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在一個詩人的書桌上，我發現了這樣一張照片：一個老頭傴僂著腰，面色被風沙打得通紅，背負一袋白色的重物，艱難地往山上行走。他兩手粗糙、沈重地壓在膝蓋上，背綁的繩索由於太長而繞前胸幾周。衣服襤褸，發黃的暖帽下是一雙呆滯無神的眼睛。沒有人知道，老人默默地爬行在山道上時心裏想什麽？甚至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麽？詩人只說他家在甘肅隴縣，今年57歲，往山頂一個叫龍門洞的廟上送沙子，每趟只值一塊錢！

這就是紅旗下中國農民的生存處境：背負著饑謹的威脅，忍受著貪官的盤剝，在兵災禍亂、水旱蝗害中苦苦煎熬的結果不過是收穫著無數的歧視和嘲弄。

是誰將他們推向悲哀的深處？是誰在冥冥中啓動了一隻不懷好意的手，使他們在看不見的絕望、煩悶和精神麻痹中度過悲慘的一生？是誰賦予了城市一份掠奪之權，而後又一勞永逸地保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今天，當我面對這樣一張普通的黑白照片，良知的絞架高高豎立，我這樣責問自己：比起這個背沙子的老人，我哪一樣比他更高貴？憑什麽忍受風霜凍餒、背負苛捐雜稅的不是我而是他？城市裏那些衣冠楚楚、自以爲高人一等的貴族老爺、小姐惡少們，究竟有什麽資格嘲笑這些默不作聲的勞動者？難道僅僅因爲他出生在鄉下，你出生在城裏？但那不是他的錯，錯在他的父母，甚至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父母。正像你養尊處優，與你自己的智慧無關，只說明你的父母恰好是在一堆城市的棉絮裏做愛罷了。而在一個自由、平等、充滿人道的社會裏，一個人不會因爲出身、膚色、職業、官位、性別的不同而命途各異。

我們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淺薄的同情也不能使老頭肩頭的沈沙減輕，甚至連篇累牘的文章也不會使一個崇尚等級秩序的國家制度從此變得平等，但對一個從事人文寫作的、生命尊嚴的捍衛者來說，我有權說出我在享用糧食後的恥辱。托爾斯泰面對俄國農奴纖草般的生命，曾這樣懺悔：“我們依仗自己的權利去享用人民的勞動而不承擔任何義務，在製作精神食糧時完全忽視了我們的活動所應負的唯一使命”，“我們教會了他們什麽，現在又教給他們什麽呢？他們期待過幾年、幾十年、幾百年……而我們總是在閒談，互相指教，互相娛悅；而對於他們，我們甚至忘得一乾二淨！”魯迅因爲“一件小事”而將自己置於道德的拱架下烘烤，“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現代史上有誰像他那樣將無數悲憫的想象投向那些在黑暗的境遇裏輾轉呼號的農民？胡風可以看作是這一精神傳統的直接承繼人。他說：“糊糊塗塗地生存，亂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種出糧食，養出畜類，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隻腳的暴君底威力下面。”這是一個沐浴過大師輝光的思想者在讀完《生死場》後對農民命運的沈痛描述。

然而，我們的當代作家卻全然忘卻了這一“守望麥田”的寶貴傳統。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生活。他們被突如其來的巨變嚇得半死，從此放棄了“宏大敍事”。私人寫作是什麽？私人寫作就是作家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露出溫軟的胴體，撫摸著波浪般的曲線、嘴裏發出喑喑嗚嗚的聲音記錄。葉夫圖申科在《提前撰寫的自傳》裏，曾這樣描述他的詩由漂亮的形式轉向對底層苦難的直接介入。他說，他的第一本詩集《探索未來的人》出版後，受到報刊界的一致好評。但當他走進書店的時候，發現他的一排排詩集原封未動。

有一個小夥子翻看櫃檯上的詩集，突然也走到我的小冊子跟前。我懷著一種希望愣住了。小夥子翻了翻書，然後歎了一口氣，把書放在了大堆上。“不要”，他對女售貨員說，“這些東西難道叫詩——是鼓聲！”

這件事對他震動很大，從此他明白了：“真正的詩歌，絕不是一輛在封閉的圈子裏賓士的汽車，而是一輛“救急”車，它賓士的目的是爲了救人”。然而我們的詩集被人民像垃圾一樣抛棄時，卻並沒有使我們的詩人“感到震驚”，他們反而咄咄逼人地喝問讀者，你們的素質爲什麽這麽低？爲什麽不圍著我們簽名？吻我們走過的塵土？然而他們什麽時候問過自己，他們爲什麽要花錢買一本與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詩集”？

這幾年甚囂塵上的“後現代主義”也是這一風氣的直接鼓噪者。他們秘密地接受了權貴的指令，假裝“啓蒙”已經過時，自由、平等的理念不需要重新普及。只要拾上幾筐西方“解構”的牙唾，會背幾聲德裏達、羅蘭•巴特的咳嗽就足以使他們評上職稱、分到房子了。至於農民如何交納“提留款”，鄉幹部的手銬和腳鐐是怎樣嚴厲地套在農民身上，“公檢法”的收糧車一到、他們爲什麽要拖家帶口、埋伏於青紗帳和甘蔗林，就不是這些裝聾作啞的學者、教授所感興趣的了。

然而，當我們放眼北望、將目光投向俄羅斯那廣袤的草場，卻頓然發現我們的“超脫”不過是自私的代稱，我們的“解構”不過是無恥的變種，我們吃茶喝酒、種花養鳥的小品文不是溫柔敦厚，而是陽痿早泄、陰腎兩虧後的裝腔作勢。

幾乎整個人類二十世紀的苦難都集結在了這裏。在動蕩的莫斯科、在陰霾四布的彼得格勒、在寒冷和冰雪覆蓋的西伯利亞，囚徒的眼淚彙集成另一道伏爾加河沖過獨裁者的宮殿，帝國的大廈在度過七十個罪惡的春秋以後像紙房子一樣在自由的“烏拉”聲中坍塌。那兒，無數的農奴遭到屠戮，無數的作家被迫放逐，無數的作品被查封，無數的平民被監禁，但俄羅斯偉大的詩魂們沒有一刻停止過躍動。他們的心在滴血，但從沒有放棄愛的抗爭。是什麽樣的深沈憂憤使大詩人謝甫琴科終生行走在烏克蘭苦難的夢中？請讀一讀他在伏爾加河上聽完自學成才的俄羅斯小提手的演奏後所寫的“記聞”：

感謝你，戴著農奴枷鎖的帕格尼尼，感謝你，萍水相逢的朋友，高尚的人！你那把可愛的小提琴奏出了一顆受淩辱的農奴心靈的悲咽，它和千百萬顆農奴心靈的悠長、憂鬱而又深沈的悲咽匯合在一起……

涅克拉索夫以他全部的詩作申說著這樣一個真理：即出身和教育不是修養，一個詩人必須具備對被侮辱被損害者關切的修養，對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豪族財主們痛恨的修養。因而士兵的母親，走路唱歌的貨郎，用驚奇的小眼睛緊貼茅屋罅縫的農民孩子成了他筆下最高貴的意象。勃洛克被人們認爲是一個“惡魔般的抒情詩人”，他曾經用相當的篇幅讚美女人“尖尖的鞋後跟”，但正是這樣一個帶有“頹廢”傾向的詩人，卻滿蘸濃釅的悲憫，寫下如此激動人心的詩行：“在饑餓和痛苦的煎熬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什麽時候莊稼才能抽穗/忍受屈辱的人民才能松一口氣？”

蘇俄曾是我們的朋友，也是老師。今天，當我們重新閱讀那片被苦難浸泡的土地、以及棲居於其上的人們那淚痕澆透而抗爭不息的心靈時，我們的良知是否會因共振而發生些微的顫動？當有一天，田野大片荒蕪，地裏已不再長出稻草和禾苗，我們是否會爲每一株莊稼的憤怒而接受良知的最後質問？

(7/19/2004)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