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小凱去世，有三位朋友來信說，你應該為他寫一點什么……

我長大后，真正与小凱只見過一面，但兩家或親友的關系，算來也有40多年。

我父親与小凱的父親，都曾是黃克誠任湖南省委書記時的下級。我父親算“紅區党”，他父親算“白區党”。

他的少年時代和我的幼年時代，曾在同一個大院里渡過。1959年“廬山會議”后，小凱的父親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為首的右傾机會主義反党集團”。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后，他們都獲得了“甄別平反”。對此，小凱的父親楊第甫曾留下一首《聲聲慢．七千人大會》：

時時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線，最難分析。

三番兩次遇著，不識它、轉移規律。

事過也，再回頭，卻是明明白白。

天下興亡有責。

應記取，芻蕘之言堪則。

眾志成城，總要定謀決策。

鞠躬盡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這大概是我們可以追溯到的，“家傳”對小凱“懮國懮民”情怀、“英雄主義”气質的最早影響。但是，小凱說他少年時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給人帶來的屈辱，大概從那時候就開始了。

那時的小凱，小學和中學都和我哥哥同學。但我對這位長我七歲的大男孩毫無印象。不過，他的大名卻如雷貫耳。所聞大約是“成績好”、“聰明”一類。當時的長沙市一中，是個省委和軍區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一中出政治家；附中出教授和文學藝術家。可見當時長沙市一中的政治氛圍，學生對國事的興趣，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色彩是非常濃厚的。而這种特色，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本身就是一种特權的產物。

文革前，我們家已离開湖南。再次听到小凱的消息也是在家中的飯桌上。當時，我哥哥還拿出一張傳單，來自湖南。我感覺有點遙遠。而且印象中長沙沒有真正的“產業工人”，他們似乎在孤軍奮斗……

—— 既然共產党里已經辨別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著“產業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選擇。我——一個小學四年級學生——不知何時獲得了這樣的信念。即使他們被稱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動搖過這樣的信念。最近，看小凱對那段時間的回憶，他仍以信用的語調使用了這個“概念”，說明馬義的原教旨形態仍活在他的意識中。在馬義的“政党學說”中，領袖、政党、階級、群眾的關系，既是一种“金字塔結构”，也是一种“共生關系”。失掉了“尖端”還有“平台”，失掉了“平台”還有“基座”，失掉了“基座”還有“根”。我們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根，但這個根在一定條件下仍能生長回去。

對于小凱的這段經歷應當如何評价，現在看來，尤其在海外，已經不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在他父親那里，小凱并沒有今人看得那么“成熟”。小凱父親說：

小凱，原名曦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十八歲……和當時許多“紅衛兵”一樣，他也是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并不因父母已被打成“走資派”而有所猶疑。他自幼好學深思，在校是高才生，共青團干部。隨著運動發展，他開始思索國家的命運前途。以他幼稚的心靈，在當時條件下，當然無法正确認識這個問題，而更多地是受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許多極左、極荒唐文章的影響。他從這些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文件和文章中，從運動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去揣摩領袖的意圖，揣摩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把我們的党和國家改造成什么模樣。在這种情況下，他寫出一張《中國向何處去》的傳單，作為當時成千上万的“紅衛兵小報”油印散發，從此闖下大禍。……

當時社會上奇談怪論、無端攻擊、散布种种“內部消息”、“首長談話”的傳單滿街都是，多如牛毛，小凱的傳單不過多引用几條馬列語句，也有他的一些幼稚思想。然而這卻給了當時掌權的造反派和湖南省領導机關——省革籌直至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之流一個机會。他們抓住這張傳單作靶子，用以打擊另一個群眾組織“省無聯”，并借此批判所謂“極左思潮”。而其實，陳、康之流才是極左禍首。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省無聯”是反革命大雜燴，《中國向何處去》就是它的“反革命綱領”。實際上，“省無聯”和許多群眾組織一樣，只知揮動毛主席語錄本，哪里有什么“反革命綱領”！而且小凱的傳單純粹是個人所為，与“省無聯”毫無關系。康生則更進一步提出：“一個十七八歲的中學生怎能寫出這樣的傳單，一定有后台，要抓黑后台”。于是，湖南省革籌極力貫徹陳伯達和康生的旨意，宣布取締“省無聯”，將“省無聯”頭頭投入監獄。楊小凱也被抓起來，定為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又大挖“黑后台”，陳素（小凱的母親—— 引者注）被逼致死，我也受盡批斗折磨。我們一家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載楊第甫詩集《世紀回眸》，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1998年7月版）

而在事發當時，我感覺到的是：連大人都在談論小凱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雖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把握那篇檄文的背景和含義，但是 “少年取其雄武”——隱約之間，小凱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許正因為小凱的存在，我對文革中的“極左青年”也怀著某种“惻隱之心”。我相信他們總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們是“反革命”。也許正因為這一點，我的《八九民運史》出版以后，小凱成了第一個和我聯絡的人。

大學期間的某一天（也許是78年），我的一個同學突然告訴我，小凱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赴京前，他們作了徹夜長談。從這位同學那里，我得知小凱在監獄中認識了一位“右派”，是個“斷手”。他教小凱英文、數理邏輯（或數理經濟）。但那位“右派”，不久卻被槍斃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因巨大“不公”而在內心喚起巨大波瀾。我意識到，那個“斷手”，身怀絕技，背負冤屈，臨死前還把所學傳授給別人，這是一种何等無私、何等純洁、何等高尚的人類情怀！！

我意識到，小凱是幸運的。大多數人從牢獄生涯中學到的是很多坏東西，而他卻因此而獲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這位難友，以小凱的興趣、聰明和既有資源，他很可能從政。而那絕對是前途莫測，也絕對不可能為社會作出后來這樣的貢獻，取得今天他所享有的榮譽的。小凱能把定“机遇”——識時務——乃屬“鼠” 者之特性也！

同時，我也為那位前輩感到慶幸：

你沒有看錯人！小凱沒有辜負你！——我想，這是我們今天紀念小凱時，所特別要提到的。

這個故事，大概有助于我們理解，時來運轉的小凱為什么會去寫一本《牛鬼蛇神錄》，并說，他的靈魂，永遠是和那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的！

近讀小凱父親的詩作，小凱的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也得到了佐證。在一首題為《送小凱（楊曦光）出國留學》的詩中，小凱的父親寫道：

爐灰沙土俱堪用，難友徒人各有長。左右逢源艱苦學，為求深造渡重洋。

——其中提到“難友徒人”、“艱苦學”大概就是當時小凱際遇的寫照。而“爐灰沙土”恐怕就是他學習的“文具”了！在該詩的注釋中，楊第甫還提到：

小凱……竟然在十年勞改之余，求助于一些同牢難友（其中不乏飽學之士），自學了英語、數學和經濟學等大學課程。

——這也證實，小凱的數理經濟基礎，确實是在這一階段打下的。

赴京前，小凱把這個故事告訴我的同學——一個未曾謀面的文學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這個故事傳下去。我的那位同學也曾發憤，要寫一部小說，題目就叫《斷手》！而那時，正是“傷痕文學”風起云涌的年代……

從那位同學那里，我還知道小凱剛剛娶妻。太太就是他“師傅”的女儿。至于是哪位“師傅”，我沒有考證。我當時的直感是：小凱多么高尚！

近看一些悼念小凱的文章，對小凱此后的一段經歷描述不一。有人認為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甚至拿了學位，有人稱他只是“借調”，社科院連個“助教”也沒給他。從小凱父親的敘述中，我們大概可以得到比較准确的信息：

刑滿釋放后，他去湖南大學旁听一年，然后在省新華印刷二厂當外文校對。其中寫出几篇經濟學論文，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因政審不合格未錄取。但有几位著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乃以借調方式調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兩年后，武漢大學破格聘他為講師。不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鄒至庄教授到武漢講學，看中小凱的論文和講義，認為是可造之才，邀他去美深造。但“政治問題”未解決，考研究生尚且不能，遑論出國。

……

小凱出獄后， 一直對判決不服，多次提出申訴，直至向中共中央告狀。一九八一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后，中央領導班子調整，胡耀邦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小凱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在中組部過問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查。結果是定性未變，改為免于刑事處分，即楊曦光仍然有罪，只不過不該判那么長徒刑罷了。小凱當然不服，又連續申訴，其時中共湖南省委几位書記和机构改革時派來湖南的中央工作組都先后閱看小凱一案全部材料，均認為應再次复查。中組部和省委一位領導人都指示法院應根据審判獨立原則，依法复查處理，外界不得干預。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次复查，經合議庭合議，審判委員會討論，均認為此案是“文化大革命”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全部材料充分反映楊曦光純屬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認定原一、二審判決定性不當，應予撤銷，宣告無罪。至此，從法律角度就，此案已經徹底平反。遺憾的是，法院以為原案是省革委領導交辦的，現在平反，也應報省委批准。報批后，省委主要負責人卻硬是卡著不批，拖著不辦。

普林斯頓大學鄒至庄教授是國務院聘請的顧問，因久不見小凱消息，就寫信向國務院總理反映。武漢大學接國務院批示后，派人來湖南了解情況，看了案卷，抄錄了法院的复查結論及向省委的報告，認為已足夠說明和解決楊小凱的問題了。武漢大學据此通過對他的政審，辦理了出國手續。一九八三年八月，小凱終于拿到簽證出國就讀。

—— 從我們共同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小凱進社科院，先是得他父親的故舊李銳先生——當時已复出在中組部工作——的推荐，以后被于光遠看中。也是通過帥孟奇和朱九思的關照，小凱后來得以到武漢大學任教。至于他与鄒至庄的關系，很可能是小凱先幫助鄒成為了中國總理——趙紫陽的座上客，然后才是鄒錄取了小凱。總之，小凱一生的“傳奇”，离不開他的天生資質、后天勤奮，也离不開“貴人相助”，今天，也該是這個謎底可以揭開的時候了。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在北京家中第一次見到小凱，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見到小凱。他瘦小的身材讓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記得我們談過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現在想來還覺得狼狽的：

因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會削苹果皮。為了招待小凱，我橫切豎剝地將一個削下來，那苹果早已沒了形狀，顏色就更不用說了。在一旁看得著急的他曾試圖奪刀，我不給。他唉聲嘆气，最后，還是接過了那個苹果，三口兩口地吃了下去……

看來是坐過牢的人，還能將就！但以后我卻無心再和他聊天了……

——自己不得體，卻怠慢別人——我想，小凱如果興致好的話，是會把這個笑話帶到天堂的！而如今想來，他是那樣的體恤別人，尊重別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別人，真是一种難能可貴的品質！

以后十年無事。一次，偶爾在《知識分子》雜志上讀到一篇王珞与小凱合寫的《論大陸持不同政見運動的不連續性》。雖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學生怎么能“連”到一起？但我想，小凱每言定會是有所本的。1993年10月，我開始著手《八九民運史》的寫作，此時，我心中想到的僅僅是兩個和我關系并不密切的人：一個是我們政治學所的老上級——嚴家祺；另一個就是我少儿時代的 “偶像”——楊小凱。他們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寫作時的參考資料。正是他的觀點，使我開始系統審視中國的所謂“持不同政見運動”，并得出結論，八九年無論學生還是知識分子的訴求，在“激進”程度上均沒有超過57年的右派。并仔細思考，文革与八九民運的共同之處。加之參考了鄭義的《歷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這樣兩段文字：

一、

王珞、楊小凱曾經為八九民運為何沒有產生自己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尋找原因。他們說，這与中國知識分子認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國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成果得不到積累，無從產生象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金大鐘式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領袖人物有關。

本人以為，八九民運沒有產生自己的領袖是真，但中國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見運動”，這仍然是一個值得疑問的問題。從1949 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1957年毛澤東煽動的“大鳴大放”中出現過“體制外選擇”（即制度和國家選擇）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運在內的其余群眾性運動，作為整體，提出的大都是“體制內選擇”的要求（即政策、領導人、党派、政府的選擇。）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領導下，“一元經濟”使現代社會各階層得不到充分發育，社會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會利益集團長期以來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政治生活，自己的輿論工具和經濟實體有關。

另一方面，中國政治社會中的所謂“體外精英”，雖經過十年改革寬松環境中的成長，到1989 年為止，仍然是一個這樣的混合體：它主要是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因意見不同而被排出體外的共產党人和“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群體組成。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身具瓦文薩、哈維爾、曼德拉、金大鐘的素質，至少不妨作一回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但他們几乎無一例外地更傾向于作戈爾巴喬夫。

二、

我們在考察八九民運与文革的關系時，當然應該著眼于這些形式所包含的內容。

八九民運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從表面上看，它們似乎倡揚的是人類价值對立的兩極：一個是為了“神”，為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個人專制權力；一個是為了“人” ，為了人民民主的權利。前者是奉命造反， 后者是自覺革命。

但是，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澤東与自己發動的文革不斷地進行搏斗中行進的；它的不平凡的樂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響中譜寫而成的。毛澤東，這個被壓迫階級的“守護神”，在那場運動中，實際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 能力不平、 精神不平）的人們借助“打鬼”——各級政權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權階層、文化貴族——（正如他對江青所說）的鐘馗而已。80 年代是一個神滅的時代，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旗幟，他們不再以某個人的名義，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義要求兌現自己的權利，這是時代的進步所賦予兩個運動不同的性格，但是它們的內在動力，在廣大人民來說，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從而，在指向特權階層及其“制度性腐敗”這一問題上，兩者表現出惊人的一致！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廣義的文革造反派，不論其個人具體經歷如何，從社會階級构成來說，主要是處于社會下層人民的一個政治派別。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革命后處于受壓抑地位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后裔。与工農大眾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義不同，他們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對物質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議，而是對發展机會与政治際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說，前者的行為（按毛澤東的說法）是一种“經濟主義妖風”的話，后者的行為在當時和后來的特權階層眼中，則帶有典型的 “階級報复”的色彩。他們是按照階級秩序新建立的“專政”國家的受害者，他們的后代是前代階級斗爭的犧牲品。在階級本質上，他們与工農大眾本不屬于同一共同體。但當著控制著社會全部資源和分配權力的掌權階層迅速 “特權化”并”血緣化”時， 得不到充分發育從而也無從展示階級特色的處在社會下層的這兩個階級，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軋成了一個整體。形成了不同于“老紅衛兵”的造反派（或所謂逍遙派）。（載《天安門之變——八九民運史》台灣風云時代出版公司，1995年6月版）

書出之后，我第一個得到的海外反饋就是小凱傳來的：

——你這個“黃毛丫頭”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你人在國內，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處境？

他認為我今后應該到海外去作研究。從那以后，他少年時代的一個“小圈圈”開始定期詢問我的狀況；我的裝備也迅速地改善……總之，在他少年時代的那個院子里，只有我和他的經歷是与“政治”沾邊的。

1996年12月，小凱從外電中得悉我終于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解聘的消息，于是開始幫我籌划出國訪問之事。這對我來說，真是勉為其難！我不僅沒有心理准備，而且外語遺忘得一塌糊涂。沒關系！有朋友來幫忙捉刀。而且，就是當年為小凱准備出國文件的那一位……因為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這件事雖然沒有辦成，但我還是非常感激小凱——感激他對于一個“小輩”的顧念。

1998年，我到荷蘭后，他与鵬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誼。他們都傾向于自由主義，但在某些問題上看法卻很不同，有些（如文革）甚至嚴重分歧。但他們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 “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們甚至交換個人生活和感情方面的信息。雖然仍是遠在天涯，但我覺得与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一層。

小凱說他不懂政治學，看他的《中國政治隨想錄》，我覺得他還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諦（或稱“共和”的真諦）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則。不過，這個問題仍可以進一步討論。因為“共和”有許多層次，封建時代的“貴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結构；近代社會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結构；甚至黑幫政治也有某种 “制衡”功能。但這些“共和國”与下層社會的人權狀況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識到，59年的小凱也許沒有“下放”的經歷，沒有与底層社會共同生活的體驗，即使是坐牢和勞改，過的也是“供給制”生活，也是与“知識精英”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讀史時，也沒有注意到，美國的政治家們，在把“民主”和“共和”兩個要素結合起來，鍛造一個新政體時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謀遠慮……也許，中國第一步應該學英國，第二步仍然應該學美國？

在《基督教和憲政》一文中，他談到對于“理性主義”的反省。我以為，這是他一生另一次思想轉折的重要標志。它說明，在世界觀、人生觀上他開始從“無限”返還到“有限”，從“功利主義”歸真到“任自然”，從“事”的本體轉向了“人”。說到底，經濟學与自然科學一樣，具有工具的性質，它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加速把世界推向毀滅，只有具有了正确世界觀的人，才能夠人性地利用手中的“利器”。我相信，在這种新的世界觀、人生觀的關照下，他會將自己的經濟學探索置于更宏觀的考量之中，而他的人生也將更加質朴，更加愉快。可惜的是，他走得太早，他的人生經歷可供“開發”与研究的另一面——在哲學、社會學与心理學層面的价值——還有許多將言而未言的“精彩”被帶走……當然，這些都不妨礙小凱是本時代的先進分子，是一個杰出的學者，尤其是經濟學界最优秀的精英。我們毫無疑問，是以他的存在為驕傲的！

小凱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間有所聞。我相信，有過艱難經歷的他，不僅具有堅強的毅志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歸去”的一部分。他最終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無形的負擔——赤條條來去無牽挂，多好！人生能有這樣的坦蕩，是修煉不來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會將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輩的歸來！

注：本文原題《我所知道的楊小凱》載《北京之春》2004年七月號。

2004年7月28日 修改于北京

(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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