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有位老資格但名氣不大的人士（本文後面以“此君”簡稱之）一個月前給楊建民先生來信，楊建民根據此君在信中的授意將信在浙江民主黨籌委會範圍內作了傳閱。對於信中那些暗示挑撥的“非禮”之言，我不太同意陳樹慶先生的“對於誣陷我黨同志、離間民主黨人與其他民運同仁之間關係、把我們爲了保持對其起碼的尊重與禮貌並一再地寬容忍讓當作軟弱可欺的行爲，就應當針鋒相對，揭露其險惡用心，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倒比較贊同王榮清先生主張的“爲了維護民運團結、民主黨人對於一些誤解和謠言，必須抱有‘路遙知馬力’的心境，退一步海闊天空”（所以文中不公開此君姓名）。

我認爲任何人都非完美無缺，“人活到老，學（修）到老”，由於個人的修養問題，有時“心直口快”也難免會有失慎重之處，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沒有必要把精力浪費在紛爭內耗上，因爲內鬥無益于中國的民主事業，只會讓那些視民運如寇仇、視民主黨如眼中釘的特權腐敗分子欣喜若狂。 在這裏，我單就此君宣稱參與民運者應具備“高品位”的主張，認爲有必要心平氣和地作些辯析。我認爲“高品位”之說，好聽並看似有理，但與目前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步的基本理念——權利本位，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因此用“權利本位”作爲本文的立論。當然，考慮到封建強權主義“自以爲是”、“順我者昌（香）、逆我者亡（臭）”的蠻橫無理作派在圈內“朋友”中也時有所見，擔心虎顔大怒（老虎屁股摸不得！）而將我也莫名其妙地打成“共產黨特務”或被其定性爲“臭類”，我先要特別申明本文純屬理論探討，不同意見只是認識問題歡迎批評指正，而不希望動輒就神經過敏並在人格上將人將己對號入座。

一.權利本位，是現代民主法治的基石
“權利”一詞，是一個法學範疇的概念，起源於西方Right（英語）或Recht（德語）等，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譯爲“權力利益”，略作“權利”。該詞最早何時在中國的出現，學術界至今還在進一步爭論與考證，不過其廣泛地推廣應用開始于清末立憲和民國之立法恰是大家的共識。對權利概念的表述或解釋雖然有許多，但其內容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所謂權利，就是權利主體可以對自己行爲包括作爲、如何作爲或不作爲的決定權，以及對自己的財産或其他利益的佔有權、使用權和處分權。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無論是規範人們行爲的國家法度還是社會道德，主要是對人民設定了許多片面的、沒有與權利相對應的義務，把每個人（君主除外）都捆綁在義務的“牢籠”中，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等級特權的宗法道統。法家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以使“萬民皆知所避就”以及儒家的三綱五常，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其宗旨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依現代法律關係權力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角度看，封建專制社會是權力本位（君命天授和官府獨尊，一般也稱官本位）與義務本位（人民是服從統治的義務主體），與民主法治社會權利本位（主權屬民，公民權利平等）和責任本位（用法律和制度制約公共權力）有著明顯的區別。權利本位之主張，其內容是：權利是基礎、是本位的，義務是派生的，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對公民任何義務的施加都是以更好地保護其權利爲宗旨，不以保護權利而施加的義務是惡義務，進而引伸出公權力本質上是一種爲公民服務的責任（即公權力的責任本位），它來源於並服務于私權利，這是現代民主法治社會核心思想。

當然，權利本位思想的確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經歷了民主與專政、法治與人治長期的和艱難的鬥爭過程。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或從古到今，這種鬥爭在意識形態上主要體現在：“天賦人權”對“吾皇聖明”“受命於天”“朕即法律”的否定；“人人生而平等，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對“借正父子之倫，以嚴君臣之分”“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及“先進分子（就是說：人民比他們落後？）”“特殊材料”的否定；“從來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對“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産黨象太陽，照到那裏那裏亮”的否定；“人民主權與社會契約”“有限政府”對“強制代表與絕對領導（用不著人民選舉授權，操縱法律直接規定這種所謂‘代表權’和‘領導權’的當然歸屬）”的否定。

所以，當有人要把民運以“高品位”爲准入資格，而不是把民運當作每個追求民主的中國公民都可以參與的權利和手段。我就不禁要問：“品位”高低由誰來充當“道德法官”進行判定？此君動輒以“臭類”貶人，我看“法官”之位非此“香”君莫屬；我還要問：“高品位”之說又如何與“貴賤有等”及強制代表和絕對領導的“先進性”相區別？

二.“品位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危害
“品位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危害，首先表現在使民主運動流於形式，徒有虛名。我讚美人類崇高的品質，但是正如我們反對以官職地位、經濟地位和文化學歷在人格和尊嚴上將人們分爲三六九等，也同樣反對用各以爲是、標準不一的道德“品位”在人格上作出什麽貴賤之分。我認爲，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謂的“品位”高否，應該自有公論或蓋棺定論讓歷史來評價；但在現實中，任意對人們進行“品位”擅斷，是封建主義等級觀念和官本位思想在作怪，直接或妄圖變相地破壞民主社會公民權利平等的原則，目的是爲了獲得卑鄙者的“高品位”通行證，以維持自己淩駕於他人之上的“高貴”或意圖成爲“新貴”，結果是維護了既有的封建傳統或秩序（即使改朝換代，也是新瓶換舊酒），無法推動與真正實現民主法治。

其次，“品位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危害，也表現在促成人治狀態的虛情假意而沒有堅實的凝聚力。人“因利益而勾結，因信仰而團結”，一個政黨或其他社會團體，其凝聚力如果不是靠利益和信仰的緊密結合（權利本位，就是個人利益與集體信仰的可靠結合），而是把利益依附於一種叫“品位”的人格魅力，搞個人崇拜與專斷，把集體變成領袖人物恣意的私有工具，成功了會飄然自得地走向腐敗不說，在自命不凡的領袖們轟然倒下或遭遇厄運時，那些綁大腕、媚權貴的嘍嘍們當初那種信誓旦旦的“緊密圍繞！

”、“忠心耿耿！”也忽然間九霄雲外而不知蹤影，因“大樹倒”會趕緊“趨利避害”而“作鳥獸散矣”。原因就是在專制社會嚴酷的生存環境下，普遍人格分裂，沒有多少“品位”是真的！我是凡胎肉眼，我相信我們其他民主黨同志和民運同仁也不具備什麽“火眼金睛”，民主事業大浪掏沙，濁者自濁，清者自清，而人難免有缺點錯誤，但只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他還是我們的好同志，好朋友。只要有人願爲中國的民主事業工作出力，我們都歡迎他團結他，民主黨的大門永遠向所有關心中國願爲中國民主大業做出貢獻的任何人打開，以寬宏博大的胸懷聚集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下，組成最廣泛的民主大同盟。所以我不主張浪費我們太多的現實精力去相互識別與揣摩“品位”高否？

再次，我認爲“品位論”是某些自命不凡之人貶損他人來擡高自己的心理動因，也是挑起民運內鬥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當然，還有一些缺乏自信但死要面子（極度的虛榮）之人，爲了表現自己的品位，便使盡渾身解數愛和一些名人攀關係、套近乎，極盡吹捧拍馬之能，並以此炫耀，以便披著虎皮唬人。有時，在那些同樣持“品位論”並以“大人物”自居的人那裏，“品位論”的小人物因不夠資格而發生“熱面孔貼冷屁股”的事也自然合乎“品位論”的情理之中，“品位論”的小人物因自討沒趣而一怒之下，反拍（馬）爲攻（擊）也是常有之事。所謂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有時就是要告誡人們：這類“品位論”的宵小，雖然派不上什麽用場，可也千萬別去得罪他們哦！

三. 權利本位，應當是中國民運與民主黨組黨活動的出發點
中國民運基於中國人民的政治和經濟、文化等各項公民權利，以及這種權利在被剝奪、被強行“代表”情況下的爭取與討還活動；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是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爭取與實踐政治權利之結社權的集中體現。所以說，無論是中國民運還是民運中的中國民主黨，公民權利本位，應該是其核心思想，是指導組織與活動的靈魂。 在《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浙江版第三稿）》的四條總綱中，第一條是政治綱領“中國民主黨以民主爲信念，討還和捍衛人民與生俱來的各項人身、經濟、社會及政治權利，爭取民意之支援，以期刷新與改進各種制度與機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文明的、主權真正屬於人民的法治國家”；第二條是經濟綱領“中國民主黨以公共福利爲規範，研究、制定和實施基於個人創意、公平競爭與企業自由的綜合經濟計劃，以期建立福利國家”；第四條是組織綱領“中國民主黨處理黨內事務的一切權力，由下而上來自於每個黨員結社權利的自覺授讓。各級黨組織的權力不得侵犯依黨章規定之黨員基本權利，亦不得侵犯依國法規定之公民基本權利”。以及在具體政治目標、黨員的權利和義務、黨組織的設置方案與運作程式中，無不體現了以“權利爲核心、以權利爲出發點”這個中心思想。

在結束此文前，我想說中國實現民主，靠的是各種進步勢力齊心協力，決不是單憑某一力量、某一方式或某幾個自以爲是“高品位”的人物所能起決定性作用的。我們欽佩帶頭衝破官僚壟斷經濟（當時要冒著“投機倒把罪”的風險）、衝擊報禁或黨禁的大智大勇者，但我們明白，民主政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同樣離不開堅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添磚加瓦者，所以，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將一如既往地、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一個和平、理性與開放的中國民主黨，這種信念既不會被頻繁的政治迫害所嚇倒、也不會因暫時的困難所畏縮，更不會讓居心叵測的奸計所迷惑。我不同意同志們要對“趁我們許多骨幹同志深陷囹圄，有些歷史事件無法一一澄清之機”，歪曲事實或無中生有而到處說三道四的人指名道姓地反駁與質問，當然我也希望這些人（不知道是否受了什麽指示或派遣而刻意如此）省省心吧！並好自爲之而不要辜負了自詡的“無私”、“高品位”和“香噴噴”。

2004年1月28日，定稿於中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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