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郭麗英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楊汝霆的妻子

楊汝霆，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遇難時41歲；生前爲北京第一機床廠電器廠行政科副科長；6月3日遇難，右臂和肺中彈；現骨灰安葬於北京溫泉公墓。

89年6月3日晚，天氣悶熱，晚23點20分左右，汝霆洗澡後換了一身新的白色彈力背心，白色短褲，穿著拖鞋到街門口乘涼；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後來，我聽到外面有槍聲，就起來尋找丈夫。我到了院子裏，聽院裏的鄰居講，他們看到汝霆剛剛推了自行車出門。我想去找他，就向胡同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條，街上群眾勸說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槍聲激烈，出去有危險。他們勸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親屬們找了很多醫院，最後在北京兒童醫院太平間找到了他的屍體。汝霆是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中彈的，他連中兩彈，一顆射入肺部，一顆射斷骼膊；射入肺部的子彈在背部出口處炸開。他中彈後被民眾送到北京兒童醫院搶救，但沒有救活。現骨灰安葬在北京溫泉公墓。

我丈夫遇難時，孩子才11歲，上小學五年級（奮鬥小學）；老公公年邁體弱患腦血栓，至今仍在醫院治療，生活的重擔壓得我患嚴重高血壓和心臟病。在單位同事和親屬朋友們熱情關懷幫助下，在社會各界及海外廣大學者朋友們的無私幫助下，我度過了十個年頭。我盼望政府能給予一個公道的結論。

郭麗英1999.1.21

張樹森的證詞：“六。四”遇難者陳來順的母親

陳來順，男，1966年3月2日生，遇難時23歲；生前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89級新聞系在校本科生；89年6月4日淩晨2時左右，在人民大會堂西側小平房頂上頭部左側中彈遇難；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金山陵園（南二區三排四號）。

89年6月3日晚6時左右，陳來順與其大姐陳秀英一同離家至崇文門地鐵處分手，此時北京情況已很緊張，大姐怕出事，勸來順不要出去，來順說要回學校交論文、取畢業照片，他沒有隨大姐回家。當時陳來順背了一個深駝色書包，包內裝有論文草稿和照相機等物品。因當時交通嚴重堵塞沒有公共汽車，陳來順步行繞道走到美術館附近，遇上一位中學時的同學，倆人相約到他同學家裏聊天下棋。據後來同學講，到晚上11時左右，他們聽同學家鄰居講，外邊解放軍開槍打人了。陳來順和他的同學不相信這是真的，以搞新聞攝影專業爲自己事業的陳來順背起書包與同學一起走出了家門，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西側，正遇戒嚴部隊開槍掃射。當時聚集在大會堂附近的學生和市民慌亂得到處躲藏，陳來順和他的同學被密集的人群擁擠得無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兩間小平房（現在這裏是一個很大的廣告牌，當時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廣告牌的後面）的頂上蹲著，戒嚴部隊見平房頂上有人，就向上面開槍，陳來順沒有逃開戒嚴部隊的子彈，頭部左側中“炸子”。當時被民眾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不治身亡。

我有四個孩子，但只有來順一個上了大學，我們是省吃儉用供他上學的，不想災難落到了我們頭上。來順被槍殺後，沒有人（組織、領導）來關心慰問過我們，反而每當“六。四”、清明節、農曆七月十五、農曆十月初一等節日，便有人監視我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來，我們的身心被失去兒子、思念親人的痛苦所折磨，受到嚴重的傷害；隨之是冠心病、糖尿病、白內障、胃部時常不適等病症接踵而至，我是來順的媽媽，每當祭祀的日子到來，我便幾日不思飲食，淚水相伴度過那思念兒子的日日夜夜。

張樹森1999.1.31

尤維潔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楊明湖的遺孀

楊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難時42歲；生前爲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89年6月4日淩晨2時左右，於南池子受槍傷，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6月6日8時於北京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骨灰存放於西郊萬安公墓。

楊明湖6月4日清晨1點離家，當時我和他聽到槍聲一起下樓，聽鄰居從西單回來說起大街上發生的情況，楊明湖很擔心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決定去看看。他不相信人民軍隊會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騎車離家到了天安門西側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東長安街的馬路邊。將近兩點半左右，從公安部大院沖出來的戒嚴部隊向群眾開槍，楊明湖中彈了，3點多他由群眾用平板車送至同仁醫院。他受傷的部位在膀胱，被打成了幾片，骨盆炸成一個大洞，粉碎性骨折，醫院只對膀胱縫合，骨盆處由於是粉碎性骨折，有些毛細管找不到，醫生已無法給他做手術。楊明湖在醫院裏同死神搏鬥了兩天兩夜，在這段時間裏，他一邊輸血，一邊流血，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於6月6日8時死亡。臨終時他用微弱的聲音深懷歉意地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別的話已無力說下去了。

楊明湖帶著很多遺憾而死，他正值壯年，有許多事需要他做，尤其是對我們的家庭造成巨大打擊，我們有一個當時尚年幼的孩子，需要我們共同撫養教育，現在這一重擔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孩子過早失去了父愛，過早地承受了不應該由他承受的心靈創傷。當時我的孩子尚未滿五歲，正值啓蒙階段，父親的教育對於他來說將永遠不存在了。我所在工廠經濟效益不好，工廠轉行，對於我來說，獨自承擔孩子的成長教育其艱難是難以言喻的。“六。四”這一血的事實讓我震驚，對於政府用這一殘酷暴虐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國民我深感憤慨！

尤維潔1999.1.28

黃金平的證詞：“六。四”遇難者楊燕聲的遺孀

楊燕聲，男，1959年2月27日生，遇難時30歲；生前爲《中國體育報社》編輯部電腦室職員；89年6月4日7時在正義路搶救傷員中彈，子彈射入肝部，於體內炸開，不治身亡。

89年6月4日早5點多，當我們都酣睡時，忽聽有人敲門：“燕聲，燕聲，外面開槍了！”我聽燕聲罵了一句：“真是法西斯！”又過了一會，我回頭找他時，他已經離家騎車走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去竟成永訣。楊燕聲4日淩晨騎車至正義路，那裏還在開槍，路邊站著很多人。這時開來一輛卡車，車上的士兵向路邊的群眾開槍，人們都爬下了，燕聲也爬在那兒。這時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傷了！”燕聲站起來，要去救那個人，可就在他站起來奔向呼救的人時，狠毒的子彈向他射來，打中了他的肝部。他倒下了，用微弱的聲音告訴周圍的人：“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在周圍的人中有北京醫院的大夫，他們目睹了這一切，並和周圍的人用三輪車將燕聲送到他所在的醫院，立刻送到手術臺搶救。醫生打開傷口，發現子彈在體內炸開了，這是中了炸子！因流血過多，已無法搶救了。北京醫院的大夫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我們。

我永遠失去了初戀的丈夫，孩子永遠失去了愛他的父親。那時，孩子只有一歲八個月。當孩子三歲時，提出了我有父親嗎？他是多麽渴望見到父親啊！我們母子相依爲命艱難生活著。沈重的生活負擔都由我一人承受著。孩子還特別懂事，從來不要東西，有時，我想給他買，他就說：媽媽，我不要，不要！留著錢交房費、電費、水費吧！就這樣爲了支撐家裏的開銷，我不得不再找一份兼職工作。

孩子的追問，催我淚下，我強忍的心在流血；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只有逃避麻痹自己，過著非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我作爲“六。四”難屬，不僅得不到政府的絲毫安撫，反而受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不能離開工作崗位，警察都要來我家裏“打招呼”。這些年來，我逐漸懂得，像我們這樣的“六。四”難屬，唯有將痛苦埋在心裏，堅強地面對人生！

黃金平1999.1.30

鄺滌清的證詞：“六。四”遇難者鄺敏的父親

鄺敏，男，1962年11月3日出生，遇難時27歲；生前爲北京叉車總廠生産技術科專職技術員；89年6月3日夜，於北京木樨地遇難，子彈從背後射入，射穿肝部；骨灰一直存放在家裏。

我兒鄺敏，89年6月3日夜間在北京木樨地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年僅27歲。他80年就讀於北京工業大學機械系，84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叉車總廠工作，生前爲廠生産技術科專職技術員。叉車總廠地處軍事博物館南面的蓮花池，而我家在月壇南街，每天上下班必須經過木樨地橫跨長安街。我本人因工作任務，當時正在天津郊區靜海縣出差，兒子遇難後6月5日接單位電話後，於6月6日趕回北京。據兒媳說，89年5月下旬以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市民上街支援學生運動，兒子夫婦倆每天下班後都時間或長或短地與地段市民們逗留於木樨地一帶。6月3日夜被進城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沖散、追殺，兒子是在附近的水利醫院死亡的。後屍體由電力醫院的車子於6月4日轉送到豐台醫院。6月8日我在豐台醫院太平間看了一眼兒子的面孔就哭得死去活來，同行者把我拉開後，叉車廠工會幹部和兒子的同學給我兒子換衣服時，對屍體正反兩面都拍了照片。據他們事後告訴我，子彈從背後射入，穿透肝部，從前面出來，入口小，出口很大，說明中的是炸子。6月9日去八寶山火化埸瞭解情況，見有駐軍把守，說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死亡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也有人傳言說，一些遇難的人是裹著屍體謊稱車禍才得以火化的。我堅決不肯這樣辦理。蒼天有眼，是劊子手殺害了我兒子，難道還要我去替劊子手掩蓋罪行？不讓火化，就讓屍體永遠停在醫院太平間！

到了6月12日下午，我接到電力醫院通知，說公安局通知要求在兩天內必須火化。我才如實寫了個死亡簡要說明，於6月13日辦手續火化。至今我仍然把兒子的骨灰保存在家裏。叉車總廠事後給我1000元補助，我沒有要。

我32歲離婚，兒子成了我相依爲命的獨生子。他87年結婚，尚未生兒育女，傾刻間一個三口之家，兒子死了，兒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這個70歲的孤老頭，收入低，且肺氣腫纏身，風燭殘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託付誰？專制獨裁者傷天害理呀！

鄺滌清1999.2.1

張振霞的證詞：“六。四”遇難者軋愛國的母親

軋愛國，男，1967年1月10出生，遇難時22歲；生前待業；89年6月3日晚22時中彈，腦幹貫通傷；骨灰安葬於老家天津。

89年6月3日，我孩子出去買肉回來，叫我給他包餃子吃，隨後他就找他的女朋友出去買鞋，說明天出去玩。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一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6月3日的夜裏，政府的軍隊真的開始殺人啦！槍子滿天飛。我當時在公主墳，我要去找孩子，可人山人海，到哪兒去找啊！於是我就先回到家裏。第二天是6月4日，孩子沒有回來，那可怎麽辦呢？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於是我就找來孩子的同學和朋友，求他們到各大醫院去找，我自己也出去找。我去到海軍醫院，人家說只管查活著的，死了的就不管查。看來死了的就沒有地方找了！慘無人道！難道集體給燒了？我到水利醫院、304醫院、人民醫院都去找了，特別是人民醫院，那裏屍體都沒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裝了放到車庫裏邊，什麽樣的慘狀都有啊！大人、小孩、青年人、男的、女的，都看不清臉啦！我費了半天勁還是沒有找到我的孩子。這一天又過去了。

到了5日那天，我說去301醫院看看吧，結果我的孩子還真的在那兒，躺在冰櫃裏，醫院保存的還很完整，醫生說是腦幹貫通，沒有搶救過來。等他們告訴我的時候，我昏死過去好半天。我那天真活潑的孩子，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的槍殺啦！他們殺死了那麽多中華兒女，是誰家的人誰不心疼啊！執政者犯下了血腥罪行，他們就是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孩子的骨灰起先存放在八寶山骨灰堂，每年的清明節、“六。四”祭日我們都去看孩子。記得在91年，我和老伴還有孩子的女朋友一起去看孩子，我們只不過在那兒坐了一會，公安人員就把我們帶到派出所去了，審問我們，想把我們三人驅散，怕我們鬧事；最後又叫我們看彩電，給“三五”牌煙吸，真不知他們存什麽心。他們做了虧心事心虛，我在地上用樹枝寫了幾句話“紙筆千年會說話，子孫萬代要報仇！”他們就問我們向誰報仇？我說誰殺了我的孩子我就找誰報仇，到最後不了了之，就把我們送回家了。

我家以前是個歡樂的家庭，我看著我的兩個兒子別提多高興啦，他們都有女朋友，彼此可好著呢。自89年“六。四”後，我們全家生活得就沒有任何意思了，簡直是度日如年，我的神經受了刺激，半年沒有上班，得了神經性高血壓；我的丈夫得了心臟病快十年啦，我們熬過了一個又一個痛徹心肺的時刻，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艱辛困苦的歲月。現在我想開了，如果我要是死了，誰還給我兒子申冤？我還要保重身體活下去，我要和他們評理！我就不信世界那麽大就沒有說理的地方，我要和他們抗爭到底，討回人間的公道，要不我對不起那含冤於九泉的兒子！

孩子的骨灰在八寶山存放了三年後，我們送回老家去了，我這裏有301醫院的醫生證明，還有死亡報告單和死亡診斷書，證明槍傷腦幹貫通，還有我兒子的照片。當時的血衣、手表、身份證，我看著難受就都燒了。

張振霞1999.2

尹敏的證詞：“六。四”遇難葉偉航的母親

葉偉航，男，1770年2月10生於北京，遇難時年僅19歲零4個月；生前爲北京57中高三。二班學生；於4日淩晨2時左右，在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100米處宿舍樓前街心花園遇難，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骨灰存放於家中臥室。

89年6月3日晚9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開始了大規模的屠殺，全世界人民被這一慘無人寰的血腥屠殺而震驚！

我是醫生，當時我正在給一患高燒的小孩看病，我在患者家裏六樓看見對面我家兒子正在燈下復習功課，因爲已進入緊張的高考復習階段，看到兒子那樣專心，我心中感到無限的安穩和自信，萬沒想到這一隔樓相望卻成爲我們最後的永別！無奈這無情的槍聲震撼了年青的心靈，我孩子放下手中復習的語文課──《紀念劉和珍君》，於4日0點15分騎自行車離家前去木樨地（事後我的同事告訴我這個時間），6月4日淩晨2時左右，我兒子中彈後，由四個年青人輪換背著他送到海軍總醫院外科（日後外科大夫告訴我此情況）搶救。我兒子身中三槍，槍傷部位：左臂貫通傷、右胸及後腦部閉合傷；經大夫奮力搶救無效死亡，那年他年僅19歲！

於當時的情況，我們無法確知兒子遇難的地點，但事隔幾月，我夢中夢見了兒子遇難的地方，爲了證實，第二天上午我前去尋找，果然與我夢中情景相同──木樨地車站路北往東100米一宿舍樓前街心花園處，（現已拆除，已成立交橋），因此我便確定此處爲我兒子遇難地。

兒子遇難後，我不忍心將他放在荒涼的土地上，爲了相互慰藉孤獨的心靈，火化後，我把兒子的骨灰放置在我的臥室中，我可以經常與兒子聊聊心中的苦悶、思念之情，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

我兒子在學校裏品學兼優，很受同學和老師信任，是班裏的一個好學生、好幹部。他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未來。兒子突然離去，猶如晴天霹靂，我們的心在流血，親人陷入萬分痛苦之中。這樣沈重的打擊，我們難以承受，精神和心靈的創傷難以癒合。十年來，我們苦苦掙扎，爲了給孩子討回公正，我們呼喚有良知的人們，運用法律來維護人間的正義；還曆史以本來面目，嚴懲殺人兇手，以告慰遇難親人的在天之靈！

尹敏1999.2.1

──轉自《北京之春》04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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