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又寫出致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以親歷的歷史揭開了中共管制媒體的黑幕。盧躍剛在陳述自己寫公開信的理由時說：趙勇在《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中青報」）的講話，表現出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小官僚的權力蠻橫，「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他教訓中青人要時刻牢記誰是「中青報」的老闆，恐嚇「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無知於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聞人的理想主義。

令許多人驚喜和擔心的是：盧躍剛在此信中所表現出的良知勇氣和專業素養，實現了對體制內人士以往公開信的突破：

首先，在以往，體制內人士的異見表達所針對的對象，往往是抽像的某一部門而不是具體的官員（如焦國標批判中宣部），或是與發言者沒有直接行政隸屬關係的高官（如青年幹部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教授就「南都案」致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的公開信，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就「勞教問題」致溫家寶的公開信等），而直接針對主管部門的高官發出挑戰，這在以往的體制內異見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在具有直接行政隸屬關係的上下級之間，下級挑戰上級要冒著遭到即刻懲罰的個人風險，輕則可能丟掉飯碗，而且具體到盧躍剛的職業，顯然是當下中國的熱門行業之一，他因此而丟掉的是人們爭相謀求的金飯碗；重則可能從此被官方打入另冊，失去人身自由：或如蔣彥永先生前不久遭遇那樣，或成為被有關部門監控的對象。

其次，盧信披露了優秀新聞人追求新聞自由的不懈努力，以及歷屆團中央書記處如何保護中青報的具體史實，即便在六四後的大清查關頭，團中央書記處也對積極介入八九運動的中青報新聞人給予了保護，儘量把來自更高層的問罪對中青報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這說明，中共體制並非鐵板一塊，高官們也並非全都如現任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那般蠻橫無知，而是早已開始了內部份化，體制內的健康力量也決不可小視。由此，我們能夠看到推動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的主要機制：內在動力是優秀新聞人的新聞良知和職業素質，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不懈努力，為中國的新聞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外在動力是黨內開明官員的支持和保護，他們對新聞人的自發努力，在環境寬鬆時予以鼓勵和支持，而在環境險惡時給以儘可能的保護。正是二者的合流，才成全了一種在灰色區域內擴展半吊子新聞獨立和民間立場的局面。

最後，盧躍剛向主管部門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叫板。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顛覆「官本位」意識和不屈從於「官本位現實」的力量。在「兵痞邏輯與秀才邏輯、官僚文化與報人文化的衝突」中，對於信奉「官本位」的人來說，趙勇是團中央常務書記，現職的副部級要員，他還是中青報人的頂頭上司，無論從職位還是從行政隸屬關係，他都算得上大官；而盧躍剛僅僅是副主任級記者，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切要接受團中央的領導，理應對副部級的頂頭上司畢恭畢敬。然而，從新聞人的尊嚴和職業道德的角度講，內在的自信和明亮使他敢於蔑視蠻橫的權力：作為無權者，我們雖然無法阻止強權整肅報社、下令撤職、甚至開除，但新聞人起碼可以向強權者發出這樣的警告——制度的蠻橫和邪惡在道義上決不能暢通無阻。正是這樣的尊嚴感，才使盧躍剛的公開信表現出「大記者」的風範，而趙勇的講話卻活脫脫的「小官僚」面孔。盧躍剛才能驕傲地表示：體制內不可以出現對媒體、對企業、尤其對個人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主子」，也不應有諂媚權力的卑微「奴才」。

在盧信中，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比，凸現了趙勇的霸道無知的小官僚形象，不但批評了中共的管制媒體的體制，而且把這種體制性罪惡落實到具體執行的官員個體身上，也就等於通過把類似趙勇這樣的官員的作惡公之於眾，使作惡者的名字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讓作惡者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而將作惡者記錄在案的記錄愈多，就會對官員們形成了「被定歷史恥辱柱」的道義壓力，使官員們越來越喪失主動「干髒活」的利益驅動，即便不得不執行鎮壓命令，也大都三心二意。於是，民間道義的持續擴張和官府權力的日益萎縮，將使現政權對異見的打壓越來越力不從心，因為它為鎮壓支付的成本越來越昂貴，一意孤行就將持續透支，直到最後破產。

著名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在分析極權主義的邪惡指出：極權主義的邪惡是膚淺的，因此也是平庸的、猥瑣的，因為納粹高官在執行希特勒的邪惡命令時，「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就再無沒有任何動機和思想了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因為「……邪惡與思想不能相互見容，因為思想要朝深裡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惡，便無所進展，因為邪惡中空無一物。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原創。」也就是說，為了個人向上爬而替獨裁制度賣命的官僚們，其外在兇殘表達著內在虛弱，其聲嘶力竭透露著理屈詞窮，其道貌岸然揭示著卑鄙下流。

面對「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再無任何思想的平庸小官僚，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記錄」的大記者，敢於把趙勇這類官僚的惡行釘上歷史恥辱柱，實乃順理成章。盧躍剛對官本位陋習的蔑視恰好說明：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的示範，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兩者的結合就會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正如盧躍剛在信中所言：「總結起來，我們無非是在大動盪時期頭腦冷靜，堅持了職業的標準和操守，堅持了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應該有的角色。當然，還有一點私心，就是不願意在歷史的進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惡劣的記錄，哪怕我們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擋箭牌下不承當任何個人的責任。其實，這不僅是個人的職業準則，也是社會道義的要求，更是對歷史後果的警惕。」在至今仍然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正是優秀新聞人的職業尊嚴感和歷史責任感，才會對自己提出「不講假話、不主動講、不捏造假話」的自我期許和專業要求，才會擲地有聲地宣佈：「報紙不是垃圾桶，不是永遠的垃圾站」。

2004年7月26日於北京家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