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關注難解決 上訪步步添新愁

---北京大學生採訪張淑鳳上訪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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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6日訊】我們是身在北京的一群大三學生,當我們逐漸瞭解了張楠這名小學女孩遭到體罰的一系列事情之後,我們希望用我們的耳、我們的筆和我們的心真實地表達我們的所見、所聞和所感。希望我們的熱情、我們的努力能夠從更多的側面、更廣的視角去瞭解、去認識這一事件,也希望更多的人來關注它,希望更多的人來一起努力,期待不久的將來能給這一事件一個更好的答案或結果。

一 張楠母親的自述:

我叫張淑鳳,女,37歲,北京市順義區仁和鎮前進村人。2001年12月20日,就讀於順義區仁和完小學(原城小)的女兒張楠因上學遲到,被班主任老師王秋菊用手戳了右臉,結果導致張楠右臉部青紫,內部破損起泡,無法吃飯。

當日下午,丈夫張德利送女兒上學並找到王秋菊老師理論,受到老師張麗傑、閆丕雄以及學校主任肖長山的辱罵。下午四點,我與丈夫一同去接女兒,閆丕雄老師手持鐵棍,並糾集三個流氓,手裡拿著木棍,四個人一擁而上,對丈夫一陣暴打。我撥打110後,是我把丈夫送到順義醫院,醫院診斷為;急性閉合性顱腦損傷,腦外傷後神經性反應,頭皮下血腫(枕)。四肢、胸、背部多發軟組織損傷。在住院期間,丈夫只能靠輸液維持,但僅到第9天院方就強制讓我們出院。

我希望能有個給我們公道的地方,可是到處碰壁。後來瞭解到閆丕雄的哥哥閆志剛是順義區公安分局副局長,而王秋菊老師也有直系親屬是區教育局的領導。我找到區政府和市教委,但是他們的領導說閆打人的事情由派出所處理,其他的老師的事情要調查。可是多次去派出所他們總是說:「閆丕雄不承認打人,另外三個人他也不認識。」2002年5月24日,我去找順義區教育局的線長久局長,他說:「你往上告,隨你的便,你告到哪裡,我們的關係網就到那裡,我們教育局有的是錢。」

事後我要求給孩子轉學,但學校的高副校長的回答是:「轉學可以,不過,我們給轉了,你就不要去告老師了。」後來我又去攔了區長的車,費了很多周折,孩子才轉到西辛小學。

丈夫張德利被打之後一直躺在家裡,生活不能自理,但當時的法醫鑒定只是:經微傷,拍了六張很可能說明問題的照片,卻都讓派出所的人拿走了。在我的多次強烈要求下再次鑒定,但一個叫杜新增的法醫只說是輕微傷,原因是缺營養。

在沒有人管的情況下,我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丈夫騎的那輛我們賴以謀生的三輪車,又向親友借了幾千錢,一共湊了一萬元錢,在5月30日晚上連夜送到北京友誼醫院進行急救。經CT檢查為:後枕部顱骨病變。

友誼醫院開的住院證上寫道:
(1)閉合性顱骨外傷
(2)左側枕部金屬異物待查。

但住院需要押金兩萬元,經我和孩子苦苦哀求,就住在了樓道裡。等後來錢花得差不多了,醫院把我們趕出來,腦袋裡的金屬異物也沒有取出來。

一些好心的記者為我們報導張楠被王秋菊老師打的事情,《生活時報》在2002年7月12日刊登了這件事,《北京青年報》的記者還去到學校瞭解情況。雖然收穫不多,但在記者的辛苦奔波下,高副校長給我們送來3000元錢。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做了最大努力,盡到了一個妻子應該做的一切,但還是一點結果也沒有。我灰心、失望,在萬念俱灰之下,2002年11月7日我將丈夫張德利送到了天安門廣場,頭也沒回就走了……後來他被順義公安分局拉了回來送到了仁和派出所,在那裡連打帶罵折磨了他一夜。第二天在他神志不清的情況下,作出調解,即賠付五萬元的醫療費,並說這就是最後的裁決。

我的丈夫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我們的家庭也沒有了生活支持,這一共的五萬三千元連醫療費都不夠,又怎麼維持這個家?

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女兒張楠轉到西辛小學後,2003年6月23日下午因為考試不及格被班主任劉學紅擰了左臉,上課時,由於回答不出教師的問題又被擰了多下。放學後我發現孩子頭很熱,還尿了褲子,我馬上帶孩子去西辛社區醫院,醫生診斷為受驚後發熱尿失禁。之後張楠高燒不退,夜間常常驚叫,還尿頻尿急。

6月27日我拿西辛社區醫院的收費票據給學校的胡主任,他說學校給報銷。後來我們又到兒童醫院,花了778元,可是胡主任說太多就沒給報銷,而且還打算拿著票據不給我。後來我找到孫校長,他說這件事學校不管,讓自己解決。在多方努力下,7月8日晚上,胡主任和劉學紅到我家把778元錢給了我,但是很生氣,劉走時還瞪了孩子一眼。7月10日上午,兒童醫院開了三個療程的藥,下午,我拿著醫院的票據給胡主任,他一看三千多元,就說不給報。後來他們企圖騙我給他們票據(我給的複印件),我沒有上當,於是他們開始罵我,還不承認打了張楠。事後經過多方努力交涉,學校給了我們一部分張楠醫藥費。可是孩子所受的心靈創傷誰來醫治?張楠現在只有8歲,害怕上學,現在都是獨生子女,他是我們的全部。加上現在家裡如此困難,我真不知道生活如何繼續。

二 新聞媒體的報道

在張楠不斷遭受教師體罰而身心備受折磨的事情發生之後,很多新聞媒體都給予了關注。從這些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高燒不退、常常驚醒而且出現了尿失禁等症狀的小女孩她就是小張楠。

《生活時報》在2003年7月11日刊登了題為「怕教師打 8歲女童高燒不退」的報道。

報道說「紅紅(化名)曾因教師對她進行體罰而發病——晚上經常在睡夢中驚醒,大聲叫喊『媽媽,我怕!』『我怕老師』之類言語,還伴有發燒等症狀,對教師恐懼心理。」轉到西辛小學後,由於小測驗成績不理想和上課未能正確回答老師提出的問題受到劉老師的兩次責罰又觸發了病因,「回到家,紅紅便臥床不起,並持續高燒不退,夜間又常常驚叫。經醫生診斷,紅紅的這種病症是由於受到驚嚇而引起的,需要輔助於藥物進行一段時間的治療。」

《信報》在2003年7月12日也刊登了有關報道——《女孩答錯題 當眾遭羞辱 家長:孩子受驚嚇出現尿失禁等症狀 學校:老師只是「拽了一下」學生》。報道說「張蘭(化名)對記者提出的任何問題,總是小心翼翼」「記者注意到,張蘭在接受採訪的短短20分鐘內,竟然去了5趟廁所。」張淑鳳告訴記者,在劉老師體罰孩子後,「張蘭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嚇得直尿床。嘴裡面總喊著」「我怕、我怕!」記者報道也證實說:「經順義區板橋衛生院初診,張蘭在事發當天出現了發熱、受驚、尿失禁等症狀。」

三 實地見聞與感受

3月26號(週五),我們實際上地走訪了順義縣前進村的張淑鳳一家,以對張淑鳳一家悲慘和不平的遭遇有一種更直觀的認識。

前進村所在地並不偏僻,可我們找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這個村,因為它實在是太隱蔽了,在我們看來,它根本不像一個村子,而更像是難民區或者是廢棄的居民區。這個村的周圍被一圈圈的粗鐵絲所圍著,鐵絲圍欄上的一個小開口即是前進村的村口。走進前進村,除了在拆得亂亂的房屋廢墟上看見幾個民工而外,我們幾乎見不到任何人,周圍看起來很是荒涼。說實話,我們當時的心情既緊張又怕,因為之前得到的一系列信息(包括張家周圍一直有保安巡邏監視等)都令我們感覺此行是凶多吉少,而此刻看到這個村子如此奇怪的景象,更是加深了我們的擔憂。

我們順著村中的小街道向前走著,不斷向四處看去,希望盡快找到張淑鳳家。儘管知道她家的門牌號,可是我們卻怎麼也找不到,本想找個人問問,可現在看來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這兒荒涼得讓人害怕,卻又讓人緊張得不敢放鬆。這時,從我們身後追來一個中年婦女,後才能知道這是張淑鳳家的一位鄰居,知道我們要來,來給我們帶路來了。

我們就好像地下工作者一樣的摸進了張淑鳳家。一進門,張就止不住的哭,向我們述說著她家近兩年來的艱難生活和悲慘遭遇。張所言的跟她寄給我們的材料上寫出的差不多,但顯然我們感覺更為震憾。

從我們進屋到我們離開,小張楠都沒怎麼說話,一直在埋頭作著自己的作業,一點也沒有表現出兒童應有的那種活潑機靈。我們主動向她問話,只見她露出恐懼擔憂的眼神,直至約半分鐘後才對我們的問話作出回應。張楠說現在她仍然很怕老師,怕學校,一到學校就非常害怕。從張楠那裡我們還瞭解到,在學校有很多學生都常遭到老師擰臉等體罰。

張淑鳳的丈夫一直都躺在床上,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差,感覺起來他連跟我們談話都覺得吃力,從他那微弱無力的聲音裡,我們瞭解到了「他現在胳膊、腿都動不了,沒有辦法下床,很不方便,沒有錢上醫院,目前仍在繼續服藥,但並無多大好轉,精神狀況非常差。」

張家非常髒亂,感覺好像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收拾過了整個屋子充滿著臭臭的味道。床上躺著的殘病了的丈夫,床邊作著功課眼神呆滯恐懼的張楠以及在破沙發上一直哭個不停的張淑鳳,這就是我們眼中的張家三口。

從張家出來後,我們的心一直久久不能平靜,為了能更充分地瞭解到張家一事的實情,我們又走訪了她的幾位鄰居。
其實在我們的心中也有疑惑,怎麼會搞成這樣呢?會不會是張家是那種愛惹事的人家?會不會張楠本來就是個寡言少語、不活潑的孩子?會不會張家的生活原本就是那麼糟糕呢?然而,從其鄰居處得到的答案是,張家對人不錯,不是那種故意惹事的人家;以前,張楠還算活潑,常常出外活動,但在張家出事後(孩子挨教師打,孩子的父親被打瘸等一系列事情),小孩也不出來玩了,感覺一天到晚都呆在家裡面;張家生活情況一直很差,不過在出事前還算過得去,家中靠丈夫蹬三輪車每天能有四五十塊的收入,家中出事後,張被打瘸了,自此,家中沒有了固定收入,只能靠親戚朋友資助和乞討生活,有時甚至只能靠在菜場揀吃。

除了瞭解張家的基本情況而外,我們還向鄰居們打聽了近來發生的張淑鳳被拘留一事的前後。鄰居們告訴我們,在我們來訪談之前不久,張被順義縣公安局(派出所)以「涉嫌爆炸物,自製爆炸藥」為名拘留了十餘日;張被拖上車時,有人看到,警車到家,搜過東西。(村長、村婦聯主任也跟隨警車來過。):在張被拘留走後,曾有一個小孩聽到保安打電話說:「你給我們的火藥真的很有用,一下子就炸開了。」:在張被拘留後,孩子和身殘的丈夫無人照管,但家門口及附近一直有保安監視,持續十餘日。鄰居們所映的情況和張淑鳳材料上所寫出的(在張被拘留期間警察保安闖入張家進行搜查,相關證據絕大多數被搜走。另外,親戚朋友資助張家的700多元,除給孩子繳學費花去200多外,其餘的500多元被派出所搜走。)基本統一。

根據鄰居們的反映和張淑鳳的材料,我們猜測估計,張先被誣陷拘留,後又被釋放,原因可能是,與此事有涉的相關部門擔心張在「兩會」期間去喊冤鳴救,於是將其拘留,在「兩會」結束後便又將其放出。

在我們的訪談中,鄰居們多次要求我們不要公佈其具體居所或其姓名、特徵,原因是怕被順義有關部門知道後,其人身安全沒有保障。鄰居們說,「張家出事後,根本就不敢到張家串門了,怕丟命啊!」鄰居們還說:「其實順義前進村並不只是張家這一件事,很多村民都由於村政府的一些無理行為而對村政府和派出所很不滿,而這種不滿又由於順義區政府的不管不問或是助其為「惡」而上升至了對上級政府的不滿、憤怒,甚至是仇恨。鄰居們說:「在前進村,有些人家的床前都準備得有木棍等防身用品,以防有關部門來突然找麻煩。」

看到鄰居們如此恐懼和害怕的神情,我們也不忍再問下去了,真怕我們的到來會給他們帶去意外的麻煩,於是我們便在匆匆中告辭了。

回首這被荒涼、恐懼和憤怒佈滿了的村子,我們忠心希望張淑鳳一家能找回屬於他們的公道,我們也希望村民們的生活能有所好轉而不必時時體會那種懼人的緊張。

不知道那鐵絲網是弄來幹嘛的,但的確讓人感覺如牢籠一般,但願有一天,這心靈的樊籬也能解開。

北京市順義區前進村
2004年3月26日

小姑娘張楠7歲時寫給社會人士、給胡綿濤主席寫的一封信:

親愛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
我叫張楠,今年7歲。我以前在北京市順義區仁和中心學校上學。一次因為去晚了,王秋菊老師就打我,擰我的臉,都青了、腫了;使我不能吃東西。爸爸撲克到了,便去學校問老師。老師下午又找人打爸爸。
後來,我轉到西辛小學,今年又被劉學紅老師打了多次。第一次第二次打我,我不敢對媽媽說,我怕老師又找人打媽媽。第三次打我,一節課打二次,嚇的我都尿褲子了,看到媽媽我就哭了。
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們,我不想上學了,我害怕上學,我見到打人的老師就打哆嗦,求你們幫我,救救我吧!
張楠
2003年12月14日
住址:北京市順義區仁和鎮、前進村

控告書

尊敬的領導:

您好!我叫張淑鳳,家住順義區仁和鎮前進村。我家有三口人。我丈夫張德利,靠蹬三輪謀生,是全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我們膝下有一個女兒張楠,今年8歲,仍然上小學。日子雖然很拮据,但依靠自己的辛苦勞動,生活卻也溫馨平和。

然而,一次發生在我們女兒身上的老師體罰學生的暴力事件卻徹底打亂了我們的平靜生活,改變了我們全家的命運;孩子在學校多次被打,出現嚴重的心理障礙;丈夫去學校接孩子被毆打致殘,臥床不起;我本人四處求告無門,反遭報復陷害,萬念俱灰之下跳下地鐵站台,幸被及時發現,才免於一死……

是什麼讓一個幸福的家庭遭遇如此毀滅性的打擊?是什麼令我們有冤無處訴,有冤無處伸?是什麼令我們遭受了身體的極度痛苦之後,又承擔起如此巨大的精神創傷?

今天,我抱著莫大的期望,來到您這裡,請您於百忙之中,垂問此事。相信在您的過問下,能使我們全家的冤情得到昭雪,讓我們過上正常的生活。

現將主要事實經過陳述如下:

1、 孩子在學校無辜受體罰,丈夫討公道被毆致殘

2001年12月20日,我女兒因病上學遲到,班主任王秋菊不由分說用手戳張楠的右臉部,致使張楠右臉部青紫,內部破損起泡,無法吃飯。下午,我丈夫張德利去找王秋菊理論,遭學校教師張麗傑、閆丕雄、肖長山謾罵污蔑:「一個臭蹬三輪的,沒啥新鮮的。」下午我丈夫放學接孩子時,閆丕雄手持鐵棍並糾集三流氓都手持棍棒,一擁而上,將他按到在地,一陣暴打。我丈夫當時被打得嘔吐不止,口吐白沫不能動彈。後經醫院檢查為「急性閉合性顱腦損傷」,另四肢、胸、背部多發軟組織損傷。(有診斷書)

我的孩子因受驚嚇恐懼,精神恍惚,晚上哭鬧、大小便失禁、沉默寡言。經過我多次努力,我女兒轉到西辛小學,但在教育局的縱容下,又多次遭到教師劉學紅體罰,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我的丈夫失去了勞動能力,長期臥床,身邊需要人照料。全家失去了收入來源,而且需要支付高昂的醫藥費,全家生活難以為繼,陷入極度因難。按照政府有關規定,我們家想申請低保,但當地政府左右推脫,就是不給辦,我實在沒有辦法,經常外出沿街乞討,維持全家生計。

2、 違法者關係網重重複雜,被害人上訪路四處碰壁。

事件發生後,為了昭雪冤情,維護法律尊嚴,我走上了上訪之路。二年多來,我曾到區教育局、區政府信訪辦、市教委等多處反映問題,但都沒有得到解決。特別是市教委辦公室主任崔超就明說:「你告吧!你就是告到天邊也還是要回到你們地方,除非你離開你們地方。」

後經瞭解,知道打人兇手閆丕雄的哥就是區公安分局的副局長,教師王秋菊也有直系親屬是區教育局的主要領導。他們有了這樣的後台,有恃無恐,我的這場官司也成了冤案。告到哪裡,哪裡推托,敷衍不管。區教育局:局長線長久和科長周永祿公然對我說:「你往上告,你告到哪兒,我們的關係網就拉到哪裡。我們教育局有的是錢,有市教委和區政府給我們撐腰,你就是告到市委,甚至中央,我們也不怕,現官不如現管。」不僅如此,我們家還遭到嚴密監控,限制我們人身自由,經常哪兒都不讓我去。

走投無路之下,我們一家三口曾三次相互扶持來到中南海新華門,跪在地上,請胡主席為我們作主申冤,卻遭到警察毒打,我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至今沒有解決。

(在中南海新華門,當時有5個警察毒打我和丈夫,我當時只記了3個警號:025391、025418、025163,還有兩個捂著警號跑了,後被120急救車送往北大醫院,有診斷書:頭部、胸部等多處受拳擊等鈍器傷後4小時余。)

3、 執法者逆施執法歪曲事實、當事人慘遭報復陷害非法羈押

我丈夫被毆打致殘已經二年多的時間,但現在仍然總是頭暈噁心、經常嘔吐不止,後腦勺和右腿麻木沒有知覺,說話顛三倒四。可順義區的法醫鑒定只是「輕微傷。」鑒定費是我們自己出的,可是法醫鑒定和當時拍的六張「很能說明問題的照片」卻被派出所拿走了,扣押至今不還。當地政府還在辦理低保問題上,以讓我們自己申明「我丈夫是自己生病,不是學校教師給打殘的」作為條件。由於我們不願意委曲求全,至今也沒有享受到按照規定能夠享受的政策。

更令人髮指的是,2004年3月6日,我被仁和派出所非法拘禁,由仁和派出所、順義公安分局三個警察輪流逼供,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被反銬著押往看守所。在警察提審過程中,告知我「從我家搜出鞭炮,涉嫌自製爆炸物。」並以「練法輪功、抽不抽大煙」等問題對我進行誘供。我據理力爭,他們就卡我的脖子,以「拿燒紅的煤球燙你的嘴」進行人身威脅,由於始終堅信正義的力量,我堅持沒有簽字,這些違法分子至今也沒開具拘留證,只是以「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為由給了我釋放證明書。直到14號晚上讓我回家,他們連被拘留通知書也沒給家屬,反而自我被罰法羈押當天開始,天天騷擾折磨我病重的丈夫和弱小的女兒,,並借搜查之名拿走了我的證據還有親戚朋友資助的醫藥費,孩子的教育費、我們暫時的生活費等共計520元。

胡綿濤總書記說的好,「百姓利益無小事。」我們忠心懇求上級領導,為我們這些只是無權無勢普通百姓撐腰,為我們的不幸遭遇討一個公道,保護我們全家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讓我們過上安心的日子。

為了還法律以尊嚴,維護公民合法權益,針對我們家的不幸遭遇,我要求:

1、嚴懲嚴重敗壞師道尊嚴的兇手,依照法律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責任,對體罰學生的老師給予行政處分,並清除出教師隊伍,這樣沒有師德的老師還配為人師表嗎?
2、依法追究瀆職、使用非法手段對我們全家進行打擊報復、栽贓陷害的政府工作人員的行政責任;
3、排隊干擾,客觀公正地對我丈夫的傷情重新進行法醫鑒定;
4、 依法賠償我丈夫的醫療費、生活費及我女兒的撫養費;
5、 依法保障我女兒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和受教育的權利,讓她能正常上學;
6、 按照政府文件規定,對我們家低保資格進行審批,解決生活困難,保障我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限於篇幅,還有很多詳細的情況沒有寫進去,如果垂詢此案,我們再詳細口述或出示證據。
此致

敬禮!

控告人:張淑鳳
聯繫電話:69440261
200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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