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親愛的溫總理：
在電視新聞裏看到您國慶期間跋涉在陝西、安徽災區的爛泥裏，高腰膠鞋和雨傘，令人心暖。可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也就是十一那一天，正當您在陝西渭南的災民中間噓寒問暖之時，卻又有一位湖北老鄉來到天安門廣場，往自己身上澆上汽油，點火自焚！
我就想，中央領導是應該下到基層去，到基層現場辦辦公，可是如果中央領導在中央電視台東門口、天安門廣場或國家信訪局門口設張辦公桌，效果肯定同樣好，甚至更好。爲什麽？因爲每次到中央電視臺辦事，總有那麽多可憐無告的各地鄉親來京“串禦狀”。皇帝老爺沒了，中央台要替代朝廷了。實際上他們到了中央台仍然是可憐無告，誰把他們當回事啊，我不用“誰把他們當人”這句話。他們在地方上訪落個傷心，進京到中央電視臺也是十個有九個半傷心，甚至加一層傷心，因爲再也不知道往哪里告了，上天的路又找不到。如果在天安門廣場設個現場辦公桌，那麽安徽的朱正亮，還有這位湖北老鄉，或不至於澆汽油自焚。
好了，我不替他們喊冤。我要說的是：能不能在您這一屆政府期間把杜絕上訪確立爲政府四年或八年奮鬥目標？最近的九年義務教育，振興東北，諸如此類，提上議事日程，制定出日程表，最好也能把消弭國民上訪提上議事日常，制定日程表。當然，現在也實行上訪問責制，守土有責，誰治理的地方有人到京上訪，要受行政處分。您知道，這是鯀治水的辦法，根本不解決問題。不僅不解決問題，反而更積聚問題，更結民怨，因爲許多上訪者因上訪而遭遇地方酷吏新的整治，等於是不平之上摞上新不平，冤屈上蒙上新冤屈。
遙想1998年，那一屆新政府成立時，我曾寫信（當時沒有上網，只能寫信）張左己部長，中國勞動法不保障種地這種勞動，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不保障種地這種勞動形式的人，實在是連邏輯都不答應。農民在大田裏勞動被雷劈，那是跟工人做工被絞進機器而死是同樣的工傷事故啊，可是我們中國這麽多法律，哪有一條是針對農民種田被雷劈（該怎麽撫恤）的呀？我說，在您這一屆裏能把中國農民種地這種勞動形式列入您的工作日程，則功德無量。其實這哪是什麽功德呀，本就應該如此嘛！我不知道我那封信是否最後到達收信人手裏，我知道四年以後的今天，種地這種勞動形式的保障工作已經開啓一條縫隙。9月中旬有報紙報道，山東青島出現首批退休農民。
十一期間有親友從老家來，問及今年的公糧和費改稅，答曰：“還是二百多。”公糧每人二百多斤小麥，人均一畝來地，畝産以八百斤計，二百多斤公糧占去四分之一，是國家規定最高限5%的5倍。
我問：“那能收上來嗎？”
“噫！不給打呀！打的狠哪！”
“不都費改稅了嗎？”
“是費是稅還不是他說了算？就那種電腦出的小條一家給你一個，說費就是費，說稅就是稅。”
“那不跟不改一樣嗎？”
“哎，人貪就百法難治！”
大約是1987年麥後，鄉村兩級組織隊伍去各村“翁公糧”，我的祖父家被“翁”走兩袋小麥。老人八十多歲了，從沒有見過這種收公糧的，要跟他們拼老命。幸有人勸著攔著，命沒有拼成，可是最終還是送了命，很快檢查出得了肺癌，1989年夏末去世。那次“翁公糧”起碼是老人的間接催命鬼。如今十幾年過去了，農村收公糧還是這個德行，搶糧食，打人，天哪！我們什麽時候才能改好哇？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二十年。從改革開放至今，二十五六年。前二十年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鬥爭、群衆鬥爭苦害了許多人，幾十萬的老幹部，幾十萬的右派，還有幾千萬餓死的農民，他們的家屬還不在此數，這都是全局政策性的失誤造成的。後二十五六年，全局性政策性的失誤基本沒有出現，可是全國滿天星一般的因具體執法者、具體執政者素質造成的冤屈和不公正，特別在農民和民工這兩個群體裏，其數量也決不是一個小數目。媒體上常常報道被打死的，喝藥自殺的，還有像孫志剛這樣的打工者，像朱正亮這樣的自焚者，二十多年，全國該有多少啊。我們政府應該設立專門的專案，摸摸這個底，從而科學評價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成功和缺失，從政策上加以因應，以便更有效地提高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適合人類居住性的指數。這是我發明的一個標示社會文明水準的新指數。
上訪是中國社會最醜陋的現象之一，是中國人權狀況的體外腫瘤，不用任何儀器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5日）報紙又報道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又就人權問題跟美國打嘴仗，說我們中國人權狀況如何如何。只要我們這個遍及全國的上訪現象不滅絕（自朱正亮起，上訪升格爲自焚），我們永遠不要跟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嘴硬。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政府到了塌下身心真正用全力解決國民精神生活品質惡化問題的時候了。我認爲您這一屆政府起碼應該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做這件事。物質再富裕，人的精神幸福指數不提高，力氣全白掏。
從您這一屆著手，把消滅上訪、澄清吏治提上日程，中華民族幸甚！我代表我自己，向您先鞠一躬！
我與全國人民一樣，目光追尋著您視察災區的艱辛而溫暖的腳步，萬望您於奔波勞瘁中善保金軀！
您的真誠的，焦國標
2003年10月5日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