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七月十六日，在北京的一次官方會議上，中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堅透露，二零零三年，中國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這是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中國扶貧開發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反复現象。客觀地說，中國的扶貧工作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取得了不小進步。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中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由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到百分之三左右，當然不少人對這個數字的准确性仍然持怀疑態度，但是總体貧困人口減少的速度還是舉世公認的。正因為如此，當前出現的反复也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在談到中國扶貧工作時，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中國的貧困線是中國政府自己定的，標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超過六百三十七元。聯合國的貧困線標准則是人均年收入不超過三百六十五美元，大約相當於三千多元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困線標准只是世界標准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中國農村地區的人均收入為兩千六百二十元。這個水平總体上低於照聯合國的貧困標准。所以說，按照世界統一的標准，中國的貧困人口不僅僅是總人口人口的百分之三，而是百分之四十以上。這個比例大大高於百分之二十三的世界水平。有人提出應該用購買力平价來換算，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因為聯合國的貧困線主要是針對貧窮國家制定的，而對所有貧窮國家而言，他們貨幣的官方匯率和購買力平价之間的差別是基本相似的。

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貧困人口在持續減少二十六年後出現增加？

首先應該從歷史背景上進行客觀分析。像談到所有社會進步時一樣，在談到中國貧困人口減少的時候，中國政府喜歡將所有的成就都歸結為其制度的偉大、政策的正确。這樣做是不客觀的。眾所周知，中國的貧困人口集中在農村，而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之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的荒謬政策造成的。改變這個狀況不僅不需要共產黨去領導，相反只需要共產黨不去領導。事實上，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万里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使共產黨放棄對農業生產方式的無理干涉，讓農民放開手腳按照數千年的傳統去從事耕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十年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大量貧困人口的減少，得益於一個人為造成的非常低的歷史起點。應該說，這個過程是一個帶有恢复性的過程，當然速度也就比較快。當這個向自然狀態的回歸的過程結束後，脫貧的速度減緩是必然的。也就是說，中國脫貧的真正困難時期正在到來。

中國脫貧出現反复也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不公平收入政策的必然結果。自九十年代以來，出於維護現行政治制度的考慮，中國在收入分配上進一步對信息分散的農村地區和農業人口實行歧視性政策。例如，所有的社會福利政策，尤其是低保、醫療保障等政策只有城市人口能夠享受。而貧困的農村人口則與此無緣。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所的李石等人的一份報告稱，如果將社會福利等因素考慮在內，中國的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僅大於發達國家和新型工業化國家，而且甚至大於最為落後的非洲國家。可以說，正是中國的這些政策在制造少數人口迅速富裕的同時，也在制造貧困人口的更加貧困。

毫無疑問，中國貧困人口的增加與現存的國家壟斷經濟命脈的制度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例如，印度、肯尼亞等貧窮國家的扶貧措施中，開放民間金融機构對貧困農民的小額貸款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方法。但是中國對金融系統的國家壟斷使得這一政策很難實行。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等曾經試圖通過個人集資來從事這种小額貸款扶貧項目，但是卻遭到禁止。河北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在嘗試在這方面進行突破時，更是遭至牢獄之災。又如，宗教和其他社會民間組織在烏干達、馬拉維、贊比亞等許多國家的扶貧工作中也發揮了積极的作用，但是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點在現行的 什磢漪F治制度下是不可能實行的。

當然，中國農村地方干部的腐敗是導致農民貧困的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在中國，越是貧困地區，干部吃喝越厲害。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前不久中國報刊披露的廣東貧困的陸丰地區的干部一桌宴席耗費十五万元和吳川縣教育局長及其同事們一年半吃掉六百万元就是明顯的例証。至於農村干部挪用上級撥付的扶貧款項中飽私瓤在中國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農村干部的腐敗其實只是整個中國干部系統腐敗的一個自然延伸而已。與他們的上級們比較起來，農村的干部們可能還會認為他們是中國干部隊伍中最清廉的一個群体，只不過他們直接面對中國最貧困的群体–農民，所以才使得他們的腐敗特別顯眼、特別地令人難以容忍而已。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