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四、為甚麼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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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本文不再著重分析以前筆者在論著中反復分析的一些問題，比如腐敗、貧富差距、基層政權黑社會化以及大量資本外逃等等，因爲有這些問題的社會往往也能長期生存。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4個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爲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這個底座堅實與否，從長期來看，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這是社會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親和力，相對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倫理是軟性的，但也更具有張力，在日常生活中對社會成員的行爲起規範作用；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衡量的具體指標是以就業爲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這是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除了第四點與制度有關，可以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者是長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一）生存基座──生態環境的破壞

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主要取決於人口數量、消費增長和技術能力（指消耗單位資源所産生的環境損失）的相互作用。中國的人口數量爲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費增長也相當快，而利用資源的技術能力卻相當低下。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如大躍進時期的亂砍亂伐，“要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來尤甚。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不止一次談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資源、能源的高消耗上，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態惡化，環境污染觸目驚心[10]。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占整個國土面積的38％，對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爲發達國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爲産品。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一半因掠奪性開採已經陷入停産、半停産狀態。聯合國公佈的不適宜人類居住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11]。

環境生態破壞對中國社會的惡劣影響，現在可能已經基本達成社會共識，至少在知識圈內與受過教育的人群當中是如此，這比前幾年還有學者大力介紹西方“先污染後治理”的“先進經驗”時有進步。值得一提的是腐敗加劇了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與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可以說，目前許多中國官員決策的出發點已經不是國家與人民的長遠利益，而是算計自己在每一項決策當中所獲得的個人收益。在這種算計下，中國的生態資源不可避免地處於被極度掠奪的狀態當中，生態環境迅速惡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末以生態系統爲賭注的超級豪賭──“三峽工程”。

近20年來，中國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産生賄賂的機器。三峽工程這個將來在歷史上要備受指責的工程，其出臺與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飯的利益集團長年累月的遊說活動有關[12]。三峽工程的興建也爲大量貪官污吏提供了尋租機會，如搬遷中用於安置移民的土地，許多根本沒有真正用於移民搬遷及小城鎮建設，而是被一些部門、地方政府搭移民搬遷的“快車”，違法占地炒賣，謀取私利。如四川省忠縣石寶鎮政府將徵用的土地以高價轉讓給建設單位和個人，1997年收轉讓費每畝達9萬元以上，2000年每畝高達20萬元以上，從中獲得鉅額利潤。而喪失土地、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卻得不到依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13]。中國當局表示，已經有97名參與長江三峽工程的政府官員因從工程中謀取私人利益被判貪污罪，其中一名官員被判死刑。審計官員則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峽工程而被迫遷居者的款項中，有5,200萬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蹤了。四川省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4位農民何克昌、溫定春、姜青山、冉從新因向政府部門反映地方官員大肆貪污移民款的問題而被逮捕，被控以“聚衆擾亂社會序罪”和“泄露國家機密罪”，並在獄中受到殘酷折磨[14]。因三峽工程造成的嚴重污染雖然在中國國內是絕對禁止討論的話題，但已經廣爲國際社會所知，如對氣候、水文條件等的影響[15]，還有各種地質災害接連不斷地發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16]。如果說三峽工程對環境的改變是間接緩慢的，其長期後果目前還難以評估，那麽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則時見報端。

列舉中國環境污染的結果，還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假如按照綠色GDP計算中國爲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可以說中國這23年的發展是負值。這一評估其實也爲官方研究機構的測算所證實：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17]。按照常識，官方的這一估計只會低估，實際情況遠比官方承認的更嚴重。根據這一官方估計，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增長率大約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所抵消，中國的經濟“繁榮”其實屬於以生態環境惡化爲代價的破壞型增長。1949年以前中國發生動亂後重建社會時，尚有完好的生態系統做爲重建社會的依託。而經過近幾十年的掠奪式“發展”之後，中國的生態系統已經相當脆弱，無法支撐起十幾億人的生存與發展。

（二）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壞

從道德倫理方面來看，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空前的“禮崩樂壞”的狀態。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要言之，中國政治精英在這20多年當中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無賴，最後走向黑社會化的一個過程。且不談社會良知以及其他較高層次的道德觀念，連處於較低層次的一些道德倫理準則，如維持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信用（信任）都不復存在。這裏只分析與中國政府賴以立党立國的經濟建設息息相關的經濟信用問題。

中國的信用嚴重失常關係到政府、行業協會、信用仲介機構與信用消費者等4個層次。政府在這方面起了相當惡劣的示範作用，因爲它本身就是一個虛假資訊的製造者與提供者，統計資料造假與“爲維護黨與政府形像”而製造假新聞均舉世聞名。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共產黨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躍進”期間，那時的産量造假達到非常荒唐的程度。這在鄧小平時代前期（20世紀80年代）有所收斂，但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僅憑幾個經濟發展指標就決定幹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勵大量政府官員造假，虛誇之風重熾，於是中國政府又回到了習慣性的資料造假這一軌道上來。“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官出數位，數位出官”，就是中國公衆對這種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佈了一些懲處資料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監察部、國務院法制局聯合開展了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共查出統計違法行爲6萬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僞造、篡改統計資料的占56.7％。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葉長林特別指出，這6萬多起是情節比較輕的，故稱“統計違法行爲”，此外全國還立案查處了1.5萬起情節比較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2001年全國統計系統又查處統計違法行爲6.2萬多起[18]。

這種造假之風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已經成爲官員人格的一部分。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具有兩面人格的人物，他們最擅長的“爲官之道”就是能輕鬆自如地隨時轉換兩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員們習慣用官腔官調講各種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成克傑、陳希同之類有關“廉政”的說教曾被編成語錄集錦發行，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們將按照自己的公開說法施政與生活；實際生活中，這些官員貪污受賄、嫖妓養“二奶”，魚肉百姓，胡作非爲。官場的迅速腐化墮落必然引致整個社會的墮落，中國成了一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許多地方的基層政權行爲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

由行政法規限定角色的行業協會從誕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與民間組織代表這樣的雙重身份，隨時輕鬆自如地轉換角色，在不同的場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是其生存條件：在政府面前，他們代表企業；而在企業面前，他們又儼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信用仲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既缺乏信用觀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壓力，違規做假賬已經成爲公開的秘密。一些客戶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迫使會計師事務所造假，如果會計師不協助客戶造假，就有可能失去業務。近幾年發生的股市欺詐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見會計師爲虎作倀，協同企業造假。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佈的資訊，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注：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19]。

在一個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空間緊張，善惡是非更被嚴重顛倒，維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僅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獲得與維持也充滿了爾虞我詐。缺乏誠信的社會已經沒有健康發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業壓力

中國的就業問題現在已經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時期，實際失業率遠遠高於政府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3％[20]，據筆者的分析計算，2000年中國的城鄉總失業率至少爲20.2％[21]，失業的3大社會群體爲原城市國有企業工人、農民與大學畢業生，幾乎囊括了中國幾個最大的社會群體。在今後的20至30年內，就業市場過度競爭將會成爲一種中國人不得不忍受的社會常態。

近幾年開始出現的“知識型勞動力過剩”足以反映當前中國就業之艱難。從2001年到現在的幾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每況愈下：2001年，畢業生115萬人，本科生就業率爲80％，專科生爲40％[22]；2002年畢業生145萬人，就業率降爲53％[23]；2003年共畢業212萬人，未能就業者達106萬人，就業率僅爲50％（據說這還是高報的）[24]；2004年畢業生達280萬人，就業狀況非常艱難。由於2003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過低，中國政府今年禁止國內媒體再發佈有關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全國性資料，只是由教育部和勞動部宣佈：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70％[25]。按照中國的官場政治文化，既然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成了有既定目標的“政治任務”，那麽各有關部門和各地政府就一定會“全力完成”，否則烏紗帽難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國官方媒體披露的大學畢業生一次就業率一定會“達到或接近”70％這一目標。至於其真實數位則成了“國家機密”，不對國人公開，當然更不讓國外知道。

但許多資訊表明今年就業形勢比去年更艱難。據報導，已經有大學生出於百般無奈在職業招聘會上舉起了“無薪就業”的招牌，表示願意義務爲企業工作、不領分文，以換取未來可能的聘用，但此舉並未讓他們贏得工作機會[26]。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都市里，與到處可見的民工這類“農村剩餘勞動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碩士賤如狗，博士滿街走”。這迫使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社會將這種現象戲稱爲“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國有79.9萬人報考碩士研究生。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結果是導致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的壓力終於以非常荒誕的結果顯現出來了：2003年廣州《新快報》曾報導一則消息，大學生們竟然接到這樣的招聘試題：“當工作需要你出賣肉體時，你會怎麽辦？”這則報導的作者憤概地評述：“不知道這家公司究竟是出於什麽目的出這道試題，不過清楚的是，這家單位大概經常需要員工出賣自己的肉體或者靈魂，或者，在商業社會中，出賣肉體是經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動物，都有動物的需要，然後以動物的方式來交易。”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學生們對這道試題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這種不肯定的曖昧回答[27]。部分地區女大學生應聘時遇到嚴重的性騷擾，招聘方更是直接了當地表明，需要她們做的不僅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間陪伴[28]。這類例子並非個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職場上的地位竟然只體現爲能在各種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會生存質量的墮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當然是指責這些“新生代”大學生們缺乏人格尊嚴。但是這早已經不是道德範疇的問題，而是人力市場過度競爭的結果。中國的大學生們經過至少16年的寒窗苦讀，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等待他們的卻還是無業可就的命運，面臨的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過度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到了讓人崩潰的程度。2002年12月，復旦大學一位博士生心臟病猝發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貧困，過度競爭引起的焦慮，就業壓力。”一些女大學生因爲求職艱難，已經“自覺”地利用色相爲自己在求職中“加分”。而這些“社會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職業以後，等待他們的也將是壓力過大的工作環境，人稱“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爲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人們普遍願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願意錯過任何一次老闆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他們對自己的感覺竟是“站在財富與時尚的風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降落傘，不知道怎麽平安著陸”[29]。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報告，中國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就有23人自殺，自殺已成爲15歲到34歲年齡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殺者竟是萬千中國大學生們渴慕的“成功白領”[30]。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出現，迫使中國人面對“就業的嚴冬”這一殘酷現實。這與80年代開始日趨龐大的過剩農村勞動力以及90年代陸續出現的城市下崗失業大軍不一樣，這兩個群體被認爲是素質偏低、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而被現代化列車甩落的群體。而目前在中國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會背景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動過剩，卻反映出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社會危機：人口與資源的關係高度緊張，持續多年的表面經濟“繁榮”並不能緩解這一根本矛盾，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無法獲得進入職場的入場券。

這樣的場景曾經在20世紀30到40年代的中國出現過。那時中國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後，受過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是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缺乏吸納人才的現代部門，“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學畢業生被迫給官僚軍官做妾，大量沒有出路的青年則選擇了革命、投奔延安。當然，革命勝利以後當年投奔革命的人不會把自己參加革命的原因歸結爲生活出路無著，只會說自己向往進步。如今，中國實行了25年的改革開放，這種“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卻再次出現，它表明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遠未達到能夠正常吸納知識型勞力的狀態。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有必要重新估計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和現代産業部門就業容納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學者在論文中介紹了一個新的發現──中國的製造業自90年代以來進入了相對萎縮階段，大批原有的製造業被來料加工型企業替代；與現代化發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國這個擁有數億剩餘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通過工業化來擴大非農就業機會的國家，卻正經歷著“去工業化”這樣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階段[31]。這一發現爲目前的就業難、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難提供了解釋：正規製造業的萎縮意味著技術工人、企業管理、工程師職位大批消失了，這就是爲什麽現在中國一流工科大學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可以發揮其才能的工程師職位，而只能充當秘書、推銷員；與此同時，以來料加工爲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資、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長期雇傭的農民工，因此，中國就業勞動力的總數雖然沒有明顯下降，但對知識型勞動力的需求卻在相對萎縮。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不僅僅只是勞動力市場結構調整問題，它還意味著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社會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發生梗阻，這將引起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預見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門短暫的盲目擴張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高等院校的調整收縮。中國政府今年規定，就業率過低的學校必須減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調整的信號[32]。當許多家庭節衣縮食、負債累累供養出來的大學生、碩士、博士都難以就業時，人們將不得不減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而無力爲子女投資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難以就業。另一個必然結果則是，幾百萬長期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在中國人的忍耐底線上勉強“活著”，當他們和衆多國民感到連“活著”都困難時，大量受過教育卻沒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將可能重復上個世紀小知識份子們走過的“革命之路”，統治集團“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必然會受到持續不斷的挑戰。

（四）農村的凋敝、農民遊民化與農民工的悲慘生存處境

不少中國人與中國政府一樣，很以北京、上海看起來比紐約更現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話很能說明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要想瞭解美國的富裕，應該去看美國的鄉村；要想瞭解中國的貧窮，也應該去中國的鄉村。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成就無一不是以農業的現代化與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爲主要標誌。但中國歷經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不僅未縮小城鄉差距，反而從總體上擴大了城鄉差距。本文不討論農民的權利以及農村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些問題，僅僅只討論生存底線問題，即農民的生存狀態，亦即中國政府一向矜誇的人權指標“生存權”。

1. 農村經濟的凋敝

中國的土地承載不了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即以官方承認的數位論，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2％，而中國的耕地卻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預計下世紀中葉人均耕地會降到1.2畝，達到嚴重超負荷承載的極限（由於目前農用耕地迅速減少，人均耕地減少趨勢會加速）。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存在著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農村耕地總量減少、人均耕地面積下降的同時，農戶總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1978年，中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爲1.54畝，戶均耕地面積8.59畝；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積降爲1.43畝[33]，戶均耕地面積銳減爲5.44畝，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農民總數已逾6,000萬人[34]。戶均耕地面積驚人的下降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不斷縮小，經營農業的家庭收入相對減少，農村剩餘勞動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僅很低，而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與城市的差距不斷拉大：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這一比例已擴大爲1：3.24[35]。2003年北京召開全國人代會期間，中國政府也正式承認農民收入還在下降。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中國自耕農尚能保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目前中國的小農經濟連自給自足都做不到了，許多農民必須要靠非農業收入才能交納各種多如牛毛的稅費。

2. 失地農民增多，農民遊民化

發展鄉鎮企業、讓農民“離土不離鄉”，曾經被譽爲中國式發展道路的一個特點。其實，鄉鎮企業的發展早就陷入“瓶頸”狀態。1996年以後鄉鎮企業的發展迅速減緩，1997、1998年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數還未恢復到1996年的水平[36]。與此同時，自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出現了所謂的第三輪“新圈地運動”，這輪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農民的用地爲目標。在這一輪“圈地運動”中，地方政府官員已經赤裸裸地將公共權力用作私人瓜分資源的資本，與從事房地産開發的經濟精英及農村基層幹部合作，利用黑社會組織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遷者與耕地被佔用者就範，失地農民因此劇增。據測算，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蒙受了2萬多億元的損失，而這些資金本來完全可以用來爲農村居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37]。目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達到2億多，但由於城市裏失業率普遍居高不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通道也逐漸梗塞。從1996年開始，許多城市開始從嚴控制農村勞動力的流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要消化天文數字般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至少2億人）已經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現在中國農村女性爲了生存而被迫賣淫的事例已經相當普遍。《南方周末》曾登載過一篇“被雞頭改變的村莊”，講述了湖南省漵浦縣低莊鎮25個村莊逾千名農村女童和女青年賣淫脫貧的悲慘故事[38]。在廣西柳州的農村已經形成了以農村婦女爲主體的賣淫“集市”[39]。社會強迫農村女性犧牲的不僅僅是她們的肉體，還有伴隨她們一起墮落的中國人的生活質量。

3.農民工悲慘的生存狀態

既然依靠土地無法生存（稅負甚至超過了農田的收益），農民只能象洪水般四處漫溢，但許多農民工即使在城市裏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狀態也往往非常悲慘。他們多在私營企業及“三資”（港、台、南韓投資）企業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這些企業具有勞動強度大、超時工作多、工資低、勞動保護設施差等特點，勞動爭議及勞動事故多發。一般來說，農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幾種侵犯：

（1）勞動強度過大，勞動時間過長。廣東的三資企業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時工作，有時甚至發生工人過勞死現象。筆者1998年12月就曾參與處理過一起民工過勞死事件，年僅25歲的江西農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制衣廠打工，被老闆強迫連續工作48小時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營企業強迫工人超時工作，有的農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間竟達14小時以上[40]。中國政府規定的每周勞動小時是40小時，但據一項專門針對非公有企業（含三資企業與私營企業）女工的調查，每周工作44至48小時的女工占41.1％，一周工作在49至56小時占22.9％，每周工作57小時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長者竟達84小時[41]。

（2）各類工傷事故頻繁。以“三資”企業集中、現代文明程度較高的深圳爲例，該市每天平均發生工傷事故30至50起，這還只是參加了工傷保險的企業之員工所發生的事故，未參加工傷保險的以及“私下了結”的還未計算在內[42]。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來農民工就傷殘11,415人，工傷死亡80餘人[43]。深圳是中國對外展示現代化成就的“櫥窗”，該地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農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類礦山，死亡等工傷事故經常發生。1990年全國礦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礦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縣在外做工的農民在3次煤礦事故中就死亡98人。據該縣政府統計，自1994年以來，當地每年外出打工的農民高達2萬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達80人以上，重傷致殘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營企業僅1998年一年就發生各類火災1,032起，死32人，燒傷96人[47]。2001年廣西的南丹煤礦事故發生後人們才知道，每年該礦公佈的死亡人數遠少於真實死亡數位：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報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報了94人[48]。

這類瞞報工傷事故中死亡人數的事在中國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萬載縣一個爆竹廠發生大爆炸，此事發生後18天，中國國家安全生産管理局舉行了有關生産安全的新聞發佈會。會上一些記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輿論監督並毆打新聞記者一事提問，該局主持會議的一位副局長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産事故的報導，原則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應該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事故的現場報導、傷亡人數、處理情況應該遵循統一調度[49]。”據新華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國家安全生産管理局的統計數位透露：2002年一共發生各類事故107萬起，接近14萬人死亡，其中工礦企業發生的事故多達14,000起，大約15,000人死亡；發生了26萬起火災，死亡2,400人。這就是在政府“統一調度”下公佈的工傷統計數位：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災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虛假性顯而易見。

（3）工作環境不安全，職業病高發。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一些港臺資企業的工作環境差，沒有勞動保護設施，急性職業中毒事件時有發生。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有53萬塵肺病人，其中12萬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約6,000人[50]。據2000年衛生部發佈的統計報告，當年各類職業病共發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塵肺病占77.7％，慢性職業中毒占10.2％，急性職業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據披露，制鞋業是福建省的主要行業，制鞋業普遍使用含苯的塗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該省已有200多人死於苯中毒[52]。

（4）拖欠、克扣工資現象嚴重。這在私營、港資、台資企業中時有發生，1998年中國各級勞動仲裁委員會受理的勞動報酬爭議案高達31,396件[53]。另一項調查表明，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因勞動報酬而引起的勞資衝突占各種衝突的75.8％[54]。老闆拖欠工人工資然後潛逃的事情也經常見諸報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義烏市蘇溪鎮徐豐餅乾廠工人徐冬根向廠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資，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爾濱《新晚報》記者金焱與她的同事一起爲3,000多名打工者討回欠薪400多萬元，被傳爲一時美談[57]。

（5）人身虐待時有發生。例如，1998年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展翊廠（台資廠）接連發生40多位元農民工發生斷指工傷事故，該廠工人經常被工頭毆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匯區四川籍女工劉文英因要辭工，惹怒老闆夫婦而被砍斷兩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經常對員工脫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師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這段時期竟被強制脫衣搜身39次[60]；鄭州市溝趙鄉玉林磚廠老闆對待工人象對待牲口一樣，工人每天被迫從清晨4點工作到晚上8點共16小時，吃的是發餿變質的黴米飯，人均居住空間不足1平方米，動輒就得挨監工與打手的毆打，有的工人被打斷胳膊，得不到醫治而殘廢，工人連辭工的自由都沒有，每天被嚴加看守[61]。

上述企業的老闆之所以有恃無恐，是因爲得到了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援與保護。不少調查材料指出，事故頻發的小煤窯之所以能大量存在，與地方政府將其視爲小金庫有關。例如，湖南省永新縣郊鄉的鄉幹部每天輪流到該鄉的小煤礦“值班”，其實就是收“規費”（每天1,200元）[62]。還有的小煤礦就是國營大礦的負責人開辦，再承包或賣給其他小礦主，用以謀利。這些人構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每當小煤礦發生事故後，當地政府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總是隱瞞包庇[63]。

中國近20年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是出口貿易，而中國産品之所以能夠在國際市場低價競爭，就是因爲私營和港臺資企業能將工人的工資福利壓到最低水平，並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加到最大。這種做法雖然違反中國的相關法律卻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這正是農民工悲慘狀態的根源。面對這樣的事實，恐怕誰也無法否認，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比當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描述的還要悲慘。但最不幸的還不是這些能夠找到工作的農民工，而是那些成爲遊民的進城農民，中國的官方用語稱他們爲“三無人員”（無正式職業、無固定住所、無合法證件）。近年來中國各地政府針對進城農民實行不人道的強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廣州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受虐致死，這一制度受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而被暫時廢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遊民在中國城市的生存條件獲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會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對待的農民，其心中蘊積的反社會情緒一旦爆發，必然會造成對社會極大的傷害。不可能設想幾億城市人口能夠在凋敝的農村和貧困的9億多農民的包圍下，長期安享現代化的成果。權貴資本主義與仇恨富人的民粹主義，從來就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病的一對“雙胞胎姐妹”。

持“中國經濟繁榮”論的研究者們大多都將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從研究物件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將少數幾個“現代化櫥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會城市爲例來支援“繁榮論”，似乎那幾個櫥窗城市和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就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然而，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生活在那幾個都市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對占總人口70％的農民與大多數經濟欠發達的小城鎮的居民來說，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人的生活只是他們遙不可及的一個夢。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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