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政黨是具有共同信念並力求予以實現的政治團體。就其性質與宗旨而言，無論於臺上或台下，都必然要干預政事。這是因爲，政治是一種治國安民的理念與權職，具有引導、操控、並影響國計民生的作用。不同的政黨，對引導社會治理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理念和方針策略。古代封建王朝，實施的是寡人政治（或曰王黨專政）。一言堂上，君臨天下，捨得一身剮者，方敢直言進諫。威嚴固然是威嚴了，但王朝少則三五十年，多則數百年，也就沈屙不起，一命嗚呼了。之所以如此，只因閉目塞聽而一意孤行也。

隨著時代的演變，社會於動亂中曲折延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社會面貌日新月異。但世事既相關也相悖：利與弊共生，得與失相容，比較而言，在政治體制及其結構的革新上，則顯得猶豫遲緩。而這，與執政黨、參政黨可說都不無關係。對此，我僅就參政黨的政黨意識與諍友精神，來作一點小小議論。

“政黨意識”是每個黨派應有的自我確認――就像一個人的強調自我，用以區別於他人。譬如“民主促進會”，便正如其名稱所宣示：乃一心於民主政治之促進也。爲此，須得一要有諍言精神，二要有實幹不懈。政黨有著擁戴它的階層和群體，並代表其利益。政黨成員應明確認識本黨派不同於其他黨派的理念與特性（宗旨綱領與組織方式）。回顧上世紀四十年代，各界人士秉承“五四”傳統，高舉“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內戰”大旗，從政界、知識界、工商界紛紛湧出，組織了代表不同階層的政黨，不畏迫害，不怕犧牲，爲打倒腐敗專制，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民主黨派在彼時的情狀，可說是生龍活虎，各具特色。譬如馬敘倫、王紹鏊、雷潔瓊等人，出於愛國憂民，在文化教育界組織“民主促進會”，喊出了口號：“反饑餓，反內戰，爭民主！”那曾是何等的壯舉，何等的激奮人心！1946年6月23日，馬敘倫先生率領上海各界人民團體代表前往南京與政府交涉，雖年逾花甲而義無反顧。此去如何？明知舉步即蹈李公朴、聞一多之後，但先生抱必死之志，惟求喚起民衆，惟求促進民主！車抵下關，果遭特務襲擊，頭破，血流如注。先生不顧傷痛，凜然作聲，痛斥反動派倒行逆施，禍國殃民。衆怒難犯，小丑喪膽，流血現場竟成揭露控訴大會。各報以頭條新聞報導，是反內戰爭民主的有力號召。可見，彼時民主黨派之“政黨意識”，並非只寫在紙上，挂在嘴邊，說說而已。有宗旨有目標，它植根於黨派成員思想之中，並見諸於悲烈壯行。從此一事例，亦不難看出，“民進”前輩們的信念、熱血與意志――爲未來民主中國之大業，不惜流血犧牲，只求奮力促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有過一段同舟共濟的精誠合作，爲未來民主政治的誕生，戰鬥於同一條塹壕，是“戰友”的關係。爲了團結對敵，對民主黨派，共產黨還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但，之後由於極左路線泛濫，全國政治運動不斷，亂象頻仍，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更屢遭衝擊，被當作“反動分子”、“牛鬼蛇神”批鬥而一蹶不振。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決策，社會方才由亂而治，開始復蘇並納入了發展的軌道。

歷史的教訓是沈痛深刻的。教訓之一：根據權力腐敗的規律，權力必須要有約束與制衡。而民主黨派的存在，便理應起到這樣的作用。爲此，周恩來曾說過：民主黨派要成爲共產黨的諍友――也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諍者，直言忠告而無所忌諱也。俗話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與那些阿諛奉承者相比，雖不悅耳，卻是錚錚有聲，一如晨鍾暮鼓，使執政者有所警覺省悟。古代的且不說了，試看近代以來，剛正不阿，敢於諍言者，皆是卓立不凡，令人歎服的。譬如章太炎，以大勳章爲扇墜，笑謔斥責袁大總統；譬如梁漱溟，爲農民請命，敢於當衆與毛澤東抗辯；譬如馬寅初，雖屢遭批鬥仍堅持一已之“新人口論“；譬如呂熒，當衆口囂囂――以郭沫若爲首的學者大師們口誅筆伐胡風之時，惟獨他挺身而出，爲之申辯，最終冤死於獄中。此等人士，于彼時曆盡磨難，受盡侮弄卻終不改悔；於今日則霧散日出，顯見其獨立之傲骨與真知卓識。可見，是屈膝於權勢而背棄良知，還是堅持信念以抗爭強暴，此便是或駡名遺世，或千古流芳之有別也。

教訓之二：既是政黨，理應參與政事，便不可無“政黨意識”與“諍言精神”。時至今日，“井繩效應”仍在起作用。一些黨派成員在歷史陰影下依舊心有餘悸，不敢暢言，更不敢有諍言。看起來是“接受教訓”了，其實不然。我們說的“教訓”，指的是“錯誤地接受教訓”，因而心懷忐忑，畏首畏尾。時代在變，形勢在變――全球一體化的格局，民主與人權的覺醒與訴求已漸成氣候，決非哪個大人物所能逆轉的，而這便是國際與國內的形勢背景。經濟市場化進程的結果，使社會必然更趨於開放、透明和民主。但，會有不同的階段和艱難的過渡，會有種種曲折反復與障礙。這就需要全社會的同心合力，特別需要參與政事的各黨派的積極介入。各黨派多以“民主”二字爲冠名，這便理當名符其實，發揚民主精神，敢想敢說敢爲，對目前政治領域中存在的諸多嚴峻問題，（如以黨代政、瀆職失職、貪污腐敗、司法不公、權力濫用、監督不力，等等。）利用人大、政協提案與講壇，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場合機會，責無旁貸地進行督察、揭露、建言和批評。倘若不是這樣，倘若對此見怪不怪，明哲以自保，爲既得之眼前小利而一味地附和與讚頌，那末，“民主黨派”在今日，實在是只有讓人質疑：是否還有存在下去之必要。

在中國，黨派可說是政治稀缺資源。這是因爲，一方面它相對說來數量甚少。（八個黨派才幾十萬人，比起執政黨的數千萬之衆，可說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黨派若能勵精圖治有所革新，則可能發揮的效用及其潛在能量必不容低估――這既是形勢和改革的需要，也是政黨使命之必然。在中國，政經體制的深層次改革，取決於三種因素，一是執黨政內部有此種自覺的要求，並以此作爲動力，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民主政治進程；二是執政黨之外的因素（其他各黨派理應是主要力量）的推動與促進；三是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與作用。只是問題在於，當前各黨派還沒有能夠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它們更多地陷沒於機關事務和社會服務的冗瑣之中，而將干預政事，政治監督的大事要務――將一個真正的政黨所應該具有的“政黨意識”與“諍言精神”，有意無意地捨棄了。　　　　　　　

6/27/2004 5:30 AM

轉載自《議報》155期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