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BBC記者 魏城報導) 周二（六月八日），英國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民主研究中心、中文獨立作家筆會和倫敦“個”書院聯合舉辦了“六四”15周年回顧與反思研討會，分析和探討了這一歷史事件的影響。

這次研討會是全球六四紀念活動的組成部分。今年六月四日是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15周年紀念日，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都舉行了六四紀念活動。

王丹否認八九學生提出激進訴求

這次研討會在倫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大學民主研究中心舉行，據這次研討會的主要演講人、前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說，他本人就參加了在美國華盛頓、加拿大多倫多和這次在倫敦舉行的三次“六四”研討會。

這次研討會分上午的中文講座和下午的英文講座兩場，演講人除王丹外，還有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伊萬斯教授、英國《衛報》前駐中國記者吉廷斯、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廖天琪、旅居英國的中國詩人楊煉、作家馬建和另一位前學生領袖邵江。

曾在上海和香港作過多年記者的吉廷斯分析了冷戰期間西方對中國和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態度，以及“六四”之後初期和如今西方對中國政府的矛盾態度。

美國華裔學者廖天琪則分析了中國和前蘇聯另外兩件東西的異同，她在用英文發表演講時，比較了中國的天安門廣場和前蘇聯的紅場。

廖天琪說，這兩個廣場都是共產黨政府顯示權力和榮耀的地方，但這兩個廣場又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就像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哭牆”一樣，天安門廣場是中國人的“苦牆”：中國人一有不滿和哀怨，就來到這裡，1976年，這裡發生了“四五運動”，1989年，這裡又發生了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如今則不斷有上訪農民、下崗工人、法輪功習練者來到這裡示威。

但詩人楊煉說，他們今天參加這個研討會卻不是為了哭泣。他說：“我們要做的是思考，面對15歲的鬼魂們，誰能無愧地說，我沒有放棄？當整個世界重覆著哭泣和遺忘，我們紀念六四15周年，是否也在賦予它新的涵義？”

馬建小說探討中國人集體失憶

作家馬建從文學的角度談到了“六四”前後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八九民運”期間，北京的小偷都罷偷，但“六四”鎮壓之後，人們突然之間都沒有表情了，人們互相幫忙把“六四”忘掉。馬建最近出版的小說《拉面人》就是探討中國人的這種集體失憶狀態的。

王丹則對八九學潮過於激進的說法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說，八九期間學生的訴求並不過激，與東歐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民眾訴求相比，八九學生的要求相當溫和。

研討會的旁聽者還就八九學運的得失、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海外民運的定位等問題向演講者提出了很多問題。

當一位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問到對海外民運的評價時，王丹承認，十幾年來海外民運是“每況愈下”，但海外民運仍有其存在的意義，因為中國大陸當局全力打壓國內反對力量的生存空間，所以，海外民運的存在具有一種指標意義。

談到海外民運，我聯想起前些日子有關“六四”的採訪中，旅居法國的前“六四”學生領袖封從德和旅居荷蘭的中國學者王鵬令曾對我談起過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不可迴避的兩大問題：民運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和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封從德認為，“六四”悲劇的教訓之一就是：八九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極端反傳統的意識,與民間保留的傳統價值觀格格不入。王鵬令則認為，海外民運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持完全的否定態度。

王丹認為海外民運有存在意義

周二的研討會結束後，我在單獨採訪王丹時，又向他提及這兩個問題。王丹坦率地表達了與封從德的不同看法，王丹認為中國傳統中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確實與民主格格不入，八九學生的不成熟之處也許更多地涉及策略問題，而非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至於王鵬令提出的民運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王丹承認，這是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王丹說：“如果民運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民族主義，那就意味著把許多懷有樸素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民眾徹底推到中共那一邊去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