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4日訊】在外遊途中得知小凱病逝的消息﹐因為上網不便﹐沒有立刻寫一篇悼念文章。回家後也沒有時間上網﹐《北京之春》有關香港問題的文章又緊追著要﹐趕到凌晨才寫完。第二天上網已經7月13日﹐才知道14日要給他開追悼會﹐因此翻尋舊資料﹐匆匆寫出此文﹐以誌哀思。

同小凱認識較早。那時一下認識不少國內出來的朋友﹐腦子裡裝不到那樣多的東西﹐因為我太“反動”﹐也不便寫出來以免害了這些朋友﹐而從1960年大學畢業把日記本全燒光以後﹐也發誓此生不再寫日記﹐因此很多珍貴的史料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淡忘。因此同小凱的認識過程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1986或1987年﹐那時他從美國到香港﹐拜訪《爭鳴》雜誌﹐由總編溫煇介紹我認識。提及文革湖南“湘江風雷”和“省無聯”的往事﹐我怎麼會不知道這位當年鼎鼎大名的楊曦光﹖他到香港﹐似乎也想認識香港大學經濟系系主任的張五常教授﹐因為非常崇拜他的經濟學理論。那時我剛剛開始協助他從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

其後他怎麼同張五常教授接上頭﹐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不久于大海在他介紹之下﹐從美國回中國路經香港時也拜訪了張五常。當時同張教授接觸的﹐還有路經香港回國的中國思想界著名人物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好像也同小凱的介紹有關。後來小凱從美國對張五常做長篇訪問﹐對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刊登在杜念中主編的《知識分子》雜誌上。

張五常非常欣賞小凱的才華與學術觀點﹐也感嘆小凱的坎坷遭遇﹐激發他對中國有為青年的同情心﹐寫了多篇有關文章。1990年12月﹐張教授邀請小凱到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就住在柏德基學院的港大招待所。記得他一見到我﹐就說晚上睡不好﹐因為距離中國近了﹐晚上做惡夢﹐夢到當年的往事。那年的平安夜﹐我邀請他到我家裡過。我在香港《經濟日報》提到這件事時﹐就收到一封來信﹐一位陳先生（忘記了大名﹐因為他從事中國貿易﹐所以後來我在文章中也不敢提到他的名字）說是小凱的難友﹐在獄中同他同睡一個被窩裡。我告訴小凱時﹐他說﹐在監獄裡同他睡在一個被窩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為他被關了十年。還好後來我安排他們見面時﹐他還是認出來了﹐只是大家對說“胖了”。

據我所知﹐張五常本來要安排小凱做“接班人”﹐後來不知道是怎麼樣的誤會﹐此議泡湯﹐改從中文大學挖來王于漸教授。九七後王于漸做董建華的智囊﹐深得董的信任﹐最近出任香港大學常務副校長。

1993年1月﹐小凱從澳洲莫那什大學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新年前夕﹐他在家裡舉辦一個“派對”﹐邀請了當時在香港的大陸學者﹐並且進行了小型的討論﹐他們中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常清﹑國家計委的王建﹑荀大志﹑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孫潭鎮等﹐還有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高長。其中的王建﹐因為提出“國際大循環”名噪一時。

在香港期間﹐他也忙著出版記錄他十年牢獄生涯的《牛鬼蛇神錄》﹐中間出現一些挫折﹐但是最終還是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為後人留下一個記錄。小凱不會自我宣傳﹐這本書的出版也寂靜無聞﹐希望他這次逝世﹐有關出版機構能夠“炒熱”這本書﹐使後來被欺騙的一代﹐能夠重溫文革歷史而認識中共的真面目。

從剛認識小凱不久﹐他就一直要我學用電腦﹐無奈我在這方面愚劣無比﹐一直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到九七年到美國後才“逼上梁山”﹐但還是困難重重。在美國﹐又同小凱重逢﹐那是他從波士頓來紐約開會的時候。他回澳洲後就很少聯繫了。

小凱有崇高的學術地位﹐“正行”是經濟﹐他不但關心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也對對中國的民主政治相當關心﹐有時還會用中文在香港政論雜誌寫一些稿﹐非常的難得。在評論到中國政治時﹐他一直保持著一個學人的良心﹐沒有在權貴與經濟利益面前點頭哈腰。

聽到他得癌症的消息﹐非常吃驚﹐真是“天妒英才”﹐厄運降臨到這位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學者。後來看到他仍然沒有停止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和期望﹐也佩服他的毅力﹐也希望能出現奇跡。可惜﹐最後小凱還是走了。

文革“老三屆”這一代最明亮的一顆星消失了﹐希望他的才華和良心不會跟著走﹐現時的中國特別需要這樣一顆良心和“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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