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

一、經濟改革的成功來自于經濟自由的擴展
二、中國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源於政治改革的遲滯
三、政治改革在中國是如何進入“休眠”狀態的？
四、中國的難題：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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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改革在中國是如何進入“休眠”狀態的？

1978年以來，政治改革一直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實際上，中國20多年的改革歷程，從起點看，政治改革曾經是先於經濟改革和引發經濟改革的，可惜這個邏輯順序已經被有意識地遺忘了。首先有了對“文革”體制的批判、有了對毛澤東和“文革”的重新評價、有了對“冤假錯案”的逐步平反、有了“真理標準”大討論、有了對左傾勢力的組織清理，才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高層政治以及中央與地方權力運作的規則發生了在當時看來是非常大的改變。華國鋒體制是後毛體制的延續，而鄧、胡體制則對華國鋒體制實施了相當程度的改革，其後才有了經濟改革的正式啓動。指出這一點，是爲了再次批駁那種必須先經濟改革然後才能慢慢政治改革的觀點，也否定那種蘇聯東歐先政改後經改所以“失敗”、而中國只經改不政改反而“成功”的幼稚論調。如果沒有鄧小平、胡耀邦對毛、華體制加以政治改造在先，斷不會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經濟改革在後。1976至1979年的政治變局，不也是一次有點激進意味的政治改革嗎？但是這種政治改革在引導出經濟改革後就從此止步不前了。

此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政治改革一直處於一個理論和實踐的灰色地帶：誰也不明確地反對政治改革，但改哪里、如何改、何時改、改到什麽地步、改向什麽目標，則從未明確過。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大致的標準，就是所謂的“貓論”：生産上去了，産品豐富了，收入多了，利潤大了，即使有意無意地闖了舊體制和意識形態的禁區，也是好的，至多也無大過。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卻至今也沒有一個類似“貓論”那樣的可操作的判別標準，所以情形也就大不相同，凡是熱心政治改革的人總遭人疑忌，凡是主張政治改革的領導人總不免以“犯錯誤”而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鄧小平在1986年9月會見日本政治家竹入義勝時回憶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但他又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現在還在討論。”鄧的話表明，一方面，政治制度必須改，這是改革之初早就確定了的；但另一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標、改革的內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始終模糊不清。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爲政治改革劃定了邊界約束條件。他不是告訴別人哪些地方能改，而是警告人們哪些地方絕對不能改。

80年代是中共斟酌醞釀、反復權衡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期，黨內外都對政治改革的開展抱有強烈的期望。1980年底，鄧小平提出“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主要內容是克服官僚主義、反對家長制，實行權力分散和集體領導，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黨內民主，並且提出了黨政分開、黨不代政的改革思維。1982年，胡耀邦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一被他稱爲“極其重要的原則”。同年通過的新憲法中設立了國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這甚至暗示了軍隊國家化的制度改革方向。到了80年代中期，“領導制度改革”的提法演變爲“政治體制改革”，“對話”、“透明度”、“公開性”這些詞語也漸漸被搬上了臺面。然而，1989年的政治風波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原來擬議中的許多政改設想都進入了“休眠”狀態。

上世紀初的清末新政原本是要建立君主立憲體制，但結果卻是從所謂“改官制”入手以拖延立憲，最後招來革命而終。歷史驚人的相似，20世紀後期開始的政治改革，真正大刀闊斧有動作的，也還是圍繞官制的所謂“機構改革”，各級黨、政府、軍隊、國家機關都搞了若干次有聲有色的機構調整，增減一些官銜，更換一批名稱，合併一批機構，至少每屆政府都慣性地進行一次以減員增效爲目標的“國務院機構改革”，雷大雨小，最終還是以機構擴張、人員膨脹而結束。除此之外，20多年來真實的政治改革成果實在寥寥，連“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差額選舉這樣簡單的事情也還沒有真正做到。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