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5日訊】博訊網刊登了一篇言信先生的文章，《談談中國的新聞檢查制度》。文章斷言：「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對每一條新聞內容所涉及的範圍及其界定，對每一次新聞調查、採訪、以致最終發表的權限，都有一整套完備的報批、審核制度，都有一批分工明確的幹部來把關，差一環都不行。」文章還說，「小到一條新聞的發表，大到一本書的出版都是如此」。

言信先生的說法看似十分有理，好像對國內新聞監控揭露得「很深刻」，其實是不太瞭解內情的「想當然」。

中國不設新聞檢查官

中國實行的當然是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但是嚴格到言信所說的那樣程度，在新聞出版方面不具備可操作性。恰恰相反，中國的新聞檢查制度的黑暗，正是沒有「一大批分工明確的幹部來把關」。有一年，在科隆中國人權討論會上，我告訴與會的德國和來自台灣的知識份子朋友，中國的新聞和出版機構裡沒有任何標有明確身份的新聞檢查幹部（德文Zensor），令他們大吃一驚。

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沒有在各級黨部專門設立檢查官。國民黨檢查官責權分明，手起刀落，遭到魯迅先生痛罵。共產黨新聞監控不設官，許多外國朋友，乃至國內同胞都問，這是可能的嗎？事實確是如此。這也正是中國新聞界和中國知識界的悲哀。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監控，不是委任專職的檢查幹部，而是通過更加隱諱，然而相當嚴峻而有效的監控方法。誠如言信所說，每年黨中央宣傳部都有一些「公事」，即相關規定的文件下達給新聞出版單位。但是並非如他所說的那樣定期「一年一度」。四項基本原則，香花毒草，多報喜，少報憂，強調主旋律等等大規矩，沒有一位本行從業人員不知道的，何必重複。各地至少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地級市，都有省市委宣傳部。這些中央到地方的宣傳部官員，沒有一個頂著檢查官頭銜，但個個都是檢查幹部。他們一般不去印刷單位細讀清樣，決定取捨。那太辛苦他們了。他們的業務是出席會議，組織學習班，找人個別談話，研究處分的寬嚴。他們懂得黨政監控不在印刷廠，不在演播室，而是利用教育和灌輸來馴化新聞出版工作人員，而最終是以整肅、處罰來震懾從業人員的。如果編輯和記者報導、出版上出了偏差，往往要當事人檢討，主管負責人受處分。並在行業範圍內部通報周知，（不得外傳，不准記錄）。實際上是用個案宣示政策界限，編輯記者都是知識份子，立刻就能心知肚明，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只有為修補對外宣傳效應，或對付少數民族的怨怒，才公開刊登對當事人的處罰。如果是嚴重的出軌情況，例如五七年反右和八九年六四，則逮捕判刑都有可能，一般編審、副編審記者、編輯等人員，如果被懷疑歷史和社會關係上有問題的，例如胡風集團、著名右派案件等牽連者，近年來有思想自由化傾向的，一般採取調離、下放的處理，調往教育衛生等單位，或至少到本單位資料室、校對科，即非直接面對媒體的崗位。工資、職稱、住房、出國機會，都在領導的手心裏攥著，劉賓雁、何清蓮和南方都市報的案例都橫亙在同行們的面前。每一個滿懷理想的大學畢業生跨進編輯部的大門之後，理想和良心都會跟這些現實而隱形的衛道障礙作一番較量。

新聞監控的奧秘

中國新聞監控的奧秘在於，這裡沒有新聞出版檢查官，但是每一個新聞出版工作者的頭腦裡都被設置了一個檢查官。這個無形檢察官是用長期的「黨化新聞喉舌論」教育馴化出來的，並且用政治運動的處罰來加以威懾和物質待遇的賞罰加以警示來維持的。

一般的大政方針，根本無須各級宣傳部官員操心。從延安時代的成例，到反右文革的傳統，決不會出現問題。關於惡性事故，重大傷亡情況，不准如實報導，規定都有基本成例。倒是在許多具體的宣傳個案上，會出現爭議。新聞事件千差萬別，常有突發事件。事無鉅細都要報請宣傳部核准，根本無法操作，言信先生所說「每一次新聞採訪都要事先報批審核」，是不符合實際的。編輯和記者在發生緊急事件的時候，立刻採訪攝影錄音，再呈報編輯部，先斬後奏，仍是受到鼓勵的。即使是不宜公開刊登的事件，內參也可能需要。新聞封鎖是針對人民的，黨政高層並不糊塗，決不希望閉目塞聽。只有特別突出的個案，比如對處分個別知名人物，限制查禁某些書刊，會從中宣部下達明確的文件，或者電話通知。一般日常的掌握都不在宣傳部黨官手中，而在各編輯部。外勤記者和普通編輯會搜尋和獲得新聞和來稿，關鍵由編輯部主任來決定取捨，出版社領導拍板。編輯和主任都知道，政策的界限在甚麼地方，黑白分明的東西，一般不會閃失。

擦邊球是中國新聞出版業的秘訣

一份報刊，一本書，能否暢銷，能否引起關注，又不會徹底翻船，往往是編輯部敢不敢擦邊球、擦到甚麼程度的問題。如果各級宣傳部事無鉅細樣樣都來「把關」，那就不會有擦邊球的效應了。這也是為甚麼會出現象《往事並不如煙》和《中國農民調查》這樣的好書，出版以後又復遭查禁的事例。如果每份書稿都經高官清查，這樣的好書永遠不會露面。而且黨官們，除了少數學養較深的例外，一般都不愛讀書，大運動量地全面讀書讀報，太傷眼神，更勞心神，實在太勉為其難。唯一的例外，是影視作品。形象生動，聲情並茂。宣傳官員排排坐，慢慢看，輕鬆舒適，所以特別是電影作品，常會出現《太陽和人》《藍風箏》《活著》這類作品，未及公映，已遭槍斃的厄運。

邊球市場化傾向

擦邊球有風險，出錯可能翻船。可是擦邊球又層出不窮，原因在哪裏？改革開放以前，擦邊球比較單純，主要是作者、記者和編輯的理想主義和職業道德驅動衝出重圍而越界。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書刊暢銷開始與利潤效益掛鉤，擦邊球的動機就可能不僅純粹是衝擊意識形態禁區，而是一種巧取商業利潤的手段。情況複雜起來，既有所謂美女作家之類的垃圾文學等等商業炒作，也有秉筆直書，突破重圍的新聞和書籍。突破、查禁，與黨政宣傳當局結怨的已經不單純是理念之爭。北大焦國標教授敢於到海外發表《討伐中宣部》的檄文，估計也是中宣部已經樹敵太多，難犯眾怒。而且該文中甚至指責這些中宣部官僚也在拿好處。那麼就是出現了「上下交爭利」的腐敗競爭背景。黨中央就不便出面干預，否則等於用中央的名義把怨憤拉扯到自己的頭上來了。焦國標先生至今沒有受到嚴重懲罰，原因不會單一，大約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