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上一次節目，我和大家一起探討了引進外來宗教的問題，我認爲中國應該大力引進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印度教，但這顯然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爲根本的問題是：如何重建中國的民間宗教，也就是以儒教、道教、佛教爲主要內容的本土宗教。首先，我們要擺正一個態度，放棄那種“宗教是迷信”的簡單化的看法。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也很不全面。歷史告訴我們，宗教還是文明之母。沒有早期的祖宗崇拜的宗教，中華文明是不可想像的，同樣，沒有基督教，西方現代文明也是不可想像的。

那麽，宗教有沒有迷信內容呢？我認爲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對於那些不信教的人，更是如此。但是，迷信顯然不是宗教的全部內容，甚至往往不是它的主要內容。從基督教歷史看，曾經是迷信的東西是被不斷克服的，在這個過程中，消極的迷信往往變成積極的精神動力。同樣道理，中國民間宗教當然有迷信，但可以在發展過程中克服迷信，超越迷信，從而成爲中華文明在新時代繼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事實上，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敢於忽視本土文化，包括本土宗教，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共產黨的無神論有存在的權利，但它不能否定其他宗教存在的權利。否則的話，這個無神論者是不是變得比神還要強大？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無神論者，但大體上能尊重民間宗教的存在權利。中國歷史上的無神論是允許有神的，惟有現代的無神論是不准有神的。這一點今天更應該反復強調，因爲只有如此，才能指望民間宗教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與時俱進。無神論必須尊重有神論，一如有神論必須尊重無神論。

當然，中國民間宗教勢必要面對外來宗教的衝擊，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其實從正面看，競爭也是動力。中國民間宗教必須接受兩個洗禮：它在接受現代化的洗禮之前，必須先要接受那些已經受到現代化洗禮的外來宗教的洗禮。這一點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人處理得比較好，值得中國借鑒。也就是說，我們既不要搞“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那一套，但也不要搞“外來的和尚不准念經”。我贊成類似ＷＴＯ的辦法，在對外全面開放的前提下，儘量扶植本土宗教。

爲此，中國有必要通過一部宗教法，全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信教自由，同時，在財産所有權與傳教活動等方面提出相應的保護性規範，同時要避免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的傾向，爲民間宗教的長遠發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儒教、道教、佛教不是“精神鴉片”，它們應該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政府不能用政治與行政手段壓迫宗教的發展。其實，多一個信教的人，中國就多一份穩定的力量，多一點文化創造的精神資源。何樂不爲？社會秩序是一個綜合治理的工程，不是靠喊“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來實現的，也不是靠那個“壓”字壓出來的。宗教是支撐社會秩序的一個重要支柱，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是人性使然。

當然我不否認，人類文明的確有宗教以外的動力，比如追求權力的動力，追求安全的動力，以及追求物質享受的動力。但是，這些動力如果沒有足夠的精神動力來引導，往往會走火入魔，中國今天的情況就十分令人擔憂。難道不是嗎？中國現在普遍存在的價值真空、道德真空、精神真空的現象還不夠嚴重嗎？可以說，在宗教上的簡單化作法，信仰上的虛無主義，是直接原因之一。縱觀歷史，追求權力、安全與物質享受，不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方面，更不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毋寧說它們是中華文明的某種結果。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必然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甚至是某種理想化的東西。遺憾的是，這個東西到近現代越來越稀釋了，到今天幾乎蹤迹全無，沒有這個東西中華文明就沒有了底蘊。外功再花哨，但沒有內力，何以自立於人類文明之林？

所以，發展中國的民間宗教是中華文明發展戰略的當務之急。不是說要代表先進文化嗎？沒有中國本土宗教的全面發展與創新，中國文化永遠處在落後的狀態，因爲必須在文化上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而且，必然是越跟精神越空虛，越跟價值資源越稀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無論從一百多年的近、現代史看，還是從四九年以來的歷史看，還是從改革開放二十年的歷史看，這都是鐵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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