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1日訊】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先後實行了三次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第一次發生在鄧小平南巡以後的一九九三年；第二次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机前的一九九六年；這一次則始於今年年初。每一次宏觀調控所針對的問題基本相似：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建設規模過大，由此引發的貨幣信貸增長過猛、基本能源和生產資料的供應緊張和价格上漲過快、濫占耕地等問題。

這次宏觀調控与以往相比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很短的時間里，中央政府和官方新聞媒体便宣稱宏觀調控取得了成功；而過去兩次的宏觀調控只是在一年多以後才開始見效的。事實上，這次宏觀調控的許多力度較大的行政措施是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初才開始實施的，例如控制信貸規模、清理整頓開發區和土地市場、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但是在七月份召開的為今年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宏觀調控已經不是什么重點了。人民日報在發表胡錦濤在最近一次的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時，副標題中對宏觀調控的提法已經把著重點放在“改善“二字上了。這兩個重要會議向人們傳達的信息似乎是宏觀調控已經基本成功了。

任何人都知道經濟政策的實施和收到成效之間有一個時間差。中國是一個大國，這個時間差通常會要更長一些。即使中國采用行政手段來推行經濟政策，整個宏觀經濟對政策的反應也不會在短短四、五個月內就能奏效。實施上，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高於去年；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相比，經濟增長也只是下降了零點二個百分點而已。因此，對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口徑的變化的解讀便十分耐人尋味。

對這個現象的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此次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遭到了來自社會各屆的強烈反彈；這种來自社會的反彈与中央政府決策層的复雜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得那些提出了贊成宏觀調控政策的人不得不作出讓步。不管這個讓步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不論對中國的經濟走向還是政治生態，它都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宏觀調控遭受到社會各屆的反彈是理所當然的。通過二十多年的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不同類型的企業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中國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調控，無論在合法性上還是在有效性上都与今天有天壤之別。因為那時的中央政府對生產資料和經濟生活的控制程度比今天要強得多，而且對遭受調控所帶來的損失的補償能力也比今天要強得多。不僅如此，由於市場化程度的變化，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市場中都已經有了很強的獨立於中央政府的利益，如果宏觀調控損害到這些利益，而且中央政府又缺乏能力對這种損失進行補償，它們當然會作出反彈。

以此次調控對土地的政策變化為例，這決不僅僅是一個單純如何使用土地的問題。多年來，地方政府大量圈地的一個直接動因就是希望用成規模的土地套取現金。而直接導致這個現象的原因，又与亞洲金融危机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收回了相當一部分的財政大權有關。在地方看來，在那一輪財政制度改革後，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配不盡合理。在中央層面資金滯存的同時，地方經濟卻入不敷出。於是，地方政府便利用出賣土地來獲取所需資金。當然，土地轉賣也是各級地方官員攫取私利也是一個重要來源。此次中央調控，不僅斷了地方政府的一條收入來源，也斷了地方官員的一條財路，怎能不遭至反彈？

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這种地方和中央之間、個人与國家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博弈，對中央的政治生態自然也會產生影響。尤其是新的領導人剛剛走向前台，在制定政策和行使權力的過程中未見得能隨心應手，這樣的格局不僅會對政策的執行效果產生副面影響，從而使人對它們的執政理念和能力產生怀疑，而且也會使得整個權力格局發生其他料想不到的變化。我想，對於這批剛剛上台不久的領導人來說，這种動態的政治博弈恐怕是一個比單純的宏觀經濟調控更為棘手的問題。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