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党建党八十三周年的日子，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七周年的紀念日。

就在這一天，我應柏林一家名叫C/O BERLIN 的机构邀請，參加他們舉辦的”變革中的中國”座談。這個机构是私人捐助的國際文化交流机构，旨在促進德國人民与外國文化的交流和了解，主要手段是攝影和座談。今年以來，他們對中國文化表達了濃厚的興趣，舉辦了多次中國攝影展覽。他們的題目不像中國官方那樣故意回避文革、六四這些敏感話題，既看到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也看到政治上的專制、恐怖和社會生活中的貪污腐敗和燈紅酒綠。座談的題目是”誰喚醒了沉睡的中國龍？”座談的主持人是（瑞士）新蘇黎世報記者，過去曾擔任過南德意志報駐北京記者。參加座談的是柏林自由大學的漢學家馬哥訥講師和德國著名的對華貿易企業家坡斯特博士。他們還希望有一位真正的中國人來參加座談，于是我應邀來到了這座柏林牆遺址跟前的東柏林老大樓，跟他們坐在一起。听眾席上四五十人，都是關心中國文化和現狀的德國朋友，有的人還能說出發音純正的普通話。

正如我在發言提綱里准備的那樣，我不希望現在討論中國的話題還是重复多少年來”只問歷史（傳統），不問當今（現實）”的老套子。我要說的是，中國的經濟是有飛速的發展，但是環境的污染和破坏比德國遠遠嚴重，而且民主和人權狀況的惡劣，也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中國官方在它力所能及的宣傳范圍內已經自我標榜到了極致，我沒有必要再作這類信息量為零的重复，而要抓住机會，告訴德國朋友另一些被官方刻意掩蓋的真相。

座談還沒有開始，坡斯特博士來到之后，說完歐洲杯的緊張賽事，就聊香港的七一大游行。他的說法竟跟明鏡周刊的网上新聞中的說法五十三万人要求”還政于民”大不一樣。他肯定地說：”香港這次大游行主要都是鬧的經濟問題，跟民主沒關系。”我立刻想到這位坡斯特博士的种种頭銜來。近二十年前，他曾擔任過大眾汽車公司駐上海的銷售主任，亞太董事會成員；七年前還是大眾駐香港公司的亞太地區總裁。還有一堆德中貿易文化社團的頭銜，例如柏林亞太論壇主席，以及上海市榮譽市民稱號。他也是中國駐德國使館的常客。座談開始后，他的意見明顯地傾向于中國官方。但是听起來仿佛也挺客觀。上海、北京的高樓大廈，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還有農村很多貧困地區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比二三十年前，能吃得飽，就很不錯了。在中國，有的人說一天可以賺一百万，有的人說一天賺不了一美元。其實兩种情況都是真實的。西方的民主對于中國，不能夠复制kopieren，只能夠理解kappieren。 他也承認，不希望發生重大的動蕩，戈爾巴喬夫式的和平演變比較好一點。但是他批評說，為什么老是說人權？要多說經濟問題。

主持人問我的意見。尤其作為親歷文革時代的中國人，說一說自己的感受。我告訴大家，中國的問題正是經濟改革發展了，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一條腿努力奮進，另一條腿裹足不前，這個社會不能正常發展，必走邪路。文革時代，70年春夏我常去（上海）中山公園，每天清晨几乎都有運尸車停在門口，要把昨夜躲在園中半夜上吊自殺的男女尸體裝載運走。清理階級隊伍的輪番整肅讓這些可怜的人覺得生不如死。現在文革的非常時期已經過去，但是党政當局對付人民的手段依然沒有改變。例如對付法輪功信徒，用盡酷刑。現在全國農村和許多工業區，工人農民維護權益、反對腐敗和壓迫的示威和抗爭沒有一天停歇。一天賺不到一美元的人實在太多了。

一位在大連高等學校教過三年德語的婦女發言說，中國的人權狀況确實有問題。她在中國就沒法看到任何國外的中文信息。我說，正是這樣。中國政府特地培養了五十万名网路警察，專門對付网路的言論自由。堪稱世界第一。另一位德國觀眾也表示，從中國的媒體看起來，情況如死一般的沉寂。實際上問題非常嚴重。我說應該給人民說話的權利。當年文革就是只有毛一個人說了算，結果就發生文革，如果人民有討論政治的權利，文革就不一定能發動得起來。三年困難時期也不至于死掉那么多無辜的人民。到了1989年，鄧小平還是不讓人民說話，用机槍和坦克殺害了數千名學生和北京市民。文革過去了，六四過去了。可是現在的中國青年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更沒有一本歷史教科書，沒有任何官方的書籍客觀地評介六四這個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事件。德國青年都必須了解納粹時代發生了什么。中國的這种情況絕對不正常。坡斯特博士說不能一下子要求中國實行民主，要逐步實現。我說，有道理。但是為什么不能現在就開始一步一步地開放民主呢？我來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一百年前，中國的婦女必須裹小腳。結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西方的武裝侵略和經濟文化影響喚醒了沉睡的中國龍。中國的婦女早已不再纏足。中國的一夫一妻婚姻已經确立。而且現在婚姻法又有了新的改變。結婚和离婚更加容易。几乎跟西方一樣，甚至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教會，所以比西方更加簡單。這种改變實際上是對個人選擇自由的尊重。婚姻是涉及社會方方面面最深入的現象。往往牽涉到金錢、地位、子女、財產繼承等許多复雜的因素。而且還少不得要一定的教育文化程度作思想基礎。然而恰恰是婚姻問題上，中國几乎跟國際先進水平可以平起平坐，為什么在憲政民主方面中國就仍然沒有”資格”享受呢？老實說，民主說到底也是一种選擇。而且道理并不复雜，人民可以根据現實生活自主判斷，對領導人、對政党、對政務官作出選擇，其中并不像离婚那樣存在諸多親情恩怨、子女贍養和財產糾紛的牽扯。人民沒有理由害怕這樣的選擇。說穿了，是中國共產党害怕人民起來選擇，他們害怕從此失去了統治人民的權力。

我并不是要求中國在一個早晨就立刻實現民主。孫中山先生當年也曾經談到，中國人缺乏民主的訓練，文盲人數太多。所以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他把步驟分了三個階段。第一步是軍政階段。命令人民照辦。第二步訓政階段，教育人民學著辦。第三步，憲政階段，讓人民享受憲法民主。中國共產党連這一點也不肯承諾。究竟有什么道理呢？

那一位德語女老師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她說，我看到，中國東北的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他們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相當吃虧。我真的希望回到德國來，把我們德國工會歷史上長期積累的組織經驗和斗爭經驗介紹給中國人。我立刻告訴她：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在中國工會必須是官辦的。它必須听從党和政府的安排。所以在維護工人實際權益的時候，你根本找不到工會。而獨立自主的工會組織則是非法的。如果你要把獨立工會的經驗告訴中國朋友，對于您本人，對于那些工人朋友，都是危險的。有不少組織工人抗爭的工人領袖已經被逮捕判刑了。

兩個小時的座談很快就結束了。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只好留待下次的机會。主持人事后不禁說了一句，今天這樣的激烈爭議，如果使館干部來听講，恐怕真有點問題。我倒覺得，真有使館干部到場，如坐針氈，那就更好了。座談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對待國際紅色資本家。從經濟交流的角度來說，這類人物作為西方資本家，既為自身企業賺來了利潤，客觀上也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机會。可是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又是中國党政當局積極收買和拉攏的對象。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商場和官場上已經長袖善舞，修煉成精，不僅善于官商應酬，甚至也養二奶、小秘。在中國的電視、報刊等宣傳陣地上，他們常常出面為中國當局的”穩定”和繁榮現身說法，在他們的國家里，又可能去影響本國的朝野政治家，放棄對中國當局的人權譴責。對于這樣的紅色資本家，我們應當跟他們針鋒相對，批駁他們的謬論，揭露他們的幫凶面目。如果他們中一部分人尚且良心未泯，仍然不忘西方民主理念，敢于批評中國當局的倒行逆施，我們則應當支持和贊揚他們的人道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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