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從計劃經濟年代過來的人，大概不會忘記當時中國農村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毛澤東語）運動。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産大隊。這個地方同中國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樣，非常貧窮、落後。但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大寨人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硬是將寸草不長的石頭山改造成了畝畝良田。當時，石頭山上開闢出的一級一級的梯田，成了中國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象徵。但大寨被全國所注目，是1964年2月10日新華社記者宋莎蔭、範銀懷等撰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的發表。該通訊不僅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也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1964年3月，毛澤東對大寨的經驗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2月，在3屆人大1次會議上，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介紹了大寨經驗。從此，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中國大地降生了。

平心而論，大寨人不要國家的1分錢、憑藉自己的雙手艱苦創業的精神，確實值得推廣和學習。中國要追趕發達國家，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也需要有這種精神。而且，甚至可以這樣說，這種精神直到今天也沒有過時。但在當時極“左”政治思潮的影響之下，任何一場運動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樣、變形，甚至演變成一場災難。事實上，無論從範圍和深度來講，“農業學大寨”運動後來確實給中國的農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災難。

據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回憶，70年代他在老家湖北省浠水縣農村曾聽到這樣一句話：“農村兩大害：人民公社，學大寨。”（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實》上卷，中央編譯出版社，第212頁）這句話當然不是否定大寨本身，而是指向“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系列錯誤的做法。當時在各種宣傳和輿論工具的鼓噪之下，許多地方並不是學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而是將大寨作爲中國農村發展的一種模式囫圇吞棗地進行推廣。比如，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基層領導爲了所謂“政績”的需要，不切實際地在山上大規模地開墾大寨式的梯田。這種做法的荒誕性在於，一方面，由於南方大多是水田，山上無法解決供水的問題，因而這些梯田根本不會産生經濟效益。農民被拖入了無邊無際的苦役之中卻仍然吃不飽，農民的積極性受到了極大的挫折。當時，在湖南、湖北的一些農村，出現了幾起18、9歲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學大寨的繁重勞動而集體自殺的惡性事件。另一方面，山上的植被遭到了巨大的破壞，中國出現了自1958年“大煉鋼鐵”運動以來的又一次生態危機，山清水秀的南方變成了光禿禿的梯田。

毛澤東去世之後，隨著“文革”的結束，一些開明的中共領導人開始反思這場災難性的“農業學大寨”運動。比如，胡耀邦對大寨式的梯田開墾就頗有看法，直指這種做法是勞民傷財。原中共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後被毛澤東親自提拔爲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聽後怒火中燒，大罵：“什麽他媽的胡耀邦？胡亂邦！”（吳思：《陳永貴沈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第309頁）然而，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不是少數人的意志所能夠恣意扭轉的。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該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在大寨和昔陽縣推行極“左”路線，由此造成了嚴重後果。不分東西南北，不分自然條件和耕作習慣，用大寨這樣一個典型的經驗硬性指導農村所有地區和不同行業的各項工作，搞生搬硬套，強迫命令，瞎指揮，一哄而起，形式主義，這樣的錯誤絕對不要再重犯了。這個文件，算是對“農業學大寨”運動有了一個實事求是的明確結論。

後來，隨著中國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農村人民公社的被取消，“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喧囂了15、6年後壽終正寢。災難過去了，但災難何以産生以及如何杜絕災難的重演，應該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去深思。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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