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不久前，偉國兄轉來一些關於蔣彥永大夫一直未回家的情況。我從6月初蔣大夫未回家開始就牽掛著他，原以爲6月中旬他就能回家，我可應邀拜訪他了。可如今6月份已過，仍不見蔣大夫回家。儘管我與他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謀面，但卻如似我的親人，使我日夜思念，傷心得難以自己，恨不得以我這個無家庭牽挂的光棍之身，去頂替他，使其回家與親人團聚。

回想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前夕，唐山市1.13萬位失地農民聯署提出：“要求罷免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動議”。我因幫助他們遞交這一“萬民折”，在7位進京呈狀的農民代表被唐山警方一網打盡之後，我與其中一位漏網者倉惶出逃，躲在郊外西山的一個倉庫裏。3月4日，我潛回京城，把“萬民折”及其“紀實”用特快專遞寄給全國人大吳邦國委員長，並用電子郵件發給《中國人大新聞網站www.npcnews.com.cn》之後，回到郊外倉庫過夜。因室內寒冷，用炭火取暖，我倆不慎煤氣中毒。我在極度痛苦中，用頭猛烈撞牆並把舌頭咬開而昏死過去，被送到醫院搶救，脫離危險，我的舌頭被縫了8針。大夫開了轉院單，要我們去301或307醫院作高壓氧倉治療，不然會留下煤氣中毒的後遺症。由於我們已暴露在110巡警的視線下，那位農民怕被捕，我只好帶著他繼續逃亡到東郊通州區的一個洗浴中心過夜，爲怕暴露，僅打了一個電話給最關心我逃亡的張耀杰兄，告知我的慘狀。他曾於3月4日爲我的“萬民折及其紀實”在第一時間撰寫評論文聲援。我因舌傷無法吃東西，煤氣中毒和腦震蕩後腦力體力不支，尤其是3天後要去醫院換藥，於3月7日晚回到家中。

之後，我打電話給幾位好友報平安並告知隨時可能被捕。王俊秀兄在電話中告訴我，有不少朋友關心我的傷勢，尤其是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到處找我，要爲我治病。我驚訝地問，蔣彥永是誰？王俊秀說：“蔣彥永是301醫院的主治大夫，是去年最早曝光非典的人，你怎麼連這都不知道啊！如今他又在兩會前夕爲平反六四上書，加上你幫助農民要求罷免之事。你和他成了這次兩會期間被社會關注的人物了。”我想，蔣大夫這位大名醫與我非親非故，怎會急著找我治病？！莫不是天方夜談，俊秀兄不會搞錯吧，我一頭霧水。

我忽然想起王怡兄的大作《2003：“新民權運動”的發軔和操練》www.tvsmo.com，趕緊找出來看，文中寫道：“2003年，我們看到公民李健爲‘公民維權網’被關閉而提起的行政訴訟；看到在四川自貢3萬失地農民走上艱難的‘民告官’之路，以及俞梅蓀對此案長達一年的維權關注；看到蔣彥永、鍾南山大夫在SRAS時期憑藉良知與道義‘搬倒’衛生部長……。”我又見大參考0306刊載的目錄：“1. 蔣彥永醫生上本屆“兩會”會議書；2. 唐山萬人罷書記：俞梅蓀北京中毒險喪命（張耀杰文）。”原來是我的逃亡和傷勢在網上傳開了。蔣大夫不顧自身面臨的政治漩渦，卻在四處找尋抱頭鼠竄的我，真是悲天憫人，使我受寵若驚。但因我家大院門口每日有10來個唐山便衣警察和3輛車蹲守，我不敢冒然去301醫院給他找麻煩。

兩會結束後，我家門口的警察已撤。3月28日，李健來我家探望並帶我去一家關注我的律師事務所，頭一次見面的該所主任張律師熱情地告訴我：“蔣大夫到處找你。”並馬上要開車送我去蔣大夫家。他又說：“近日起，來訪者一律要在門衛詳細登記。”我意識到，驚濤駭浪正向蔣大夫襲來。我怕給蔣大夫和張律師找麻煩而謝絕了，準備過了6月敏感期去拜訪。如今，我對這位70老人深陷囹圄的險惡處境痛心疾首，朝思暮想。

他作爲體制內的最高級大夫，多年來冒著風險，爲天安門母親、鮑彤、江棋生等等許許多多被殘酷打壓的最底層者治病療傷，化解社會矛盾，實在是黨和政府的大功臣，其意義絲毫不亞於他在非典時的貢獻。如今，他作爲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以極大的勇氣上書：“我們黨犯的錯誤應該靠黨自己來解決，解決得越早，越徹底越好。正確地評定六四是人心所向，決不會造成人心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他敢言皇帝的新衣，爲黨和政府擺脫六四困境指引出路。他對整個世界充滿著愛。

不久就聽到蔣彥永大夫被神秘關押的消息，我開始爲蔣大夫擔憂。如今已到7月，仍不見蔣大夫回家，此事充滿更多的變數。分析可能的情況：羅致罪名關押入獄（我深受其害），保外就醫（政府找個臺階下），無罪釋放（政府的英明）。儘管我與蔣老先生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謀面，但他是我高山仰止的爲數不多的一人。

蔣老先生是唐朝的魏征，他效法魏征冒死進諫，魏征沒有死，因爲唐朝有個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認爲：民意是一面鏡子，民意不可違。唐太宗允許臣民有不同甚至反對的意見，在他的身邊不僅有賢明清廉的宰相房玄齡，更有剛正不阿的魏征。這才有爲後人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

蔣老先生是當代的魯迅。魯迅先生棄醫從文，他認爲醫生只能治癒有限的病人，但文人能治癒社會的頑痼。蔣老先生不僅給人治病，更在給這個社會把脈。他是名醫，多年來不計名利（也無名利）冒著風險，憑著醫生和做人的良知爲天安門母親、鮑彤、江棋生等許多被社會傷害的弱者療傷，在治癒病人的過程中，他也感到中國病得不清。他開了藥方，同時他自己成了藥引。

在處理蔣老先生的事件上，國際和國內社會更能據此測出當今中國政治的開明度：政府部門是否按法律辦事，公民是否享有言論自由，是否允許有“批評與自我批評” 。中國是一個病人，一條腿代表經濟，這條腿已勉強能站立；另一條腿代表政治，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開刀除掉病痛或讓其繼續惡化，最終拖垮整個人。讓我們拭目以待。

──轉自《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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