，趕忙灰溜溜跑了。鄧小平對“卡特”兩個字也特感刺激。在我們看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人與人可以平等談人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都應置於國際社會輿論的監督之下，在鄧小平看來，人權是他的“內政”，把中國人權的真象和實質在世界範圍曝光，有損民族情感與尊嚴。他把一個長期在人權和言論自由上實施暴虐的執政黨的劣迹等同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內部事務。在他看來，共産就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的代名詞，而不僅僅是一個執政黨。共產黨執政是天經地義的；它有選擇和教育人民的權利，而人民沒有選擇和批評它的所作所爲權利。鄧小平下令對“人權”問題大張旗鼓進行圍剿和討伐。1979年4月7日，以“貴州日報”出面，頭版頭條發表《批判揭發“害群之馬”》的社論。緊接著又發表了《一封大名鼎鼎的信》一文，對我呼籲美國及西方國家關注共産鐵幕背後的中國人權一事蓄意顛倒是非，進行歪曲，指責我失去人格、國格，向美帝國主義頭子乞討人權，仿佛他們對毛澤東山呼萬歲、頂禮膜拜更顯示自己的獨立人格和人性尊嚴似的。與此同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連續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權，重申“四個堅持”的一系列文章。
同年，鄧小平訪問美國，卡特曾針對我致他的信一事，很關注地問到中國人權的問題，鄧小平似乎感覺很詫異，對卡特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很優越，不存在人權問題。卡特說，我看到了中國人寫的大字報，我生活在中國人民中間。這段簡短的對話，我們僅從當年的《參考消息》上見到。由於中國大陸對傳媒的封鎖，長期以來，我們只能從報紙的字裏行間或是偶然得到的內部參考材料上捕捉外界的訊息。
我們第四次、第五次進京，已經是1979年二、三月。前後六次衝刺北京，我們的陣地開始在王府井大街，以後轉移到天安門廣場，繼而再轉移到北京西單一面灰黑色的牆頭，最後又回殺天安門廣場。同年2月25日，我在西單民主牆上發表了《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長篇政論，這是對我第二次衝刺北京時刷出的兩幅有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標語內容的全面闡釋。我們第四次進京時住在“中國人權同盟”主要成員之一的趙建新家裏，那時候啓蒙社和魏京生、路林他們的《探索》成員也住在他家。各自分別寫自己的大字報和油印民刊。趙建新的父母都是很樸實的北京人，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不但不害怕，住吃都在他們家，卻從無怨言。3月25日我在民主牆張貼了即興創作的一首歌頌民主運動的詩《民主牆頌》並由方家華代我在圍觀牆頭的群衆中作了朗誦，人們報以他熱烈的叫喊和掌聲。在這個時候先後，魏京生寫了《是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直接把矛頭對準鄧小平，《探索》社曾來徵求《啓蒙社》的意見，讓我簽名，提出以兩個社團的名義聯合發表。應該說，魏京生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也是有勇氣的，預感到鄧小平已經坐穩，早晚會對民主牆下手，所以先聲奪人。但我認爲在策略上是失策的，因爲現在鄧小平還沒有完全撕破臉，沒有必要去激怒他，我們在他利用我們的前提下，反過來也還需要繼續利用他拓展民主運動的生存空間，也可以以合法的名義延續民主牆存在的時間。如果同鄧小平矛盾激化，勢必導致民間民主力量全軍覆沒，雖然共產黨鎮壓人民民主運動是必然趨勢。另外一方面，在那一歷史時期，我認爲民主運動主要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歷史斷層的銜接,遠沒有條件演化爲一場直接的政權運動。它的首要目標是針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浩劫和蒙昧的愚民政策在全民範圍內進行的一場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啓蒙。所以我主張應該尋求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通力合作與配合，以和平、理性、漸進的方式展開一場東方文藝復興運動或新百科全書運動，在社會思想觀念發生變革、人們民主意識普遍覺醒的前提下，中國的政治改革課題才有條件爲全民接受並具備現實的可能。當時有個參加啓蒙社後來製造分裂的人，愛讀點線裝古書和新式毛選，深受毛澤東農民意識的影響，也學著象在共產黨內部鬥爭中曾一度陷於困境的毛澤東一樣，公然提出“重上井崗山”打遊擊的主張，在一個現代社會，仍然以“落草爲寇”的傳統方式去尋求民主，未免無知和滑稽。
魏京生的文章貼出來不久，魏京生就大難臨頭。啓蒙社主要成員以及全國各地民主社團骨幹紛紛被抓。1979年4月“貴州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批判揭發“害群之馬”的文章後不幾天，我就被捕了，這是我第三次入獄。與我同時被捕的還有李家華、方家華、梁福慶、楊再行。我開始是單獨監禁。李家華那個時候已從啓蒙社分裂出去，另組解凍社，提出多黨制和倡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此解凍社被鄧小平點名。他是去重慶活動時在那裏被抓的，被關在過去關押過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的渣滓洞一段時間，才被轉送回貴陽，他回來時滿頭飄肩長髮被削了，被人強行剃了個光頭，他一點也不懊喪，覺得這是他光榮標誌。
他們一邊對我實施強硬的鎮壓措施，一邊又對我兼施懷柔政策。我們被關押了一段時間後，被轉送原單位交保衛科執行監督勞動。與此同時，他們派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報刊對啓蒙社進行大量採訪。從《人民日報》來的特派記者，一名叫周修祥，爲《人民日報》國際政治部主任；另一名叫王永安，是當時曾陪同華國鋒出訪的資深記者。採訪的文章占了四個版面，準備以中英文同時向國內外發表。這篇文章的清樣，只讓我看了一部分其餘部分內容不知道是怎麽寫的？沒有讓我親自過目。而且這篇文章的標題也頗費苦心，叫《啓蒙社始末記》，給人的印象仿佛官方並沒有以刑事手段對我們施加迫害，而是我們自動解散。但即便這樣，這篇文章據說也沒有通過，只發表在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上。採訪中，特派記者曾告訴我們，啓蒙社批毛反文化大革命在海內外影響很大，全世界共發了二十二萬條電訊，說中國要搞非毛化了，這一反響幾乎使我們不敢置信。《光明日報》來的記者一名叫宋名玉，一名叫王勁松，對我們獨立思考、敢作敢爲的行動表示理解和讚賞，並主動參加了有數十人參加的“野鴨沙龍”聚會，這個地下性質的沙龍首次公開亮相。胡耀邦提出讓啓蒙社全體成員上京，由國家統一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答復中外記者提問。胡耀邦的想法只能說比較開明，但基調仍然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在實施這一想法之前，他們審慎地進行了思想試探，首先給我定了調。要我認錯，表態接受並擁護“四個堅持”，也即“四項基本原則”。高層中央領導人的意圖由貴陽市委宣傳部部長楊德政直接轉達，單位上的宣傳科長把我叫了去，要我事先寫一篇表態文章，我交上去一份《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堅持民主人權理念，不改初衷。結果不但沒有讓我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而是把我拉了進去，推下十八層地獄，從此杳無音息。
魏京生被公開判刑後，1979年10月18日，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郭丕霄採訪了我，問我對此有何感受。我淡笑著答復說，我的心跳正常。又補充道，你大概是受命來摸脈的吧，這種事情早晚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果然，繼前面三次受到監禁後，我又分別於1984、1987、1995年先後三次被投入監獄。
作者爲中國詩人，現居美國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