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一、宏觀歷史中的89定位

從宏觀歷史的層面上看，八九事件是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與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適應而發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有許多。比如：1、殖民地時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精神，與殖民者帶來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衝突；2、建國時期的美國，開拓者的文化精神與宗主國大英帝國的法律制度的衝突；3、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工業地區的制度要求與南方的種植園文化的衝突；4、二戰後，蘇聯帝國強加在原東歐各國身上的政權形式，與它本身政治文化的衝突；5、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維政權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衝突；6、20世紀下半期的蘇聯，西方文化與傳統宗教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與蘇共統治的衝突；……等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凡是存在政治文化與法律制度“不和諧”、“不適應”的地方，必定會發生尋求“和諧”與“適應”的運動。如果這種不和諧是系統性的，革命或戰爭就不可避免。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要麽是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順服的文化精神，要麽是頑強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與“腳趾”的關係——要麽是生長的腳趾戳破鞋子的禁錮，要麽是頑強的鞋子扭曲了腳趾的骨骼。它們之間既存在尖銳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實現和平轉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受了“麥氏憲法”而又頑強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

用這樣一種社會歷史觀去關照1989年的事件，我們會發現，比起上述任何一個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動蕩，中國的事件並不十分特別。

二、專制政治下的“免費大餐”

在西方人眼裏，所謂“八九民運”是一場簡單的“國家與社會”的對抗。但是，在事實上卻不那麽簡單。因爲在一黨專政國家裏，“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是並列與對峙的關系，而是“國家”包容“社會”的關係。在中國，西方人視野中的“社會”——企業、商店、學校、醫院、新聞單位、社區和民主黨派，總之，從幼稚園到火葬場，都是在執政黨黨支部的領導下工作，領取國家工資，歸口對政府的某部負責。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呼聲，不是像民主國家那樣——通過不同政黨的代言人及其媒體發表，而是通過共產黨內部的派別、山頭、勢力範圍，以黨國元老、政府要人或各自把持的部門的聲音表達出來。因而，雖然是一黨執政，實際上是一黨外殼下的多黨並存。通常政黨競爭的規則，被黨內鬥爭與政府部門間的齷齪所掩蓋。雖然他們總體上都不欲改變現存政治格局和權力配置關係，但在社會政策、經濟改革方略和政治寬容度方面，確有著相當於“多黨制”國家裏不同黨派的明顯的差別。這些差別在重大的歷史關頭，往往會演變成激烈的黨內鬥爭。當十年改革造成國家權威衰退，政府的效能降低，權力結構重新調整的時期，它的內部更是醞釀著巨大的矛盾和衝突。

事實證明，八九民運能以空前的規模出籠，並長時間持續，與上述中國政治特色是不可分的。而胡耀邦的去世，正象徵著代表一定人口和價值集團在政權內佔據板塊的空缺。

建立了這一概念之後，我們就能理解：

——運動所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的訴求，爲什麽會爲等待清算“改革派”的左派所樂見？

——北京市陳希同在促使鄧小平發表“4、25講話”以後，爲什麽卻沒有採取有力措施制止“4、27大遊行”？

——新聞單位的總編們爲什麽始而嚴控報紙對學運的報道，繼而親自拼湊民運的事況？

而在1989年4－5月間的街頭，有數十萬人的遊行是以單位爲建制而進行的，有數以百計黨政機關及其事業、企業單位打出了單位的旗幟；天津的學生不在天津地面上鬧事，而被默許進京；而在上海市委，黨政機關幹部上街遊行時，江澤民的“愛將”陳至立站在二樓的陽臺上向出發的隊伍揮手致意……

在5月13日至19日的絕食期間，全國66個城市121萬人次上街遊行，80多所外地高校約5萬學生來京聲援。他們均享受了免費優待的乘車待遇。在元老們已經作出戒嚴決定，各地部隊已經向北京開進時，僅5月19日當天，就有30多個省市院校的2萬多名學生分乘23趟列車進京。

5月16日淩晨，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對廣場學生發表廣播講話：“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希望同學們儘快返回學校。也希望學校老師、領導和家長做好勸說工作，動員同學們回校。”這個講話在廣場一連播送了20遍。爲回應“兩辦”的“號召”，當日，北京新聞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企業界及民盟等單位10萬人次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中央民族學院三四十名青年教師組成的絕食團也開進天安門廣場；北京大學140名教授就南京大學教師倡議發表《聲明》，敦請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辭職；同時，北大朱德熙等10位教授，也發表了請政府更正對學潮定性的《緊急呼籲書》。該校青年教師還成立了“教師後援團”，協助學生與社會各界的聯繫工作，與政府進行溝通，爲年高體弱，行動不便的老教授提供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方便。北京以外地區上街遊行人數也逾十萬，波及20餘個城市，近百所高校、絕食學生增加到1200名。

與此同時，政府組織的大量援助物資也以各種名目運抵廣場，據陳希同報告稱，在這些援助中，光是草帽就有6000頂，而1000條棉被則是從北京軍區調運來的。不僅如此，他們還爲沒有廁所的天安門廣場搭起了臨時廁所。5月18日大雨前，就從公交總公司抽調了78輛大客車，——這種種的援助，難道不都是有利於讓學生在廣場長期作戰的舉措？而一旦黨內鬥爭有了結果，這些支援的單位立即變成了“維持秩序工作隊”……

在軍內，毛時代就存在著軍隊“職業派”軍人與“政工派”軍人之間的勢力抵牾再次暴露於眾。在趙紫陽任總書記，對軍隊實行自收自支、自負盈虧的“承包制”期間，軍隊職業派軍人的雄心大受挫傷，在經濟上面臨的捉襟見肘的狀況。據消息人士稱，當調兵的命令發出時，這些部隊很樂於把那些破破爛爛的卡車開到街頭展覽，並有意讓它們熄火。從而爲“身份不明”者的縱火焚燒提供了現成的燃具，客觀上爲所謂“反革命暴亂”提供了依據。據陳希同的報告稱，在6月3日到4日兩天損毀的1200多台車輛中，有1000多輛就是這種軍車。

“六四”後，中共黨內也曾提出追究：爲什麽會死那麽多人？據說，軍隊公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們沒有錢買橡皮子彈！

三、八九民運的“灰色地帶”

凡對八九民運中的真正“社會”進行過仔細研究的人都發現，他們的狀況比“國家”更爲複雜。在德國萊茵筆會和亞琛八九學社編輯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八九民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紀實》一書中，十分詳盡地記敍了學運起仆的過程，與內部操作的特徵；芝加哥大學的趙鼎新教授，則從社會學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學運的無意識和潛意識層面。而另一位知名作家，則以文學的筆觸描述了知識群體與民眾行爲的複雜內涵。這裏不妨引用幾段：“……十年改革解除了共產黨對知識份子長達30年的迫害並迅速地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使他們恢復了自信，甚至達到一定程度的自寵自傲。傳統的追求作爲的功名之心加上現代人尋找人生意義的內心煎熬，使得中國的知識精英普遍具有一種渴望轟轟烈烈垂名青史的救世情結。一旦在正常途徑上陷入失望，遇到挫折，或者僅僅是耐不住寂寞，這種情緒便會化做造反的動力。‘六四’前的中國政治改革遲遲不動，經濟改革膠著停滯，而隨改革出現的弊病又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知識份子急於發難是不難理解的。”——這裏大致說的是民間知識份子的狀況在“反叛”的知識份子那裏，作家指出，“也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功利動機，甚至可以說，這種個人功利主義是引發’六四’”的直接原因之一。‘六四’前頗有些知識精英有意無意地追求成爲有國際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見者’.……’持不同政見者’……成了一條收益大於代價的捷徑。尤其西方輿論對‘持不同政見者’情有獨鍾，一旦在西方挂上號，就取得了更大的人生保險，也有了走向世界舞臺的階梯。所以，’持不同政見者’不僅是一種角色，也成了一種資源。它無需真才實學和艱苦的專業進取，也不必等待漫長無際的循序漸進，卻同樣可以謀生、出名、有錢、出國、吸引異性、進入歷史甚至登上頂峰。瓦文薩是一個榜樣，如果不是‘持不同政見’的路，從電工到總統要走多少年？又有沒有希望走通呢？就這樣，……從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開始，’對著幹’就一浪高過一浪，最終成爲‘六四’運動的引信。“

在學生方面，這位作家不否認他們具有“改造社會”和“同情疾苦”的真誠理想主義的一面，“然而，就總體而言，這代青年的基調是自我中心和享樂至上”。“相當一部分學生與其說是由於憂國憂民投入運動，莫如說更多地出於浪漫、遊戲欲或攀比格局。舉世矚目的氛圍能增加他們的榮譽感，使狹隘的個人主義一時融彙進集體事業的淨化與昇華中。一躍成爲社會命運的決定者（儘管是錯覺）也能産生一種神聖感，使他們在不少方面表現出超常的熱情、勇敢、勤奮和紀律。”但吸引他們的是“天安門廣場野遊式的露營、月下歌舞、不勞而獲的募捐和分配未來政權職位的說夢”。“學生領袖們則在相當程度上陷在拉山頭、打派仗、搶風頭之中，彼此封鎖資源、互相猜忌、各搞一套。”

在市民、社會青年和工農群眾方面，這位作家認爲：“除了發泄情緒，很難看出有什麽理性因素。”他們或許對“學生充滿真誠的同情”，而較少知識份子們的私利欲望，但支配他們感情的是“仇視一切社會不公”的“平均意識”。導致他們大批投入的是“全民性的心理壓抑”：“管束、挫折、挨整、訓斥、罰款、輿論的壓迫、人際關係的惡毒、官僚驕橫、購物上當、乘車挨擠，下飯館看冷臉，回家吵架；做違心事，說違心話，仰人鼻息等構成的全面而巨細無遺的壓抑。對於他們來說，’六四運動’不過是一個絕好的‘喧泄壓抑的渠道’，——上司不用怕，警察不用怕，連政府也不在話下，能夠萬人在中南海門外齊罵’操你媽’，何嘗有過這樣痛快的時候。”這種“狂歡意識使人們很難清醒地估計到事態的嚴重性。‘六三’之夜不少人的犧牲並不是出於獻身的英勇，而是天真，僅’橡皮子彈’四個字的傳聞就使不少人白白送了命。”

這位作家對八九民運的看法，概括起來大致可以歸結爲如下四點：1、受“集體無意識”支配的非理性宣泄；2、個人的“風頭意識”和權力欲的推動；3、“蒙面勢力”的插手與控制；4、“見好就上，見壞就逃”的投機心理。

——它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對八九民運的看法。從卡瑪拍攝的《天安門》，到著名政論家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比喻，我們都可以看到上述觀點的影子。而通過“八九”，這批“精英主義者”認定：共產黨固然沒有前途，但中國與民主更是無緣。

四、“借”字訣的背景與“超理性”選擇

作家的上述結論，在學術上可以被視爲20世紀晚期“神經學”觀察方面的一項成果，同時也是對現代政治學“行爲主義”方法與“社會心理學”的運用，即一種從當事人或參與者的個人動機、潛意識或集體無意識追溯事物（事件）本質的方法。正如當代政治學家們看到的那樣，這種時髦的方法，往往與社會學的實證主義結伴而行，它們往往所費代價昂貴、手段新奇不凡，但不論觀察物件爲何，都可以得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典句式：“……（物件）要麽直接關心保障和收人，要麽尋求滿足某些無意識的需要和願望。……行爲要麽源自深層的（例如以”統治熱情“的形式出現的）潛意識的驅動，要麽來自因外界社會化或群眾集團的刺激産生的精神需要，它反映潛意識的擔憂或願望。個人被看作在廣告或宣傳的控制或操縱下行事……”

至於這些有國別和文化特徵的“無意識”、“潛意識”的欲望和擔憂具體是什麽內容，只要由各國的學者去填充就夠了。在這方面，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我們的作家、評論家在視線與嗅覺方面，同受過專業訓練的西方社會學、政治學家們相比毫不遜色，它們對於識破“僞崇高”和肅清“假理想主義”，在觀察現實生活的“價值視角”之外還給你一個“利益視角”，使人們回到真實而有些沈悶的世界，——這無疑是非常“先鋒”的。區別僅僅在於，政治學、社會學家與我們的作家、評論家的立場不同，前者是“僕人”，而後者是“上帝”。因爲當他們都面對一大群懷著各自私利、苦悶的蕓蕓眾生時，前者想到的是，應當如何去滿足人們合理的利益和願望，消除導致苦悶的原因，並建立一種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與營造一種能夠容納“多元文化”的制度環境；而後者漠視或輕視人的合理欲望與訴求，並直接導出了“精英主義”。

在《八九民運史》出版以後，筆者也曾遭到一些來自當事人“利權”方面的質問：其一曰，難道民運“黑手”沒有根據個人的素質和願望選擇個人角色和前途的權利嗎？難道我沒有追求活得更好一點，過正常人日子的權利嗎？其二曰，按照中囯共產黨的黨章，難道趙紫陽沒有堅持自己意見或施用黨內鬥爭策略的權利嗎？其三曰，一個合法的政府，難道沒有維持首都治安的權力嗎？

我不能說他們沒有這種種權利。關鍵是這種種權利用什麽方式和代價去獲得。一個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奉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者，應當具有兩個最基本的信念，一是“尊重人的生命”；二是“尊重個人利益”。作爲個人的延伸，部門利益、集團利益、黨派利益也均應列爲尊重之列。在“民主化改造”已經完成的社會裏，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軍隊要錢，應該找議會；政客們要謀權，可以進行合理的黨派競爭；一個人想當明星、想出國，可以去練肌肉、吊嗓子、學寫文章或背外語單詞，不必去搞政治……

在一個符合人性的、健全的、有著充分公共空間的社會裏，人們是可以有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不論是出國、獲獎，當總統、當政治局常委或當明星，還是追求驚險、刺激或吸引異性，或者過“狂歡節”，這是人們的自然的、合理的權利。自由民主制度是爲體現多數人的利益而建立的，但卻是在爲照顧社會訴求的多樣性、特殊性中走向完善的。合理、完善與健康的社會，是人民的社會，是使各種人都能實現自己夢想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即使有群眾運動，也往往能夠限制在一個“有限目標”內。運動的結果，對社會公平和進步也能起到一種調節和推進的作用。

但是，專制社會完全是另一付圖景，也有著另一套政治理念系統。用政治學的經典語言來說，專制制度下臣民如同嬰兒，國家只有一人負責（這個“一人”或許也會“進化”，變爲“一集團”、“一信念”，但總而言之是專制制度）。在這種社會裏，那個“唯一”管著人們的一切，所以人們要獲得一切，不得不問津那個“唯一”。

但專制制度決不可能用赤裸裸的形式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在一個由“革命文化”脫胎出來，又由之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那個“唯一”必須是披著革命的外衣，打著“絕大多數群眾利益”的旗號才能大行其道的：“革命莫過於天下最權威的東西”；群眾運動——革命的溫床——具有“天然合理”的性質：“誰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氛圍中，一切個人私利、部門利益和黨派利益均必須掩藏在“晦暗”中。它的表達只能經由曲折的方式。在這種制度和文化氛圍中，不論是要謀取“私利”還是“偷運”一種新“價值”或“新制度”，借用群眾運動的時機與“革命”的口號，也莫過於天下最“便宜”的事情。

所以，筆者認爲，正是在這種以“最少付出”換取“最大收益”原則、原理或潛意識支配下，1989的朝野雙方，選擇了借屍還魂、借題發揮、借殼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懷胎、借刀殺人……一句話，即被稱爲“大投機”的行爲方式。

毫無疑問，這種集體的共同選擇，是一種精密計算的結果，因此，它並不是“非理性”的産物，而是“超理性”的産物。正因爲與群眾在一起是最安全的，群眾運動被追捧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激進的選擇”是風險很大，但也可能是獲利最豐的途徑，因此，與這種勢力保持一致，適時地利用並駕馭這種勢力就成了一種最驚險刺激的賭博！

當然，同樣毫無疑問的是，當人們在這場賭博中一無所獲，而且幾乎輸光老本的時候，人們自然會將怨憤和責難一齊傾瀉到那些他們昔日追捧並唯恐伺候不周的明星身上……

在存在著這類“超理性”手段的地方，不論是爲了“價值的追求”還是“利益的追求”，我認爲，都不能說是令人滿意的；但我也不得不認爲，那是不得已的。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它決定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必定是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而不是《馬賽曲》或《星條旗永不落》前進的。

正如筆者在《誰應該對辛亥革命負責——與李澤厚先生商榷》一文中所說，正是因爲專制制度的這種特性，所以，它不爆發危機則已，一爆發必帶有“總崩潰”的形式。當然，筆者在《八九民運史》序言中也說到，8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改革中，它的政治與社會狀況較專制時代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是，由於社會結構基本沒變，政治權力仍然決定於金字塔頂端的那個“唯一”，在加上社會急速轉型帶來的各種矛盾，所以，八九民運也採取了”總爆發”的形式。

五、一位經濟學家的啓示

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山西的一個村莊搞扶貧試驗，最開始的時候，他投資在山坡上種果樹，但是，幾年過去，他發現，那些種下去的樹苗，成活的不多。以後，他又想到幫助農民在城市就業，花了很大力氣，辦了一個保姆學校，但是願意來的人也不多。近年來，他自辦起農民小額貸款，農民與他簽約的十分踴躍。

鳳凰衛視記者曾子默在採訪茅先生時，向他提了一個很內行的問題：“爲什麽前一個實驗不被農民認同，而後一個則被認同了呢？”

茅先生說，對果樹的“投資”，本來是一種慈善行爲。從投資方來說，能收回多少是多少，賠了本也就扔了算了。不過，茅先生認爲，即使試驗失敗，也要讓農民學會一點市場經濟的規則，他打算跟農民結帳，要他們重新明確責任，該補苗的補苗，該引水的引水，剩下多少錢，還得還給他。但他發現很難，農民總是跟他拖著，因爲在事情的一開始，他並沒有與農民明確責任和權利關係。……依我們與農民打交道的經驗，這恐怕也就是一樁有來無回的“買賣”了。

農民對一樁經濟活動是否感興趣，是由每個農民心裏的那個“小算盤”決定的。茅先生說，辦的保姆學校的實驗也失敗了。但是他在當地招聘老師的活動，卻得到了十分熱烈的響應。爲什麽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在節目中，茅先生沒有太追述原因。以我與農民打交道的經驗，我認爲，在他們的計算中，一定是認爲，讀保姆學校——這項事業，對他們來說成本太高了。這個成本有時間成本、有家庭生活成本（茅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經濟成本。因爲不論什麽性質的“念書”，必然要花時間、要脫離家庭生活和家務勞動、要花錢（即使路費、學費和食宿費全免，還要花一份日常生活用品的錢，而這部分花銷，在真正的保姆工作中，是由雇傭者承擔的）。這種花錢、花時間、花精力的“書”即使“讀”出來，還是做家務！誰在家裏不做家務？而且大多數保姆打工掙錢，只是一種補貼家用的臨時行爲，並不想作爲一個長期的固定職業。因此，她們很可能認爲不值得去上那個“學”。那些值得他們投入的，是能夠把他們連根帶離土地的“投資”——比如培養下一代、招工，當然也包括出去當教師……

正因爲農民沒有積極性，所以果樹和保姆學校的事業都失敗了。

與這樁失敗的實驗不同，小額貸款的實驗進行得卻比較順利。雖然是要歸還的錢，農民仍然很踴躍地與茅于軾簽訂合同。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狀況呢？茅先生的回答是：農民急需貸款，而國家銀行不能滿足他們。

爲什麽對於一樁“白送”的“事業”農民沒有積極性？而對於一樁有償的“交易”農民反而比較認同呢？在節目中，茅先生沒有仔細的分析。非經濟學出身的筆者卻很受啓發，認爲從中至少可以剝離出三條要素：第一，凡是合作進行的事業，欲達到雙贏或多贏目的，必要受一種契約關係的支配；第二，欲獲得事業的最大收效，必要有參與各方的積極性；第三，在沒有契約的情況下，事物依照約定俗成的文化精神運行。

這個故事再好不過地說明，在中國，即使在貧困地區，並非沒有市場經濟的基礎，中國的農民並不是一幫“好吃白賴”的群氓，他們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事物的價值，並依照約定俗成的規則行事。同時，這個故事也啓發我思考，中國並非沒有實行民主的人文基礎。相反，事情正如孟德斯鳩所說：不論在哪里，“只要有商業，就會有優雅的風度。”

它啓發我思考八九民運，並得出如下結論：1、八九民運其實是一個社會各方都有參與衝動的事業；2、但參與的各方並沒有厘定政治規則和契約；3、八九沒有取得“雙贏”而是取得“雙敗”的結果，原因在於規則認同的危機。

借鑒這個經驗考察八九民運內部的“整合”與“協調”問題，我們可以發現，所謂自由民主事業，並沒有“精英主義者”想像的那麽複雜。它之所以看上去“很複雜”，完全是由於操作者從內心就漠視參與各方的權利。他們只是在向政府要“民主”時，才具有“多贏”的思維，並要求政府講規則，而在內部可以實踐“民主”時，則願意“獨贏”而不願建立一種平等的規則。由此可見，自由民主制度其實就建築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

所以，八九民運的失敗，並不在於“‘一二九’一代”的主導或“’四五’一代”的缺席，而恰恰在於自命爲“導師”又實際駕馭了民運的人，在與人合作時不承認別人的權利；在與人遊戲時不願平等地接受同樣規則的制約。他們所欣賞的道德，並聲稱尊重的“普世價值”並沒有身體力行地去施行。

如果真正理解和實踐了那些道德律，人們就不會在政府對“‘一二九’一代”的代表人物實施打擊時，刻意在民間肅清其影響，因爲那正是你今後要面對的結局；如果真正接受和尊重了那些道德律，你就不會在法庭上大罵中國知識份子“道德淪喪”，因爲你得承認你們一開始就沒有共同的契約；如果承認和遵循了那些道德律，你就不會認爲在你和學生、工人、市民之間是一種軍隊指揮員與士兵的關係，前者可以命令後者爲了“戰爭的勝利”去犧牲，因爲你既未許諾1989年的學生、工人、市民將來予以“軍人”的待遇，你們之間也未建立任何臨時的權利義務關係。

可以預見的是，誰在未來的政治生活中懂得尊重他人——引申至尊重其他利益群體、社會集團、階層黨派——誰就將贏得社會人心，並摘取“整合”成果，成爲民主社會眾望所歸的領袖。

──轉自《北京之春》04年7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